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被逮口占〉其三）
撂倒帝制後中國又再迎來了動盪的時代：北洋政府、軍閥割據，但同時也開闢出新氣象：新的語言、新的教育、新的社會體制。談起近代史的重要事件，繞不開1919年的五四運動，而1883年5月4日，一名被千夫所指的「漢奸」汪兆銘則在廣東三水出生。他更為大眾熟悉的名字，是「汪精衛」。
去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楊治宜出版著作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的中文版《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前半部記傳、後半部議論，以汪精衛為中心刻劃出一整個黑暗時代的文學群像與幽微心事。細思與日本合作之外，他曾作何令人髮指的行為？合作前的他又有何作為？對大眾而言，似乎除卻「漢奸」之名外，大多是一片迷霧。細啄史料與汪氏詩文，原來年輕的他是無政府主義者，更曾刺殺清攝政王，文首詩句便是當時繫獄所寫，似乎抵得上「烈士」一稱。但在烈士或漢奸簡單卻強力的定型之間，或在宏大敘事之外，汪精衛乃至其從者，似乎以舊詩作為抵抗歷史據論的信箋，向後世傳遞從另一角度觀照時代的異音。
楊治宜受訪時提到自己撰寫博士論文時師從德國學者Martin Kern，而德國學者習慣第二本書跟第一本書的主題年代相隔愈遠愈好，故本來研究宋代文學出身的她便將目光投放到近代，並打算以柳亞子及南社為題寫書。未料研究數年後，聽聞2015年上海圖書館將整理柳亞子死後所贈數萬封
書信，為免書籍的價值大打折扣，便另覓新題。是時發現汪精衛先為南社代表人物，又留意到其與胡適等人的交往，發現為當時政治人物裏士大夫氣息特別濃郁的人，便開始對汪氏的文學面感到興趣。
歷史與文學印象之別
初讀汪詩深受感動，楊治宜說「感覺能從詩歌觸摸到這個人」，再從史料接觸其政治行動與演講辭，卻又驟覺陌生。「歷史真相還是要不斷被追尋，但詩歌裏面建構起來的永遠是讀者聽到作者聲音」，中國詩歌傳統強調「詩如其人」，汪精衛作為第一流詩人自然擅長塑造強烈的作者形象，這種歷史與文學印象之別恰是詩歌予人的一重幻象。楊治宜以往對汪氏了解不多，卻覺曾在中學課本讀過「引刀成一快」一聯——語文課本裏慷慨激昂的烈士，在歷史課本卻是賣國賊，然而後來翻閱所有課本都未有尋獲該詩的蹤影。由這存在於記憶誤差的雙重形象展開書寫，她認為既然文學作品的作者永遠經過讀者重新建構，評論的前提便是要求研究者勇敢地承認詩歌聲音和歷史人物並不等同。而允許歷史真實和詩歌真實兩種真實同時存在，並重新審視兩者的鴻溝，或許才能更全面地貼近「真實」的全貌。
研究近代中國爭議人物，殊不簡單。專書便分為兩篇，上篇「士大夫政治的終結」為歷史性的傳記，徵引海內外史料、詩詞構織汪氏一生；以「記憶詩學」為名的下篇則似乎延伸到他周邊的文人圈子。研究宋代文學出身的楊治宜表示，古典文學資料多已有前人整理，研究近現代則需要「翻檔案」，但汪精衛的檔案資料不易取得，而早期傳記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雖盡力公允，卻受限於史料與時代背景，對其投敵後事迹皆改用譴責手法。這次楊治宜則為蒐集研究資料走訪各地——兩次到訪南京檔案館所看到的檔案材料都不同，日本戰後銷毁不少檔案，未能找到突破性新資料；反倒在里昂市立圖書館三樓一角發現里昂中法大學的典藏，作為該校創立人之一，汪精衛旅法後的資料亦多有收集其中。在蒐集前人較少提及的海外材料期間，她想到如通過詩歌解讀出來的不是唯一的真實，那麼若未對歷史真實盡力的回溯，或難以開展討論，便開始研究作為歷史人物的汪精衛。
懲罰性遺忘
在此基礎上，構成全書的最後一個基礎材料，是「記憶」。全書論述在「懲罰性遺忘」概念下展開——資料檔案的利用受限，汪精衛經歷了第二次死亡：記憶的湮滅。走訪中國各地，楊治宜發現不少民國人物故居都有標示，唯獨汪精衛居所皆無任何紀念文字，重慶、廣東、上海、南京無一例外，比起大力譴責，更似是默默地將其化為某一個大家都不記得、陌生的存在。
書中談論「我們要怎麼樣記憶歷史」——當歷史由勝利者書寫，失敗者、犧牲者、被遺忘的人的正義在哪裏？楊治宜一再重提她在書中提出的一個疑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上可以看到死難者的名字被銘刻牆上，但為何花園口決堤、大躍進三年饑荒的死難者則未獲整理？箇中因由或非關乎歷史重要性，而是誰較符合勝利者的書寫目的。惟她認為正義不是面對勝利者，而是面向被侵害者、被侮辱者、被傷害者、被犧牲者，學者則扮演着讓被淹沒的聲音重新獲聽見的角色，而大度的勝利者也應能傾聽被其勝利的車輪壓倒的死難者之聲。在政論文章以外，詩或許能更整全地觀看汪精衛，乃至整個時代的棧道。
著作副標題有「詩歌」二字，讀畢全書卻覺下篇比起專論汪氏文學作品，更似是一副以他為核心的汪政權文人文學群像。楊治宜亦言有人認為對汪氏詩詞徵引不夠，但她認為詩詞是接近歷史、人與思想的方法，而非目的本身。比起數量，更關鍵是拿來說明什麼問題——詩詞跟歷史跟記憶的關係，甚至是提出「以詩歌為方法介入與其他知識領域對話」的新範式，絕非汪精衛詩詞鑑賞工具書。如果記憶並不止存在個人頭腦中，更多由跟他人、跟歷史、跟文學場域的對話建構，書的下篇則圍繞着汪氏詩詞與他人詩作互動展現的文本性、時間性與空間性三個課題展開討論，展現出三種詩歌的記憶形態。
如第四章〈記憶地圖〉便僅圍繞〈舟夜〉一詩討論，比之材料的堆疊，文學研究更重要的是面對文本的複雜性和多異性，一首詩不是汪氏一人聲音的組合，詩同樣通過用典不斷邀請其他聲音加入到合唱豐富自身，可用複調的讀法解出非常豐富的層次跟意涵。同樣思考延伸至第五章「刺客像誌」。如今一說烈士馬上想起荊軻，汪精衛也多次以此自喻，然楊治宜通過整理資料發現歷代對荊軻的評價不斷改變，也讓人思考刺殺者和個人行動與權力關係——荊軻、太子丹、秦王關係複雜，荊軻刺秦，是因其淪為太子丹走狗，還是因為這個並非燕國人的刺客對燕國的熱愛所致？汪精衛早年對荊軻的闡釋須置在民國早期無政府主義英雄情結的浪漫想像中理解，但楊治宜提到汪精衛回應龍榆生、李宣倜在1941至1942年就《易水送別圖》而揮就的詩作〈豁盦出示易水送別圖中有予舊日題字並有榆生把覽之餘萬感交集率題長句二首〉其二，頷聯「生慚鄭國延韓命，死羨汪錡作魯殤」沉哀非常：鄭國為秦造渠以苟延韓國之命，卻使秦國國力日盛以滅六國，而為保護魯國戰死的童子汪錡被孔子視為烈士，自己卻徘徊二者——若視日本為秦，當下之舉會否讓日本的大東亞帝國更加強大，而中國獲勝後是否又未能被視為國殤？刺客與汪氏的像誌，似乎為其舉措與在抵抗和合作之間留下可供細味的間隙。
但黑暗時代，更值得玩味的，或許是一次集體性的沉默。六朝、南唐定都，卻歷侯景之亂、太平天國屠殺，汪政權所處的南京，作為金粉與白骨交替覆疊的城市，似乎早已成為一個特定的記憶場域，在歷代文人筆下不斷被召回，以過去影射當下。書中〈金陵不懷古〉處理的正是空間與歷史記憶的問題，民國不同時期屢屢出現〈金陵懷古〉的詩詞，數次屠城事件後亦成為相關創作的高峰期，楊治宜本來亦打算研究汪氏合作政權期間的〈金陵懷古〉，翻了一圈卻發現幾乎沒有汪政權文人以此為題書寫。她分析，當用典成為以懷古抒發對當下之思的工具，「金陵」典故背後千百年的興衰循環，似乎也成為了汪政權面對歷史事件思考自身存在獨特性乃至正當性的難以面對的陰影。而回到當時一再出現的荊軻意象，她提到這個典故似乎也在豐富政權意涵的同時讓它問題化——如果汪政權是荊軻，誰是秦國？蔣介石，共產黨，還是日本，或未可知。
著作遭汪外孫質疑
英文版出版後為學界讚譽，中文版出版後卻遭近年積極出版汪氏手稿的汪精衛外孫女何重嘉質疑。她早前發布影片指楊書雖有糾正歷來謬誤但有矛盾之處，日前續有發文。她引汪精衛1934年《東方雜誌》所刊〈自述〉中「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述，當作自傳，是最真實，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一句為據，指楊書曲解汪精衛本意，言其臨終時不願追隨者再出版政治論述而只留詩歌傳世。何重嘉更指書內「平生的論著和講演都是時流之中臨機應變的產物，雖然博得一時喝彩，但終歸應當付諸遺忘」一句雖引用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著作中對汪文嬰就汪精衛話的轉述，「應當付諸遺忘」為原書所無，有附鑿之嫌。
面對質疑，楊治宜稱近代研究學者跟後人的衝突常見，「任何有自己動機的讀者都會從書中獲得他們想看到或者不想看到的說法」，不同的評價也反映書作並非簡單的翻案作品或譴責作品。她稱書成前曾與何女士見面，書內亦未憑空加入「付諸遺忘」數字，中英文版出版前亦再次根據日文原書校對一次；書中亦整理了汪精衛平生大量政治言辭，為表現汪氏早晚年對自身文字看法的改變——早期非常重視自己的政論文章言論，詩詞則不予重視，即便1930年曾仲鳴整理出版其作為《小休集》，亦暗示詩詞只是「小休」的產物，臨終卻囑咐後人出版詩詞集，產生巨大變化。爭議或未能三言兩語說清，也可能涉及翻譯的技藝，但雙方同樣援引汪精衛「生平的思想言論，都跟隨着時事的變遷，陸續發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真正可以留存後世的，就是『雙照樓』詩詞了」一句，無不印證晚年汪精衛對詩詞作品的重視。而詩，或確可讓我們瞥見另一副可能的面貌。
以詩穿梭歷史與記憶
古典文學中的歷史場景對今人未必有切膚之感，但楊治宜卻言寫作本書情感上極為疲勞，材料涉及近代慘劇，走到南京會想起在街邊堆積起來的屍體，走到重慶會想到防空洞如何受到轟炸，頓時大地到處都是屍骸與死難。然雖未對其他汪政權文人有太多關注，但書成後不少汪政權文人聯絡，指解開了對祖輩抉擇的不解，也消除了塊壘，為此感恩。
楊治宜依然對宋代文學抱有熱誠，但指大量近代古典詩詞創作仍然被遮蔽，作者或是政治家或是學者，深入探究或能帶來對現代知識譜系的重新認識，待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後期望投入有關左翼文人詩詞與革命古典主義的研究。而以詩歌為方法，穿梭於歷史與記憶的縫隙，詩中聲音的心靈掙扎雖未必等同作者的真實心情，又可能是出自特定寫作意圖，但面對足以讓人看到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