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灰沉沉的金鷹戲院，下層座位早拆掉了，年過八旬的何秋蘭在上層沿座椅旁的走道緩緩而下，憶戲院舊時，「坐得滿滿的，還有很多人站在門口等」。她擁有純古巴血統，何姓來自第一名養父何買盛。像首都夏灣拿（另譯哈瓦那）的華區及區內這座戲院一樣，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何秋蘭披過一身繁華，是踏遍古巴大城市台板的粵劇花旦。
她是魏時煜執導紀錄片《古巴花旦》的主角。「所有攝影師都特別愛夏灣拿，因為那顏色特別漂亮，卻很破敗、斑駁」，魏時煜2015年到當地拍攝，拍中央火車站、何秋蘭執過字粒的《光華報》印刷廠，還有金鷹戲院，「肉眼看上去是黑乎乎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攝影機進到裏面去以後，那個光啊，一下很有感覺，真的很神奇」。
故事從19世紀說起。西方廢除黑奴制度後，萬計華工被賣豬仔到古巴做苦力，1847年至1874年間多達14萬人。清朝後來在夏灣拿設總領事館，光緒六年（1880）註冊古巴華人約4萬，廣東人佔88%，首都北面逐漸發展出一個華人社區，而如今，老華僑剩不足百人。
夏灣拿生旦
「革命一來，就沒戲唱了」
魏時煜2014年作品《金門銀光夢》記錄了「南華第一位女導演」伍錦霞的一生，窺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美籍華人的生活，「粵劇是他們很大的娛樂，當時有很多粵劇劇團訪問美洲，一流的大老倌，像白駒榮、薛覺先都去過，加州、紐約、夏灣拿，再往下南美都有」。昔日名角已逝，攝影師劉博智卻在古巴發現一對依然在唱的花旦小生，何秋蘭與父親是中國人的黃美玉。兩人識於孩童時，在國光劇團（夏灣拿4個戲班之一）學戲，古巴革命後命運殊途。
純古巴人的她婉約半個華裔卻爽朗
「我今獨抱琵琶望，盡把哀音訴，嘆息別故鄉。盡把哀音訴，嘆息別故鄉。唉，悲歌一曲寄聲入漢邦，話短卻情長，家國最難忘悲復愴。」紅線女歌聲襯着畫面，鏡頭前的何秋蘭抱着鏡盒畫妝，眼看不清，還問孫兒「顏色有畫上去嗎？」但她其實不是昭君，小時與母流落街頭，得第二名養父方標收留，帶她學粵劇。她沒有承繼養父的血緣，但她身上流傳方標對粵劇的愛，亦賦予她含蓄嫻靜的中國傳統女子氣質，反而身為半個華人的黃美玉則爽朗如古巴當地人。
「革命一來，她們就沒戲唱了。」魏時煜說何秋蘭「整個命運是跟着華埠走的」，那邊廂何秋蘭翻着詞譜說舊時：8歲登台，15歲成為劇團花旦到全國巡演、結識粵劇名伶，至婚後退下舞台。導演另邊廂安排大歷史的敍述順時序穿插其中：古巴40年代末成為北美後花園、1959年政府被推翻，卡斯特羅當權、革命後社會主義發展，華僑生意被沒收，主角的少年日子和粵劇的黃金時代都過去了。
小人物見時代
「精彩的人會跨越很多界線」
電影有清晰的時間脈絡，魏時煜說不少人建議她「剪片的時候不要剪得太線性」，「我老是在想，不按時間順序講，怎麼講？我覺得時間順序才是在講人生故事，你把它打亂，是因為素材不夠，沒有一個人各個時期的故事可以拿出來順序講，那就要用其他手段了」。從觀眾角度出發，「看一個陌生的國家、文化，和一個陌生的時代，你就跟着兩個人，從他們小時候看起，慢慢看他們的故事時，就把時代也都看到了。」
她覺得紀錄片導演的責任，是盡力把故事說得完整，「這個故事本身是怎麼樣，我盡量去還原，大家看到不同點的時候，自然會有反應」，觀眾各取所得，有人因此翻尋《昭君出塞》全曲來聽，「還有香港很多人家裏頭都有人到了海外，有觀眾會說我個阿叔、阿爸、阿公都去了南美洲什麼的，跟我講故事。他們看電影時，會想像親人當年去海外以後的生活是怎麼樣，每個人想像都不一樣。」
古巴華人生活，由這對粵劇姊妹的記憶互為印證。不過導演隨他們走在夏灣拿街頭時，二人的說話有時會不對嘴﹕「一個說這裏就是以前的上海戲院，另外一個老太太就說不對，是下一條街啦。何秋蘭說那個時候我們每個禮拜六唱戲，到了黃美玉就變成，我們禮拜四唱戲。」魏時煜笑道：「人的記憶都是不可靠的，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去證明，這個對錯是無所謂的，重要的是每個禮拜都要開戲，對吧？」
紀錄片要「叮咚」觀眾免盡信片中人
但要說歷史，有些地方卻含糊不得。提到卡斯特羅與哲古華拉，兩位老太太都曾與大人物有過一面之緣，握過那次手、說過一句話，彷彿腦裏還念念不忘歷史巨人的年輕風采，但魏時煜在訪問當中，感受到二人和其他受訪者都不欲對此多作評價，「其實他們小時候都是過有錢的日子，等到後面破落成這樣，他們都是有感覺、有抱怨的，但他們都不說，有人會說沒有什麼影響。我感受到那種極權的壓力，大家都繞開，不去跟你講革命」，彷彿革命對古巴華人真沒有影響。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她亦經常在歷史素材裏察覺到中、美、古巴各說一套，「所以我在片中放了張報紙說『古巴華僑三百人逃亡時慘遭殺害』，後面又多加一張報紙說『古巴華僑的愛與恨』，想提供一個不同的聲音，讓大家對接下來聽到的東西比較警覺」，以免觀眾「講什麼就信什麼」，「作為一個film maker，要給予觀眾『叮咚，注意喔，下面講的話，你聽的時候要兩個耳朵聽』，這樣的提醒」。
「魏時煜2009年《紅日風暴》，與上海導演彭小蓮拍攝追蹤中國50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當年文學評論家胡風被毛澤東及中央批鬥，掀起文藝整肅風暴。她亦曾拍過音樂紀錄短片《崔健﹕搖滾中國》（2006），現正與電影公司合作拍崔健的紀錄片。魏時煜在記錄人，同時也記錄了一個個大時代。
「我覺得時代這個事情是這樣的，每一個時代都有精彩的故事，在精彩故事發生的時候，那些精彩的人都會跨越很多界線」，《金門銀光夢》所記的女導演伍錦霞，人稱「霞哥」，形象中性，與粵劇女星小非非關係親密（小非非也出席過何秋蘭婚禮），魏時煜說：「伍錦霞跨越了很多界線，對她來講這些好像都不需要勇氣，是很自然就完成的事情。而《古巴花旦》就是文化的跨越、時代的跨越，我覺得這些就是最動人的東西，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都感受到的。」在香港教電影多年，魏時煜補充一句﹕「當然他們那個時候有一個大時代，我們在雨傘運動之前，不知道什麼叫大時代，現在我們的同學也知道什麼是大時代了。在大時代之下小人物的命運，這可能是一個永遠的話題。」
「那時華人街很繁榮，我們的日子像夢一樣美好。」黃美玉後來離開了華區，當上外交官，退休回訪往日成長之地，「看到華人街如此破敗，我忍不住站在街角哭了」。幸好何秋蘭還在，姊妹倆重聚，又唱了起來。穿上戲服，魏時煜拍下何秋蘭有點驕傲的臉，更活潑地逗逗黃美玉﹕「讓我們來看看小生是怎麼樣的？」二人演着《孔雀開屏》，有情人背對着愈走愈近，肩膀一碰，回頭看見對方。魏時煜說那是她們自創的劇情。黃美玉沒懂幾句廣東話，靠西班牙文拼音死記硬背，「何秋蘭說一段戲就教了她3個月」。
花甲年再唱曲
不是來華尋根是來還願
魏時煜親自剪片，細聽記錄了的每一首曲，「何秋蘭唱的戲，離那些角兒是有點距離的，但等到大家在聽她唱的時候，那個已經不是重點了。我們不是比較她跟白雪仙誰唱得好，她帶給我們的完全是另外一個聲音，是走過歷史的聲音。」
魏時煜本來並不認識粵劇，拍《金門銀光夢》留下了線索，讓她知道海外華人聽粵曲的時代背景，部分受訪者亦出現在《古巴花旦》中。她始終喜歡拍紀錄片，也是因為可以不斷有所發現，「我覺得紀錄片比較過癮，因為劇情片寫劇本的時候，已經設定好了，拍攝時可能會有些火花，不過這個事情已經沒有什麼新鮮感了，你的興奮就是在於把它完成，但拍紀錄片的時候，每次發現一個新的材料，一張新的照片，一個新的人，一種新的組合方法，它都會帶給你興奮，會讓你幸福好幾年。」
後來何黃二人終有機會回到父輩所思的鄉，站上佛山祖廟的舞台唱曲，台下原本零零落落，「我賣花女，賣花更賣顰，紅顏已老，青春已泯……」何秋蘭投入地清唱，好奇坐下的觀眾愈來愈多。沒有樂師伴奏，花旦降了三次調，魏時煜想在電影中為她的演唱加上音樂，亦難以做到，「我求做音樂的同事，說聽講唱片界人家走音的時候，可以調一下，一開始他們很抗拒，說這不是在做唱片欸，你為什麼這樣子？」但在導演心目中，這也是一種還原﹕「我說不是她唱不到，而是當時沒有伴奏，而且她很多年沒有唱，這是還原她原本那種光華吧。」
導演想像與片中人的平行人生
《古巴花旦》監製羅卡與汪海珊夫婦也陪伴二人同行，羅卡曾撰文說﹕「有報道形容這是她們的『尋根之旅』，未免只是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看，她們文化的根畢竟是在古巴，『回鄉』『訪舊』毋寧只是還她們的一個心願。此行使我們對自己的根有更多的體會才是真的。」而對於魏時煜來說，比起落葉歸根的情懷，更引發她想像的，是自己與何秋蘭在同樣時光如何過着平行人生﹕「她15歲時已經在全國巡演，那時候我只是個普通的小中學生，到我讀大學，第一次跨出國界，到加拿大讀書時，她已經是古巴各個華埠都知道的一個花旦，但是她的演藝事業也快要結束了」。
然而當攝影機從映着金鷹戲院微塵的那束光，移到何秋蘭身上，記錄與被記錄的人因自己所愛的事，終於相遇了。問導演魏時煜，這個故事什麼最打動你？「我覺得是生命中綻放出光亮的那一剎那，年輕演戲的時候，她那麼美。」「我還記得問她最喜歡哪一齣戲，她想一想之後答，我都喜歡。年輕時唱過幾十齣戲，她都喜歡，她就是那麼愛粵劇，愛到這個程度。」
《古巴花旦》放映場次
時間﹕2月12日、13日晚上8點
地點﹕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
放映場次更新可留意﹕www.facebook.com/HavanaDiv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