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以前看電影都是媽媽帶我們去的，有時候也跟着哥哥們去跑公餘場，就在這一年，我開始自己去看電影，幾乎都是飢不擇食的。我找到了我的紅氣球。」
（黃愛玲，二○○四年四月）
黃愛玲小姐離開了，帶着她的紅氣球。
她有份創辦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為她撰寫了悼文，四百餘字簡述了黃愛玲對電影評論、歷史研究，推動電影文化的貢獻，然而再大的篇幅，大抵也無法概括她與電影結緣的悠悠一生。
低調平和 默默地做好多事
一九八二年的冬天，中國剛對外開放，意大利人馬可．穆勒（Marco Mueller）獨具慧眼，搶先邀請中國官方合作，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靈（Turin）舉辦「中國電影五十年回顧展」，當時幾乎整個歐洲鍾情中國文化的人也紛紛慕名而來，在連續不停播放的百多部中國電影之間，資深影評人羅卡第一次看到黃愛玲。
「那時應該是二月，我們在香港也組了一團過去，在那裏見到黃愛玲，那時她正和先生一起在法國攻讀研究院。」羅卡對黃愛玲的第一印象，一如大部分初次認識、或日後再次遇見她的人一樣，俱是溫婉自若、優雅翩翩。那次短暫相聚，事隔八年，二人在電影的緣分串連下，一起來到當時還是市政局轄下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共事，同期的，還有今天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藝術總監李焯桃。
「我們三人一同共事了六年，由九一年第十五屆，一直到九六年第二十屆，她做亞洲電影，我做國際部分，卡叔（羅卡）接替我，做香港電影回顧。」談黃愛玲與電影，不知從何說起，李焯桃從辦公室的書海中翻出一本又一本有關電影的書冊﹕「毫無疑問當然是很大的貢獻。」
「有位大陸導演朋友提起她，說她為人認真、學養很好，但低調平和，默默地做了很多事，無論是寫影評，策劃電影節目，引介新晉，不是一些會被鎂光燈注意到的事情，她也不喜歡這些表面的東西。」今天電影節要兼顧市場壓力，策劃者無可避免要拋頭露面幫忙宣傳，回到九十年代，電影節由政府出資，不用擔心贊助或票房，本來很適合黃愛玲的脾胃﹕「不用出面，只專注寫稿，很喜歡一個專題，便寫文章在到報紙上發表，那個年代，報紙上的空間又多一點。但為什麼九六年要退出？因為官僚制度的問題，還有中國政治問題。」
當年中國官方不承認獨立電影，所有到電影節放映的中國電影，必須經過國家電影局蓋印審批﹕「但那時無論愛玲，或我們所有人的原則也很簡單，不理你獨立不獨立，總之好的電影我們便放。」為表示抗議，中國官方將他控制範圍內的電影全數抽走，一年復一年，也就是後來常提起的「抽片風波」。
「九三年，一部是今天很出名的王小帥，當年他的第一部戲《冬春的日子》，黑白片，低成本，十六米厘拍攝，另一部是何建軍的《懸戀》，放了這兩部獨立電影，結果其他主流電影全被抽走。田壯壯的《藍風箏》本來是我們的選片，在上呈的過程中不見了，那是官員們自我審查。」那時黃愛玲負責電影節亞洲電影部分的節目策劃，在風眼位中首當其衝，她在那一年，也就是第十七屆的特刊中撰序﹕「窗外風雨交加，慶幸心中尚有一片淨土，當四周燈滅，只剩下銀幕上一柱白光的時候，也就是另一個世界的開始。」
捍衛獨立電影 寸步不讓
到九四年第十八屆，羅卡策劃《香港上海電影雙城》專題，結果一整個時期的上海舊電影被抽走，黃愛玲仍舊頂住壓力捍衛獨立電影，她在十八屆特刊中寫得直白﹕「電影節自第五屆才開始選映大陸電影，而台灣電影則於第十一屆始正式登場。說穿了，還是政治作怪……假如沒有電影節仝人和各方朋友的支持，中國電影的邊緣面貌或許便無法在這裏得到適當的曝光……容許我在這裏重申一次﹕獨立自主的選片原則是任何電影節最珍貴的地方。」
九六年第二十屆，連開幕電影吳天明的《變臉》也被抽走，她也終在特刊序言中表明心迹﹕「對於朋友們所曾作出的努力，我們是衷心感激的，謹此為記。除此之外，我實在無話可說，就此擱筆。」便毅然離開電影節的崗位。
「也許外表上看來比較斯文，但她在原則之前，是寸步不讓的。」李焯桃說。
新導演的伯樂
官僚主義、政治先於藝術的狹隘思想，反突顯黃愛玲的開闊包容。小時候已隨兄長跑電影院，由那時的邵氏、左派電影，到後來的荷李活、新浪潮。二○○○年，她在一個訪問中這樣說﹕「電影節其中一個重要地方，是讓人見到大家的共通處。」因此在《伊朗式分居》二○一二年來到香港大熱之前，早在九四年她便為電影節帶來《伊朗風情畫》；今天貴為國際知名大導演的奉俊昊，九六年黃愛玲將當時還是學生的他的作品，由南韓帶來香港，介紹給世界﹕「當時釜山電影節還未成立，香港國際電影節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厲害的事，之後每次奉俊昊來港也會找黃小姐飲茶，幾年前他來出席《骨肉同謀》（Mother）黑白導演版座談，我便對愛玲說，主持人非你莫屬。」
舊電影的知音
黃愛玲是新導演的伯樂，也是舊電影的知音。離開電影節幾年後，她加入香港電影資料館任研究主任，主導過的研究包括朱石麟丶李晨風丶長城鳳凰、國泰、邵氏、冷戰電影等等，以及《孔夫子》的修復，都是香港及中國電影史上重要的命題。
即使後來離開資料館，仍然以顧問的身分不時提供意見﹕「我最後和她見面，是十一月十六日的會議。」同是資料館顧問的羅卡憶述，當天會上黃愛玲沒有說很多，幾天後，才將自己的意見，寫成語辭懇切的一封公開長信給館長﹕「顧問中不乏具有影響力的業界前輩，他們都願意出力相助，為館方爭取所需要的資源，讓香港電影資料館成為一個開放、現代化的文化機構。」這是她對電影資料館的最後寄語。
「我和很多人，在認識她之前，是看她的文章、看她的書，看《戲緣》；畢業後，我到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編輯組工作，她是研究組主管，雖然不是直接在她之下做事，但彼此關係很密切。」馮嘉琪現時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從事節目策劃，也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撰寫影評，她的事業啟蒙，來自黃愛玲對她的鼓勵﹕「她對人很敏感，會以很輕盈的方式和你傾，很多時候她的反應可能很輕描淡寫，但當中又滿有分量，能夠將你的感覺用語言概括，再提供一個新視角讓你去思考，每次和她傾完後，你會發現世界上有更多的風景，值得你行遠一些去看。而她這種對生命的敏感，完全反映在她的寫作之中。」
感性的筆觸寫影評
黃愛玲的影評，鮮見冗長艱澀的理論分析，篇幅雖小，但一字一句圓潤有光，同是資深影評人的羅卡，形容她的寫作，多以電影欣賞者的角度切入，而不是戴着一個電影評論人的眼光﹕「充滿熱情去接受，講感想，喜歡或不喜歡，而不是細細分析，拿着一個事件不停地發揮，比如今天很多人在電影中尋找九七、六四、雨傘這些符號，跌入了政論，又不是很內行那種；但黃愛玲是用散文式的、感性的筆觸去寫影評，讀起來細膩深刻的，也能夠講出要點，可以說是女性獨有的細緻和優美，或者我這樣說，很多人會認為我用男性眼光去看，但的確是這樣，我們學不到。」
在陽盛陰衰的電影評論圈中，黃愛玲在她的寫作中保持她的女性視角﹕「絕對有，我們也是女性影評人，對女性在電影中被呈現的方式會特別敏感，她在電影節第十屆粵語電影的回顧專題中，便曾寫過一篇《弱質娉婷話女流》。」但馮嘉琪說，黃愛玲特別的地方，是她抗拒過分引用理論去解讀電影﹕「她有一篇文章是寫伊力．盧馬的《秋天的故事》，戲入面，兩個人在酒莊沿路閒談，一人談到野草生得雜亂，問另一人為什麼不修剪一下，另一個便回應，由它吧。黃小姐便在裏面看到對待自然的態度，不要因為人的文明，為了經濟效益去摧毁自然，而她喜歡盧馬的地方，便是不會將對白寫得刻意，這跟她的文章一樣，她不會特別提女性主義，但你會看到她寫，一個女性的欲望如何在這一場戲中展示出來，她不喜歡被框架框住，無論是寫作還是做人，她也認為不應該用將任何主義去套進電影之中。」
「長大了看電影時的意識自然愈來愈強，你知道自己在看電影，始終還是喜歡直覺享受，每當走進戲院，便會盡量放下成見、喜惡，做一個普通的觀眾，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只是當進入戲院，很容易被吸進去……」黃愛玲在二○一二年一篇訪問中說。
永遠被尊重的黃小姐
馮嘉琪比黃愛玲小一兩輩，二人從前碰面時，她會親切喚對方為愛玲，但當與第三方談起她，總是習慣稱呼她「黃小姐」，「黃小姐」是大部人對她的稱呼，李焯桃笑說﹕「一般人到了她這個年紀也會被叫女士，唯有她，大家總是黃小姐前、黃小姐後，像懷着一份敬意。」
「她所以如此被尊重，不單止是因為她的文字，還有她為人，那種包容開闊，和對人真誠信任。近幾天想起她，也總是她的笑容，每次我回來香港與她見面時的她帶着的同一份笑容。她就是這樣，always ready for you。」馮嘉琪說。
黃愛玲從前的專欄取名《戲緣》，她在同名的電影評論結集後記中寫道﹕「看電影如交朋友，也講緣分」，緣分令她遇上電影，還有無數因電影相遇相知的好友，當中有更多仍在傷痛中未及整理思緒回應，每個人的一份記憶加起來才是整全的黃愛玲與電影邂逅的精彩半生。
她在《我的紅氣球》中寫過，小時候葡萄牙裔英文老師一天在堂上談到死亡﹕「人人都可能在不同時刻產生過這種念頭，我們不應該因此害怕，因為你不是孤單的。」讀着許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對黃小姐的思念，想必她離開也必不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