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現代的移動是很普通、很簡單的，很多人從小就有移動的經驗，旅行、遊學、公幹或移民都是平常事。胡晴舫，台北出生，一九九九年移居香港，後來各地遊走，旅居過七個地方：美國威斯康辛州、香港、北京、上海、巴黎、紐約、東京。今回到香港，任光華文化中心主任，作兩地的文化橋樑。胡晴舫說：「我這麼普通的人，就在移動的話，流動這件事是當代人的共同命運。」
「以前移居就是移民，就是離開你的社會，但是現在的移居是轉換了一個環境，好像從一條街換到去另一條街去。」然而歷史上的移動是痛苦的，胡晴舫認為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移動是因為戰爭，人們是被迫離開家園。到了冷戰時期，世界由柏林圍牆分隔，移動是為了要離開某個社會體制，是沉重的。她說：「柏林圍牆倒下時，我們這些人便開始亂走，是出於自由意志的遊走。」《無名者》其中一篇講到柏林圍牆這事情，是因為她理解自己是時代的產物。「其實時代還在定義你。身為一個作家，責任是觀察我的時代，用文學的角度跟我的時代對話。」胡晴舫更強調是華文文學，說：「因為我們有着自己對大時代的對話，風土人情不一樣，承載的歷史、包袱也不一樣。」她從時代的定義出發，遊走世界各地，令她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責任。
領悟人類整體命運
「隨着歲月和旅途的加長、拉遠，我開始領悟到一些事情，才會有這本《無名者》，旅途對我的影響，就是我對時代的體悟，對人類整體命運的看法。」旅居各地加深了胡晴舫對人類集體性的透澈看法，年輕時她會想到自己跟世界的關係，處理「我是誰」的問題，經過很多地方以後令她有很大的改變。「我發現人類的共同性格，理解到人跟人的關聯在哪裏，明白個人的幸福似乎跟社會集體未必有關係，然後思考地球和人類的關係。」
胡晴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不光是住在那裏，還經歷了那個城市發生的重大事件。如住在香港時，發生了疫症；在東京，遇上三一一大地震和福島核電廠事故；去斯里蘭卡，碰到南亞海嘯；在波士頓，碰到波士頓馬拉松爆炸；在巴黎，也經歷了音樂廳恐怖襲擊。她說：「我去年搬回香港，也經歷了港鐵縱火案，發生時我也在過海途中，非常接近。移動的經歷使我觀察到，因為一些自然災難或人為襲擊，令我和很多不認識的人，一同捲入了面對死亡的命運。」他們大多都是最普通不過的人，大家一樣是從學校出來，找工作、戀愛、交朋友，一樣被放到社會上去求生存，在社會上不是最上層，也不是最底層，而是在中間，並且是最多數的。她說：「我們這種人最容易被忽略，比如日本的大地震，死了三萬多人，其實每一個人在他死前都非常認真地在生活、認真地在工作，他的人生也可能有很多的快樂和挫折，但他最後走入歷史的方法，是一堆死亡的數字。」
胡晴舫感嘆着這些被忽略的「無名者」，在時代的浪潮中載浮載沉，面對無法掌控的命運，她說：「人類的歷史是一條河，完全無辦法控制，你死的方式，死在誰旁邊也沒辦法控制。海嘯來的時候，不管膚色、語言、性別、年紀，全都被捲走，當然我們可以把海嘯視作是時代的浪潮，它來之前我們都很快樂在岸邊生活。」有時候，浪潮或許由浪潮中的人造成，胡晴舫指出：「所有偉大的宣言都是以人的名字發言，人為什麼要戰爭？很多事情都是『無名者』發起的，最後死難的數字也是『無名者』最多。巴塔克蘭劇院的恐怖分子渴望要改變歷史，他們殺的也是一大群『無名者』。」「無名者」跟「無名者」之間，為她帶來不同的思考，也讓她關注這一群每天努力地生活，經過挫折跟沮喪，用不同的方法活在世上，而又默默步向歷史的人。
語言的土壤
旅居各地除了令胡晴舫思考世界外，還提供了語言的養分，她說：「小時候的語感是台灣給我的，是一九七○年代社會土壤很貧瘠的台灣，在迎向世界時，我接受了香港、上海或英文、法文給我的感染，豐富了我的語言。」語言系統不可以封閉，寫作本身就是活化語言的過程，語言一直被不斷使用，不斷地變化。「我不斷的活化、創新語言，展現不同的樣貌，它絕對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並不是靠追求文字的純淨性為目標。」
香港的文字很獨特，受到廣東話和英文的影響。胡晴舫曾問董啟章思考時是用什麼語言，她說：「聽他說思考時使用粵語，我是蠻驚訝的，當變成文字時閱讀卻沒有障礙。我讀香港作家如劉以鬯、董啟章、西西的作品，覺得他們有獨特的語感。」她認為每個地區都有它使用語言的方法，以台灣為例，有國語、台語，然後加上日語形成獨特的文字。「這些都是作家的養分，所有作家都在尋找自己的表達方法，所以在文學裏每一個作家都是追求獨一無二的，我們身處的社會給予我們不同的養分，讓我們長出不同的花卉。」她形容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可能是其開放性，以國際大都市的姿態容納不同文化、不同的語言。
旅居者的「根」
這些年來，儘管我們的城市有着分崩離析的轉變，讓人無所適從，有人嚷着要離開，胡晴舫卻回到了香港。對於經常移動的人，「根」是重要的命題，胡晴舫曾經講過：「台灣是我的故鄉，香港是我的家鄉。」她來港時是二十七歲，這城市令她震驚：「那時我還年輕，香港一下子就影響到我，是因為那自由的感覺。」當年的台灣，對女性有一些期待和束縛，要符合傳統女性的形象，她憶述：「我離開時，台灣還在談女性主義，女權這件事情還是要再討論，到了香港這事情就解決了。香港是相信女性的工作能力，沒有人會期待你要溫婉，女性可以直爽，可以說出心裏話。」香港的法治和專業主義令她找到好的工作，胡晴舫說：「那時候的台灣社會是關係主義，很多人會說那個人是誰的兒子、那個人是誰的學生。在香港，他們看你的才能和熱誠，然後就給你機會。」
很多人說香港人很冷漠，但胡晴舫卻看到香港人的美：「他們嘴巴都很兇，但在緊要關頭都會提點我、幫我，其實香港人是非常慷慨。不要看他們每天都在匆匆忙忙，其實心裏是有不同的面向。」她認為所謂的「根」，就是人認同當下生活的社群，說：「你認同、你歸屬、你要守護的，『根』就是這個概念。」她因為看到香港人關心社會、參與社會運動而欣喜：「從台灣人的角度來說，你會發現香港人是非常純真，他們都充滿了希望，每一張臉都在發光。」這光芒是源於守護社群的心，也許這就是「根」的價值。
命運的安排，現在胡晴舫每天上班下班，都走在她很喜歡的灣仔港鐵站往會展的天橋上，她興奮地說：「天橋永遠是擁擠的，有各式各樣的宣傳，兩旁廣告招牌五顏六色，而且什麼氣味也有，但很奇怪，人走來走去卻不會碰到別人，非常有香港味道。」這番描述是親切、真摰、用心的，回到香港也是一個很自然的動作，生活過十一年的城市，對她來說的確是一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