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意語言，和任何文字，每一次接近展覽時。像「畢加索：與亞洲對話」於英文其實作conversation而非dialogue；中文都可譯「對話」，但後者較實，較重（書劇的對白；國家或團體的交涉）。如此選詞下，「畢加索」，「亞洲」，二者不需完全咬合，偶爾漫談，自然生成某種之間的碰撞就可以了。這是很可行的策略，既以群像彌補了借展數量不足的問題，也避開了語境不完全匹配的尷聊感。但真的做到？逾60件畢加索真迹對上130多件館方藏品，總有種硬銷希克的感覺，而，反覆見着「某東西令人想起畢加索」的描述句也太附會太方便。我想回到根本：「對話」作為策展語言終究指什麼？
構圖，筆觸，顏色，物料，是一種語言。動線，燈光，陳列，作品標籤，又是另一種。從此引伸，「對話」有三層——第一層，畢加索作品與亞洲藝術家作品；第二層，館方與第一層；第三層，觀眾與第二層。替第二層代言的總策展人鄭道鍊稱，對話法有五：「致敬」、「關連」、「回響」、「批判」、「偏離」。一味指出它們在展場裏如何疲軟乏力並不難，如我驚訝，畢加索情人的肖像畫妥妥美美地掛在白牆上，那「提醒我們隱藏於這些作品背後的魅力與殘酷」的納里尼．馬拉尼《女人的敘事詩》在對面連畫框的邊都碰不上，魅力的殘酷的彷彿是途人對這數碼動畫的匆匆一瞥——但我更想理解conversation性質的「對話」。
所以來一場實驗。H問「被男性凝視感覺如何」，他的鏡頭看着我15分鐘，我坐上他製的木椅。H特意把方形椅做得寬大，讓我轉換姿勢，再將不同視角的錄像剪碎、重合成一張圖。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就是讓事物碎裂然後重組。這是一次雕塑、表演、攝影、拼貼的實驗。Conversation不需過於嚴肅的定論，想到就說；如我覺得幼細的椅靠像畫框，答「一些剎那，很能代入畢加索筆下的女人，反過來意會到，男性凝視關乎語境、能動性，與權力位置」。還發現，不用嘴巴，單靠存在之物來「溝通」真的很困難——兩頭多手一節一節的怪物，是大衛霍克尼的攝相拼圖，抑或米羅的超現實主義？不拼回人形是因為不想性化、物化女性（與畢加索區隔）？
無法說明的感受都深刻。若展覽語言是鑰匙，「對話」扭開的門是「我」和「你」的專注存在。
文：吳騫桐（寫字的人當藝術行政。IG @odeng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