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據報，今年DSE歷史科有一道題關於五四運動，考生不應驚訝，當然也不會興奮，更不會熱血沸騰。有人可能「貼中」，背好了標準答案；另外有人可能在埋怨，為何這道題是必答，不像卷二那道文革題，不能避而不答？
五四運動的確像一道必答題，有標準答案，如果可以不答是最好，但通常也無法永遠繞過它。
五月四日在中國大陸叫青年節，除了14歲至28歲的人可以放半天假外，內地和香港也會有官方紀念活動，但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意義是什麼呢？大約4年前，中國大陸有一部被譽為神劇的電視劇叫《覺醒年代》，由北京市及安徽省宣傳部門精心策劃，講的就是五四運動前後的知識青年，頗受新時代中國文青小圈子歡迎，我也湊個熱鬧去看了。雖是主旋律，但它的敘事、影像及選角出色很有心思，雖然大部分人還是會看得呼呼大睡，但又的確能「撻着」少數人仍然繞不過的五四情結。說是情結，其實有點過了，沒有經歷過那個熱血的年代，只是拾點餘韻，「嗨」一陣子，打點「雞血」，做些梗圖開心一下而已（我自己則買了一個印有魯迅樣子的手機套）。據說當年有4000人看完電視劇後，去了合肥的延喬路，祭拜陳獨秀兩位壯烈犧牲了的兒子陳延年及陳喬年，因為劇中兩位年輕演員真的很酷很帥。
無論是這部劇或官方宣傳，說它會洗腦，也恐怕言過其實。五四大概只是對部分人有點短暫作用的幻象，「熱血」不能當水喝當飯吃，陳獨秀一家被電視劇平反了，但誰還會學他們？
五四運動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年代，現在年輕人覺得躺平好了，或者躺着抗議。據說「躺平」一詞源出於一篇叫〈躺平即是正義〉的帖文，躺平了，還講正義，大概的意思是，表面雖然不努力工作、上班摸魚、不結婚、不生孩子、不買房，但內裏對現實有不滿，對公義有追求。這種隱藏的不滿，令官方覺得不要得，也令好事者寫出比前文更激進的《T平主義者宣言》。革命修辭不少，但要刻劃出一個又躺平又引領風潮的五四青年，實在考驗想像力。
內捲式躺平
躺平早已為人談論良久，不新鮮，較少人談的另一現象叫「考公」。過去10年，每年報考中央政府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考試的人數有增無減，已近300萬，因為有年齡限制，所以他們都是35歲（應屆碩博生放寬至40歲）或以下的年輕人。中國年輕人都報國心切，以天下為己任？「考公」的理由不一而足，但我聽過最多的，是想在不安穩的年代找一份安穩的工作，躺得更舒服。
如果高呼躺平是一種想脫離體制的民間活動，「考公」則是要與體制共存內捲其中，算是生涯規劃，也是特種產業。不少考生會去報讀培訓機構的筆試與面試班，也花盡心思選擇適當的部門申考，努力揣摩面試時的標準答案。曾有一名匿名面試官在網上發文而爆紅，他埋怨要聽海量考生機械地背誦預備好的、極其相似、充滿官腔的講稿，自己則麻木兼隨意地打分選取國家棟樑。這種連官府也受不了的「熱情」，我已分不清算是積極迎合還是消極抵抗。
有人想徹底躺平，有人內捲式躺平，再加上近年「潤」到海外去的大勢，因此，每年遇上五四運動紀念日，要重溫「少年中國」的大敘事，更覺認知失調。
通常克服這種失調的方法是「中國式逃避」，讓官大人在特定場合把五四反覆說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原點，甚至我們也跟着念誦或感受一番，但不必認真。這種方法的最大效果，是令五四變成煞有介事，但又可有可無，虛應故事。至於另一種較少人採取的方法，就是認真重新閱讀五四，我來試一下。
以一戰後時局看五四
幾年前在美國剛去世的王康，曾在內地，特別是重慶，是很有名的公知。多年前他在一個紀念五四的演講裏，提出應從一戰後世界局勢去看五四運動。一戰的結束，本應是老版帝國的末日，包括德意志、奧匈、鄂圖曼3個戰敗國，以及栽在俄國革命之中沙俄土；反過來，新興民族主義高漲，特別是飽受殖民及帝國主義壓迫者。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和應，歷史學家稱之為「威爾遜時刻」。中國也適逢其會，一戰時，北洋政府派出勞工支援在歐戰中的協約國，令中國人期望可以讓大國看得起自己。但是，在巴黎和會前後，大國的利益及盤算仍然主導戰後格局，因此才有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權益這種事發生。因此，「威爾遜時刻」令人期望愈大失望愈大。
威爾遜的言行不一，觸發了中國人對大國欺凌的憤恨，民族主義高漲，甚至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愈趨激進，造就了列寧的時刻，以及布爾什維克的吸引力。就在五四運動前不久，俄國革命結束但內戰沒完，列寧便成立了第三國際，公開聲明蘇聯放棄沙俄在中國佔領的全部領土（雖然後來幾乎沒有真的歸還過），獲得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再過不到兩年，就是我們熟悉的第三國際派出代表來華的故事，協助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成立中國共產黨。
在新中國話語中，五四青年是民族覺醒先鋒，但從20世紀初國際政治角度看，是美國與蘇聯這些外國勢力互相爭逐，愛國青年在漩渦中激進起來。
近30年，無論中國或西方史學界對五四的研究，漸漸離開了國族歷史的敘事，有人像王康那樣以全球角度看，有人往更小的地方或區域看。例如華語世界裏，「五四在XX」的著作及研究汗牛充棟，連香港也有陳學然教授寫的《五四在香港》了。這些研究經驗資料豐富，未必有很突出的問題意識或理論意涵，但是卻帶出不少在大論述中被忽略的小人物。例如，好些在1919年的激進青年，後來為什麼掉隊了？
那些離去的青年
五四地方史的創始，大概可以由美國華裔教授葉文心30年前寫過的著作算起，這本叫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的書，講述1919年前後年輕共產主義者裏的一群「杭州幫」，他們大部分後來沒有成為新中國的重要政治人物，反而是陸續脫黨。「杭州幫」的成員一般出生在浙江中南部，讀過點四書五經後，便沿着錢塘江去到北面經濟發達起來的杭州，開始接觸西洋新學。五四運動前後，他們到了上海，參加運動，後來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葉文心指出，「杭州幫」的激進化，跟浙江的經濟及社會結構，以至地理分佈有關——他們出生成長於極為保守、儒家文化濃厚的農村鄉鎮，推動他們激進化的，不是民族主義，也非西方思想，而是對傳統秩序的批判與憤慨。在經濟及城市發展中，舊社會的倫理關係日益變得腐化與壓迫，這大概與魯迅說的「禮教吃人」的背景類近。例如施存統，在五四時期發表了著名的文章〈非「孝」〉，就是因為嗜財如命的父親把母親虐待致死，他傷心欲絕時寫出來的，他亦由此開始自己的共產主義之路。
不少年輕人對共產主義有興趣，正是基於一種類近的文化關懷，因此，不少人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甚至不過是追尋烏托邦的文青。當革命後來變成爭奪國家權力的武裝鬥爭時，愈來愈多人感到跟不上形勢而離去。
我覺得，五四運動未必是必答題，我們也未必一定要對五四青年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崇敬之心，更不必覺得今非昔比。如果一切也只是全球大局與地方小格局裏的因緣與時機，那麼，躺着固然有時，也許站起來亦有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