【明報專訊】「Keeta，你有一張新訂單，請及時處理。」在餐廳堂食隔三差五聽到這Keeta催命符，不難想像Keeta的接單量有幾多。外賣平台戶戶送（Deliveroo）宣布其香港平台營運至4月7日，便會撤出香港，網上連日來有不少關於外賣平台打價格戰的討論，有學者認為Deliveroo離場並不稀奇。在Deliveroo撤出香港之際，Keeta另邊廂又有新搞作，宣布在香港試用無人機送外賣，稱送餐時間比外賣員在地面配送快近一倍，此舉又會否令平台經濟再起風雲？
設空投櫃取餐
市區衛星定位易受干擾
Keeta是內地科技零售公司「美團」旗下的外賣平台，美團早於2021年在深圳啟用無人機配送服務，將外賣或其他商品送至指定無人機空投櫃讓客戶領取，其無人機載重量最多2.4公斤，即約為3杯大奶茶的重量，貨物連機身最大起飛重量則為9.5公斤。現時在香港《小型無人機令》下，涉商用或較高風險的進階操作、重量達7公斤或以上的無人機，須先獲民航處操作許可及註冊才能飛行，並就身體受傷或死亡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最低保額1000萬港元。
Keeta早前獲選「監管沙盒」試點項目，可在香港試用無人機送外賣，首條航線為沙田科學園至對岸的馬鞍山公園，飛行時間料在10分鐘內。香港理工大學航空及民航工程學系助理教授黃海龍指美團送貨的無人機以鏡頭輔助，用衛星定位，「無人機飛到空投櫃上方時，空投櫃會打開並顯示一個二維碼，無人機上的鏡頭便掃瞄這個二維碼來定位」。黃續說，空投櫃一般設於空曠地方，譬如公園和商場天台，因為衛星定位的準確度易受天氣和障礙物干預，「當無人機靠近樓宇，或者在樓宇內，它的定位效果會極其不準確」，此外天文現象如太陽風暴干擾電離層，也會影響衛星定位系統。
黃海龍帶領的理大研究小組去年展開讓無人機自主導航並配送到客戶露台的研究「Last-centimeter」。有別於美團無人機用衛星定位，黃研究用的無人機以激光雷達定位，通過計算無人機向目標發射激光後反射回來的時間，判斷無人機與障礙物的距離。黃說此技術不太受樓宇密度影響，無人機能躲避高樓飛行，「它的好處在於沒有語義信息，避免侵犯住戶私隱」，他解釋激光雷達能檢測障礙物，但無法識別障礙物具體是什麼。因此，他們的無人機在空中航行時或有機會撞到飛鳥。
黃續說，香港地形相對複雜，「有樓宇的阻礙，風吹的方向難判斷，對（無人機飛行）安全性影響很大」，他們擬用風速儀測量城市風場（風向和風速），蒐集測量數據後進行機器學習建模，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解決風場評估問題。他初步估計無人機能載重兩公斤的包裹，靠一顆鋰電池供電，平均可飛行20分鐘，以每小時10公里的速度來算則可航行3至4公里，「（無人機飛航時間）沒統一的結論，不同無人機的能力不一樣」。
環境、法規、投入限制 或難複製深圳規模
《小型無人機令》不容許小型無人機「超視距飛行」，「儘管我們的無人機是自主導航，不需要人來操作，也必須有人看着無人機」，黃海龍說。不過獲選低空經濟「監管沙盒」的試點項目可與民航處商討有條件上調無人機重量及准許「超視距飛行」，讓無人機在指定航線內，安全地在遙控操作員視線範圍外飛行，民航處亦研正式放寬相關限制。
要落實點對點的無人機配送，黃海龍說運用地理信息系統，了解城市實際地理環境，「避免人多的地方，規劃一條空中飛行路線，再大量測試」，路線要經多次測試證實可行，飛行航線才能選定。他續稱無人機飛行不受樓宇高度限制，「而是法規的限制」，他的研究團隊沒試過在香港進行無人機飛行測試，「我們的項目是在內地做，使用專有的空域，飛行高度在120米範圍以下」。黃坦言香港無人機送遞服務或難發展至深圳的規模，「若沒有政府補貼，單靠企業的投入，沒辦法把這個事情跑起來，而且香港的城市環境確實比其他地方複雜得多，營運成本也會非常高」。
客人想足不出戶
外賣至空投櫃非點對點
研究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陳藝強和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均認為，關於無人機，甚或科技取代人手的擔憂必然存在，但它未能完全取締人力工作。陳藝強為研究訪問香港和台灣的平台工作者時，時會聽見車手怕被科技取代的憂慮，但他暫未見香港會有很大影響。歐陽達初則舉例說，香港有無人駕駛巴士，但仍未於市區推行，巴士依然需有司機駕駛。
一般人叫外賣圖的是足不出戶夠方便，任Deliveroo車手5年半的興叔（化名）聽說Keeta試用無人機送外賣，便直言：「不也是要客人自己走去拿，客人習慣我們將外賣送到他家門前，我們送到地下大堂，叫他下樓也不行。」有時興叔要送外賣到唐樓，沒有電梯，客戶甚少會下樓取餐，更別說要他們走到外賣空投點，他認為無人機送外賣只能作輔助，無法取代外賣員，甚至主導市場。
歐陽達初亦說，無論使用無人機配送否，是foodpanda還是Keeta，其服務可用性很重要，「平台經濟講的是令客人覺得方便，無時無刻存在一些可用的服務供應商」。他續說外國也有用無人機送外賣，「外國一般是獨立屋，不用上樓，（無人機送）外賣放在門口就可以了，也沒聽說無人機在外國能全面取代外賣員」。
如此看來，Keeta的無人機外送服務未必帶來外賣平台新氣象。另一方面，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林凱汶則認為Keeta營銷手段確實吸引大批客戶，搶佔市場份額，同時亦加深外賣員之間的競爭，令外賣員只好為它賣命，終將平台三分天下的局面變為兩台鼎立。
平台操控愈演愈烈
加深「演算法牢籠」
「所有（外賣平台）公司都會操控單價，獎罰制度等全部都由平台決定，然後不斷改制度，單說過去一年，Keeta可能都改10次以上」，阿汶無奈地述說Keeta的手段。Keeta設準時獎，外賣員在限時內完成送餐便可獲5毫至4元獎金，送達目標時間及金額由Keeta決定。阿汶說有Keeta外賣員反映，Keeta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將應用程式裏的等餐時間改前，令準時送餐的外賣員在系統顯示遲送餐而減少獎金。
阿汶又稱Keeta的接單價「跌得最快」。興叔稱假如一張跨區單若沒外賣員接，Deliveroo會再加單價，Keeta卻會不增反減。阿汶說在平台演算法不時更新，單價和派單的計算方式不透明下，外賣員的工作處境被動。她解釋，Keeta去年9月更推出「K Go」計劃，挑選部分自願減薪的外賣員獲派更多訂單，又設專屬任務衝單獎、團隊爭霸戰和雙雄爭霸戰等，讓外賣員比併並爭奪額外獎賞，「同時不斷減低你的基本收入（即單價），變成要愈做愈快和多，才能維持合理的整體收入」。相較之下，Deliveroo在此方面的控制則相對少。
陳藝強解釋平台的經營邏輯，他說平台會先進軍市場，後搶市場佔有率，透過調整價格結構（price structure）如推出優惠，在短時間聚集商戶、外賣員和顧客。正因如此，大部分外送平台都是蝕住錢做，例如foodpanda的母企Delivery Hero去年度業績才首次錄得正現金流。陳續說平台打價格戰至沒有競爭對手，會逐漸減少以往的獎勵措施，但外賣員非平台僱員，「變相平台減車手單價時不屬違法，但車手想離職也沒其他平台可轉」。
平台各有壟斷傾向 外賣員「假自僱」缺全面保障
正如Deliveroo撤港，興叔要轉做foodpanda或Keeta，他本欲做Keeta車手，「Keeta訂單量更多，哪裏多單，就去哪裏做」，卻因年逾65歲無法申請，只好轉做foodpanda。興叔有感新冠疫情完結一年來，Deliveroo訂單量下跌，他說疫前午市和晚市，他平均一小時內能接3張單，疫後則接一至兩張。根據Measurable AI發布的2024年數字經濟年度行業報告，截至去年第一季，不計外賣自取和生活百貨配送，Keeta按商品交易總額（GMV）計算的市佔率達為32%，按訂單量計算的市佔率則有43%，其訂單量市佔率超越以往主導市場的foodpanda六個百分點，比Deliveroo的更高出一倍有餘。
對於Deliveroo退場，達初直言「其實很理所當然」，就像2021年停運的Uber Eats，平台發覺無法營利便會離場。至於這些平台為何能輕易說走就走，達初解釋，「因為它與外賣員沒僱傭關係，什麼遣散費、待通知金都不用負責」。加上外賣平台各有要壟斷市場的傾向，「不論香港還是外國市場，均難以容納3個或以上的平台，因為這些數碼平台依賴演算法，平台經濟本身也建基於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該數據網絡由外賣員、顧客和商戶建立，數據愈多，平台作出的市場預測便愈準，令平台更有擴張其市場規模的動機。
比起Deliveroo是否難敵Keeta和foodpanda，興叔更想知道Deliveroo撤出後，他去年9月索償的醫藥費會否追討無門。現時外賣員以自僱身分接單，缺工傷保障，政府上周表示今年內會擬定保障平台外賣員的方案，有議員建議參考外國經驗，將外賣員定義為有別於僱員及自僱人士的第三類工作者。阿汶說這種定義變相將外賣員視為「低於僱員的身分，令外賣員享低一等的待遇」，但她認為這不合理，因為現時外賣員是「『假自僱 』才沒應有的全面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