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油尖旺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下，有不少不被社會看見的人。
拐進佐敦某公園旁的小巷。七十歲的劉婆婆在精心佈置的「家」跟義工有說有笑。我指着醫生義工拉着的「百寶箱」：「有沒有光顧做身體檢查？」她笑說：「無病無痛，不用！」鄰居周先生在旁整理拾來賣錢的銅線，說：「血壓我也不量，愈量愈驚，都不知道有什麼事。」他今年六十八歲，十八歲時「貪過癮」染上毒癮，自此離不開美沙酮：「我好少病的，我本身啲菌仲犀利！」
街友的「病識感」低，生病了未必知道嚴重性，或不願求診，不論是身體的病，還是心的病。社工蕭卓然說，就算街友不願檢查，但有人定期探望，有需要都可即時知道——這亦是這隊全港首隊「醫社合作」民間精神科外展隊的初衷。
檔案 12
人物：救世軍無「窮」健康列車
挑戰目標：為露宿者提供流動精神、身體健康檢查及輔導
醫療體制 看不見這班街友
骨幹成員嚴始立是精神科醫生，在公立醫院任職，曾接收患精神病的露宿者，驚訝於香港對露宿者的精神健康關注缺乏，於是二○一一年花八個月調查全港露宿者的精神健康狀况，發現七成街友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病，實際情况可能更差，因不少人病况嚴重，未能取得其同意做評估。（見表一）
這班最需要幫助的病人，卻脫離了公營醫療網，彷彿不存在於社會，獨自在街頭掙扎。「在香港看醫生不用錢，但有一班人，不懂求助，也不會看醫生，現有的體制及資源下，不會被人發現。」
「要治療精神病，不止靠藥物，更是靠改變生活。因為他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病。」因此，嚴醫生參考外國民間精神科「醫社合作」外展的模式，與救世軍社工蕭卓然兩年多前開始外展隊，現有約二十名活躍義工，包括她及梁志明兩名精神科醫生，亦有內外全科醫生潘仕弘、護士余錦榮。
他們逢周一、四出動，像職業特工隊，各有專長：醫生、護士為街友檢查身體、洗傷口；社工打開話匣子、建立信任；嚴醫生則負責初步精神評估。分工合作，因為他們要醫治的，是人，不是病。
改善健康 生活也會好起來
「他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病。」現行法例，若有人危害自己或他人安全、嚴重疏忽照顧自己，可由家人等申請強制入院（見小資料），但「嚴重疏忽照顧自己」的界線模糊，社工亦無專業知識診斷，因此精神科醫生的協助十分重要。但她強調要尊重街友的意願，除非嚴重至危害自己或他人，才會將之送院，否則先由身體護理入手，以身體病情為由，勸他們入院治理。送院時，嚴醫生會附上精神評估報告，確保街友入院後獲跟進。社工就嘗試像偵探般尋找其家人、朋友幫忙，「試過有街坊不願入院，其他街坊都來勸他，有街坊更出動粗口，情真意切，最後說服他入院治理。」潘仕弘醫生笑說。
嚴醫生說，現有文獻並無確定露宿與精神病的關係，「不知道他們是患病了才露宿，還是因露宿而患病，但在街頭生活要面對好多問題，肯定是惡性循環」。蕭卓然說：「好多時候，是入院治療後健康改善了，開始有信心為將來打算，生活慢慢好起來。」
Discharge to the street 然後呢?
醫院是連結醫療網的入口。「我們做的，是搭回橋樑，讓街坊重新連接回公營醫療網。」潘醫生說，曾見過有街友在醫院治理身體疾病後，被救護車送回街上，「出院紙上寫着discharge to the street。若由我們送院，社工會交上卡片，入院後有醫務社工跟進，出院後我們也可繼續照顧」。
據調查，近七成患精神病街友都認為不需求醫，不論是身體或精神疾病，街友通常「病識感」都較低，雙腿潰瘍有傷口，只拿水喉冲一冲了事。「我們會讓他們知道病情的嚴重性，例如會發燒，有需要會勸他們求診。」曾有老伯以垃圾袋包住自己，揭開衣袖為他量血壓，卻發現有碎裂的紙巾，不知道放了多久，衣領上有小黑點移動，「原來是曱甴。」
除了病識感低，也是對整個醫療體制不信任。曾有患末期肝癌的街友，肚痛得只能躺着，傷口已流膿，卻堅持不送院。蕭卓然說，不少街友因糖尿病雙腿潰瘍，有街友認為若入院必然會被切去兩腳，「事實是，要切除下肢，是因糖尿病已惡化至嚴重程度。」不過，亦有少數街友堅持不求醫，是出於「不能說的秘密」，例如要定期服食毒品。
其實，四成患精神病的街友曾求醫，但只得一成在調查期間仍接受診治。街友跌出了公營醫療網，原因之一是沒有家人作為社會連繫，沒有人督促他們服藥、覆診、安排生活。曾有住在旺角中心附近的中年男街友，「隔着兩條燈柱已嗅到他身上的味道」。蕭卓然四出打聽，才知道他十多歲已離家，家人會定時送來食物及生活費，但無法勸他回家，「後來我們探了他好多次，成功帶他來洗澡，並與家人商量，將他送到院舍照顧，現在看他的近照，肥肥白白。」蕭笑說。
精神科資源不足 五分鐘睇症只夠派藥
另一個原因，是醫療體制資源不足，無法在出院後跟進。現時精神病人的社區照顧並不理想，嚴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好多街坊來看過診，出院後沒有地址，就撈不回來，連現有的病人都做不完，何來額外資源四處找街坊回來覆診？」現時全港有二十多萬正接受精神科治療的市民，「見每個病人只有五分鐘，剛好夠派藥，但精神困擾不能單靠藥物治療，沒有健康的生活，如何改變？要有社工、心理學家配合，但現在臨牀心理學家只有約一百六十個。」
政府於全港設二十四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由精神科護士、職業治療師及註冊社工等「個案經理」跟進精神病患者。嚴醫生說，外國的個案經理比例可達一對十至二十名病人，「若有需要，一個病人每天可見兩至三次。但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社工對患者的比例可以去到八十。」
護士余錦榮說：「我們最多只有這個行李箱，放些精神評估的表格、量血壓、洗傷口的工具，醫院相對有資源。」因此，他們只負責搭橋鋪路，幫有需要的街友回到醫療、社福網絡，由身體、精神健康入手，重新融入社會：「醫好了身體，覺得自己都唔係咁差，有信心安排下生活。」
強制治療 令病人更抗拒
最近港鐵縱火案，因自焚者有精神病紀錄，引起公眾討論強制患者治療的「社區治療令」（見小資料），嚴醫生認為，以現時的資源，「社區治療令」難以完善實行，反而只是「錯誤安全感」，變相令當局有理由抽走更多資源。「我們有沒有足夠的社區護士、心理學家？病人看了門診，不吃藥怎麼辦？」她亦擔心會令病人更抗拒求助，「社區治療令只會令他們更怕去求診，擔心會否逼我入院和吃藥？」
儘管沒有研究證實精神病與暴力的關係，有區議員建議隔離照顧精神病人。社工蕭卓然說：「我到現在接觸過這麼多露宿者都沒有出過事，偶爾遇到有些較激烈的反應，像大聲說話、講粗口、舞動手腳，都是出於想保護自己，特別是在（精神）病的狀况下，他們不清楚我們的目的。我由二○○二年開始做到今天，都沒有被襲擊過。」他們正與聖雅各福群會商討，籌辦註冊流動診所，並整理電子病歷資料庫，方便跟進街友的病情。
由立法會議員說「精神病醫生聽得多精神病人講嘢，自己都黐線埋」，到堪輿學家雞年運程書說「易有精神病患者做出異常行為，傷人無數」，假定精神病患者必然會做出傷人行為，也許我們都忘了，每個人都會病。
《衞報》曾採訪過一名露宿者，本來於頂尖學府以出眾成績畢業，因太太去世而抑鬱，開始吸毒，最後流落街頭。我們誰也不知道，自己會否有一天承受不住生命的重擊，跌倒了，爬不起來？
嚴醫生說：「他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病。」
小資料﹕
什麼情况下可強制送院？
據精神健康（修訂）條例，若患者有暴力或自殺傾向，或嚴重自我疏忽照顧，法庭可簽發命令，將病人強制遣送入院觀察及治療，但必須有醫生書面評估，而且只有病人親屬、醫生或社會福利署才可申請，並須在十四日內見過病人。
什麼是社區治療令？
數年前立法會曾討論「社區治療令」（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立法，強制住在社區中的精神病患者接受藥物、治療、輔導等，若病人不遵從某些治療指令，醫生及相關公務人員有權將病人強制帶回醫院。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地有立法，但各有不同，如加拿大須經病人本人同意才可實施治療令；有些地方則僅憑醫生診斷、法庭判令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