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藝.報道:意象是藝術作品的靈魂——記嚴歌苓「我文學寫作中的意象」公開講座

文章日期:2017年01月09日

【明報專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的公開講座「我文學寫作中的意象」,於去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大樓許磐卿講堂舉行,講者是中文學院二○一六年的駐校作家嚴歌苓女士。嚴歌苓是一位美籍華人作家及荷里活電影編劇,其作品以中英文寫作,後被翻譯成法、荷、西、日等多國文字,而其中的主要作品《扶桑》、《金陵十三釵》亦曾被改編成電影。一個多小時的講座中,嚴歌苓分享了意象與寫作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關係。

一九五八年,嚴歌苓出生於上海的書香世家,其父為作家蕭馬,她是一位多產作家,多年來創作了多部小說。她的作品都是從意象開始,再發展成一個故事。在講座中她多次強調成功的藝術作品皆有意象,意象是一種創意思維,是可以從一篇小說、詩等藝術作品抽離出來的一種形象,這種形象思維十分重要,可賦予作品詩意及靈魂。她在講座中以她的幾部小說及自身經歷進一步解釋什麼是意象,以及佐證意象是成功藝術作品不可或缺的靈魂。

在開始述說自己的故事前,她以俄羅斯裔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成名小說《羅莉塔》(Lolita)的寫作緣起,說明好的作品都是由意象構成。「有一次納博科夫在紐約中央公園遠遠的看到一個穿着溜冰鞋練習溜冰的十二歲小女孩,當她朝他一步一步走過來時,這個形象讓他冒出一個靈感,於是他寫了一個有關孌童的愛情故事。」小女孩練溜冰的形象令這部作品充滿詩意,令人印象深刻,這個形象就是《羅莉塔》的靈魂。這個意象亦觸發嚴歌苓的寫作靈感,她在《金陵十三釵》中也寫過一句話:「每一個成年及中年男人內心中都有孌童的黑暗。」

童年的深刻意象促成寫作

嚴歌苓的童年有很多不能釋懷的意象,這些意象間接促使她成為作家。文化大革命時,七八歲的她經常看到很多人自殺,「文革給我的感覺是人被異化,如異化成蝴蝶和蠶蛹。」有一天,她聽說有對老夫婦自殺,趕到去看時,他們已經被抬走,她只看到地上被砸出兩個坑。過了兩三天,刮起風,很多糖紙從樓上飄下來,她在想,這一定是自殺的老夫婦臨終前爬到很高的樓上說了什麼,然後便吃光了半年發的糖果。以後的一星期,只要有風,糖紙都會飄下來。「我看不到老夫婦自殺,但我看到這是一個很淒美的愛情故事。他們在臨死前談到的可能是這一生如何自決,他們或許是一個有罪一個無罪,但無論如何,結果兩個人一起結束性命。看到這些糖紙,我就聯想到這對老夫婦化蝶了,就像梁山伯與祝英台化蝶了。」

另一宗自殺事件則是讓她聯想到人被異化成蠶蛹的意象。有一天,著名的黃梅戲演員嚴鳳英服安眠藥自殺,大家都趕過去看,她臨死前身體開始收縮,身材高大的她慢慢變得很矮小。「一直以來我都在想這件事,後來我詮釋這個形象為:這一個著名又美麗的女人,最後在眾目睽睽下縮成一隻蠶蛹。」嚴歌苓在這兩宗自殺事件中看到一個淒美的意象,讓她理解到什麼是生命、愛情、尊嚴及死亡,並激發她寫作及成為作家。

後來又發生了一宗令嚴歌苓難以忘懷的自殺事件。當時一位非常有名的女詩人自殺不遂被送到醫院救治,因為她被說成是「畏罪自殺」,所以醫院沒有為她安排牀位,只是把她放在走廊,任何人都可以去看她。她全身都插着管子,所以醫生不給她穿衣服,只蓋上一張被單,「我發現很多人想看她的裸體,我在想,她活着時你們這班人連她的臉也不配看,現在竟來看她的屁股?我為她感到非常羞辱。」那時候女詩人痛苦地不斷掙扎,被子就不斷掀起來,嚴歌苓就負責不斷幫她蓋上被單,「半夜時我忽然醒了,發現有個男人在被單旁抽煙,並把煙頭掉到單子上,然後藉裝作要抖煙灰掀起了被單。她身上插滿管子,蒼白的身體軟綿綿,無助無力地躺在那兒,我覺得非常悲哀……」最後女詩人被救活了,但她從來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曾被那麼多骯髒的眼光看過。這個女詩人讓嚴歌苓想到一個意象:一隻被大頭針釘着的白色蝴蝶標本。蝴蝶沒有死,但被困着。這宗自殺事件中她看到了人性的黑暗,讓她一直耿耿於懷。後來她在美國讀書時就把這些自殺故事帶來的意象寫成小說《角兒朱依錦》,所以這些不能釋懷的意象,讓她成了現在這樣的作家。

生活中難以忘懷的詩意形象

童年的意象讓嚴歌苓長大後踏上寫作之路,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亦豐富了她的作品題材,讓她寫了一個又一個經典作品。她接着跟大家分享了四個故事,述說四部小說《第九個寡婦》、《扶桑》、《栗色頭髮》及《人寰》的寫作靈感。

小說《第九個寡婦》取材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發生在河南西華縣的真實事件,一個農村老婦人跟她說起這段往事:以前河南戰亂,老婦人只是一個小孩,每當發現有什麼動靜就會跑到門縫往外窺看,老婦人只看到各種各樣的腿忙忙亂亂的走過來——馬的腿及軍人的腿。在老婦人而言,是與非並不重要,因為任何軍隊的到來對她來說都是災難。老婦人跟她說的往事讓她找到寫《第九個寡婦》的角度:對故事中的女孩王葡萄來說,她看到的世界就是「個體生命對抗外來的動盪」,農村婦人的故事給了她一種突如奇來的靈感,讓她看到充滿詩意的意象,從而寫成這部小說。

另一部經典之作《扶桑》是她在美國用兩個月寫成的,故事的靈感源於一張中國妓女的照片。一天,她在美國舊金山的唐人街偶然進入了一個中國移民歷史陳列廳,迎面看到的第一張巨大照片,是一個穿着雍容華貴、樣貌端莊及神情帶點神秘的中國妓女。「我感覺到她是有故事的人,她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我很想知道她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很想寫一個關於她的故事。」在搜集資料期間,她發現原來當時約有二千多個介乎八至十四歲的白人男孩,與赴美的中國成年妓女有定期約會,「我覺得這個現象實在太奇特了!中國女人竟然是這二千多個白人男孩的性啟蒙對象。」她覺得這張中國妓女的照片有一種象徵性的形象,看到這張照片,她就想像到為何當時那麼多白人男孩會跟中國妓女發生一種講不清楚的關係,從而激發她用了三年搜集資料,然後用兩個月寫完這個故事。

除了《扶桑》外,小說《栗色頭髮》的創作緣起也是嚴歌苓在美國初期生活的經歷——由一個巨型蜘蛛的意象激發寫作靈感。她在美國初期時曾當過保母,「當時我未有孩子,但要照顧兩歲的男孩吃飯及七歲的男孩上學,真的累得要死!每天都手忙腳亂,執拾打掃至凌晨一點才睡,但到五六點時小男孩又醒來了,走到我身旁叫着阿姨阿姨,實在太痛苦了!」一天她在拖地時,兩歲的孩子跳到濕淋淋的拖布上,她換了布他又再跳,一時忙亂下她拽了拽地拖,一不小心就打到廚房的玻璃天花,玻璃裂了,裂紋就像一隻大蜘蛛,她一直都不敢跟主人說這件事,到一個月後請辭時才得悉天花在他們搬來時已破了,並不是她打破的。她每次想起這段往事,都會想起天花上的「大蜘蛛」裂縫,這個經歷是一個圖象性的東西,是一個符號,這個形象的記憶讓她久不能忘,最後寫了《栗色頭髮》這部小說。

嚴歌苓以《人寰》——她認為自己寫得最好的小說作最後的例子,說明意象在寫作中的重要性。這個故事源於一個經歷:爸爸在「文革」時打了曾經保護他的賀叔叔一個耳光,賀叔叔不計前嫌沒有怪責他,這令爸爸在餘生十分愧疚。《人寰》的故事就是從這個「背叛」的意象脫離出來。為了寫這篇小說,她扮作患了心理病的病人,找了美國一位心理醫生傾談,告訴他這個經歷,好讓他分析一下她的「病」。「我覺得這個故事很好,因為西方人很難理解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狀況,所以要從『同志』、『背叛』、『貧窮』及『富』的概念,讓西方人更易理解。」

她笑說自己為了寫作是不計成本的,除了為寫故事而付高昂的心理醫生費外,她亦曾為了寫日本婦女,聘請兩個翻譯一起跑到日本的農村採訪,訪問後她對日本傳統婦女有了具體的形象及認知。「有些故事即使你已經找到足夠的資料也未必能寫,因為當中可能缺乏了一種微妙的認知。我有很多作品多年來也未能夠寫,就是找不到一種微妙的形象去寫。」爸爸打的耳光,讓她有了一個關於「背叛」的意象及寫作靈感,找心理醫生分析她的「病」,就是搜集有關資料,這樣便可以對這個意象有更深入具體的認知,豐富故事內容。

分享了個人的經歷及故事後,嚴歌苓總結:「我說了這麼多的故事,其實就是想說明:好的文學作品除了有故事外,一定要有詩意。詩意是什麼?怎樣得來?就是個人記憶中的形象性。我的記憶都是形象,形象會隨着經歷及時間的流逝變得愈來愈誇張及變成符號,最後會提煉出一種符號性的意象。」而這種意象是可以抽離故事獨立出來,是一種純粹形象思維的抽象詮釋。但故事若缺乏意象,就會變得平淡乏味,沒有詩意。意象可賦予所有藝術作品共同的形象意義,是所有成功藝術作品不可或缺的靈魂。

嚴歌苓的寫作心得

最後在問答的環節中,嚴歌苓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寫作心得。首先她認為生活要有紀律,要有好的身體及體力才有精神寫作,盡量選擇不要在晚上寫作,因為腦能量一定要跟身體能量平衡才能夠發揮,而且不要輕易被別人影響心情,以免破壞精力不能寫作。

另外,她認為寫作首先是要寫親身的經歷,寫「私人」的事,這是必要走的一步,不要強求自己寫不了解的事。第二步就是多耐心聆聽別人的故事,總會發現一些細節可寫成故事。聆聽時要打開自己的耳朵,對別人的事抱着興趣和同情(同情是指共感,感同身受的情感),在別人身上找到認同感才能夠寫出感動自己及別人的故事。多留意身邊發生的事物,每天的生活都是有聲有色的,這樣就能夠靈感不絕,發掘不同的寫作角度及題材,寫出很多有趣的故事。

作者簡介:(撰稿人為本版特約記者。)

●周宛媚

主編:潘耀明

編輯:張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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