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節達人李焯桃 投身電影節35年 現在是最艱難時刻

文章日期:2018年3月18日

【明報專訊】攝影師還未及舉起鏡頭,他便二話不說把今屆的電影節手冊放到當眼處,蓋過堆滿一整張書桌的電影書刊︰「梗係無可能幫其他人賣廣告啦,哈哈哈。」六十有二的李焯桃反應好快,又也許是着緊,訪問中他一直在說,不要期望他交出什麼戲劇化的答案,任何容易令人對電影節有誤解的,他不會說︰「我好惜住佢的。」

畢竟屈指一數,完成今年第四十二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後,便會在藝術總監的位置退下來的他,前前後後總共參與了三十五屆的電影節工作,是他大半生的時光。

卸任的聲明上說「已完成了自己訂定的任務」,「有這樣說過嗎?我忘了,不過press release來」。也許用任務來形容並不至為恰當,電影節之於他,是永遠處於「進行式」。

「任務有mission accomplished的一天,但這份工作是ever going,永遠有new discovery,不會功成就身退,沒有功成這一回事。」像六年前我們訪問他,當年大會主題是火鳳凰,寓意電影創作過程由苦思到靈光閃現的一剎,猶如從地獄重生,今年大會海報換上黃新滿設計的火鳥飛翔,火鳳火鳥,形態如一,同樣不變的還有對電影ever going的熱忱。

六年前的訪問,小題是「小眾的悲哀」,談推廣的困難、資源的匱乏,六年過去,李焯桃臨別秋波留下的結語是「比起以前還要差」。

比SARS、金融風暴更大的困難

「小眾是必然,一定是放你平時看不到、沒有人願意發行的電影,否則電影節也沒有其存在價值。但我們也希望有朝一日,『小眾』的數目會擴大一點,大眾即使不是你的支持者,但起碼會知道你的存在、認識到你的意義。」現實正好相反,用今天社交媒體的術語,同溫層正在不斷收窄︰「一般人對電影節的認知比以前少了, 隨便問人已經知道。然後某一些機構的決策人,當電影節尋求他們支持、或成為合作伙伴時,明明今天經濟環境不是最差,卻比起當年當年SARS、金融風暴之後更困難,你說慘不慘。」

當主流電影工業也在呻無錢開戲,像電影節這一類藝術文化項目會被冷落難道不是理想當然?「我又這樣看,主流電影,八十年代如此蓬勃時,政府有沒有資助?是零。今天環境不好是另一回事,但電影作為工業,投資拍戲,賣飛收錢,不是說政府應該、或不應該資助如此簡單,作為一門生意,最重要是自己能夠生存,但藝術,如果她能夠自己運作得到,這個世界就相當美好了。」

一九七七年第一屆由市政局舉辦,二○○○年市政局解散過渡到康文署轄下,到二○○四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成立,正式公司化。由官辦到民辦,政府的資助維持不變,十多年過去,通脹之下等於變相扣減,尋找商業贊助是唯一出路︰「全世界(電影節)也是靠公家和贊助才也做得到,單靠賣飛是抵消不到成本,營運不到的。」

除非像釜山電影節。釜山,又是釜山,紅地氈上永遠星光熠熠的釜山、西方眼中等於亞洲康城的釜山、背後有政府傾囊支持的釜山,「有錢便請到人,有人就有宣傳,有宣傳便有觀眾,他們無疑是後來居上。但我可以完全眼都不用眨一下告訴你,我們的節目比他們好好多」。

不眼紅釜山影展

奈何現實就是現實,雲集世界一線的演員導演,來收割名氣的,來尋找伯樂的,還有做生意,買片賣片的,如此派對盛事,誰不眼紅?李焯桃說他沒有︰「我從來不認為要和釜山爭,因為無意思的,她現在做的事,我一點也不羨慕;但世界是很殘酷的,你要做這些才能得到主流媒體的認同,也就是一般人批評的『商業化』。」一月美國日舞,二月德國柏林,三月香港,五月法國康城,儼如電影節世界巡禮,伴隨的還有世界各地對電影節日趨商業化的責難,香港國際電影節也不例外,去年開幕電影選上商業味濃的《春嬌救志明》,開幕禮上余春嬌張志明吸盡鎂光燈,閃得部分文化圈中人雙眼反白。

康城的成功:可商業也可藝術

「講商業化,我們拍馬也追不上,康城也很商業化,為什麼他們又不批評?」李焯桃認為,康城有最商業化的一面,請最熱門的人出席,同時也保留最藝術的一環,放最冷門的電影︰「她的成功是有多方面的,不是非商業就藝術,非藝術就商業,根本是可以多元的。以前我們沒有紅地氈,做了一兩屆開幕電影後,就被批評商業化,或者我們有個節目,『i see it my way』,放一些通俗一點,但也有水準的戲,又被人話,你變質了。對,如果我要做一個純藝術的電影節,不是不行的,當你有資源時便做得到,假如政府肯無限量支持,我不知幾開心,不用做一些我認為幾浪費時間的門面功夫,但問題是沒有。」

在商業與藝術之間游走,還要在實質操作上的無數掣肘下游刃有餘,才有每年節目手冊上的百多部電影︰「現在比較好,九成都是DCP(數碼檔),以前又數碼又菲林,於是不同場地,這個只可以放A和B,那個只可以放C和D。」更要命的是即使放映格式符合,每個場地可容納人數又不同︰「不可以明知少人睇,你又將她調去一個大場;這些便是掣肘,有時候導演這段時間來,但部片又另一段時間才送到,排片就要克服這些。」

李焯桃辦公室外的走廊,有一列長長的白壁布板,五彩便條的繽紛程度不下於金鐘連儂牆,撕下來又貼上去,無數個夜晚,他在這裏獨個兒面壁︰「以前排這個表,起碼三晚通宵,因為地方有限,後面就是一班同事工作的地方,日間時行出行入,大家騷擾大家,到夜晚凌晨打後,整個辦公室全屬於我,才專心做到。」不過也有失算的時候,像今屆,中國導演胡波去年自殺離世,遺作《大象席地而坐》一票難求自然是預計之中;但另一部他認為同樣甚有水準的法國電影《監護權爭戰》,連導演都邀來香港了,排了在會展大場,賣飛反應卻只算一般︰「一定會發生,不過我們憑經驗,多數都排得對,而且我很放心,這些高難度動作,我的同事已經完全上手,做得到。」

選片只有一個原則

李焯桃對他的節目策劃團隊滿有信心,包括挑選電影的眼光︰「我們選片做法好審慎,一組有兩三個負責睇片的同事,一定會拿第二或第三意見,但有些片一睇完,便知道『得』或者『唔得』。」假如出現分歧,便透過互相說服解決︰「有時我說服你,你說服我,或者到最後大家也被某程度說服了,得出的結論是,先放在一旁的waiting list先,當不夠片時才考慮,但多數也不用,因為我年年都夠片。」也沒有一套既定的標準︰「有標準即是有把尺,什麼戲都拿去度一度,如果是這樣,何必需要我們?你要信任我們的判斷,背後的依據是,我們睇片睇得多,有時也會考慮一些外在因素,比如電影來自非常冷門的國家或地區,十年也沒有出產一部電影,突然間有一部質素不錯的,便值得放;或者有些題材,以前從未有人拍過,看過後發人深省,也要考慮,但回到一個原則,假如好獵奇、藝術水平不夠的,照樣不做。」

選片只有兩個結果,選或不選︰「一定會有人不高興,無論是拍片的人好,推薦部片的人也好,但如果人人都要討好,就把不到關,所以我對我的同事是好有信心,他們有時比我還要嚴,不用擔心會中門大開,老友拍膊頭便掂。」去年紀錄片《消失的檔案》被拒參展,曾引發一輪爭議,矛頭直指作為藝術總監的他,後來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發表聲明否認有關指控,舊事重提,李焯桃難忍一肚牢騷︰「他們自己政治先行,認為你不選,一定是政治原因,啞子吃黃連,無話可說,但我們問心無愧。」

風暴來了 輿論變了

李焯桃說,與從前經歷過的風暴相比,去年的不過是小風波;八十年代將被內地視為離經叛道的第五代導演介紹給世界,一部《黃土地》震撼影壇,九十年代堅持放映內地獨立電影,遭內地官方一連抽起十多部主流電影抗議︰「不同的是從前風暴打過來,電影節會得到輿論的同情,信任我們,現在剛好相反;如果你說三十幾年來,有什麼最困難的,就是這一樣。」

「這一種責難,我覺得是很不應該的,我們不過是堅持本來的原則,based on artistic merits,從藝術角度來揀片,大家應該不會不同意?這不正正是我們和一些不自由國家的電影節最大的分別嗎?我覺得我們沒有改變,為什麼你們都變了?」

「我覺得她(電影節)不忘初心,由我八三年加入到今天仍是一樣,我希望觀眾會繼續支持電影節,因為我會繼續支持她。」退下來,換上另一個身分,李焯桃說,假如三十五年來有什麼遺憾的話,是沒辦法在電影節最艱難的時候,繼續和前線同事並肩作戰︰「今天觀眾流失得好快,以往電影節有一個dynamic equilibrium,有流失,但同時有新的加入,但近年新入場的人愈來愈少,後生一代,似乎已經不再認為,電影是需要入場觀看。」

觀影習慣的改變是世界趨勢,迎來的還有各地電影節的挑戰,像釜山的步步進逼,或像台北電影節的轉型嘗試,着重策展的內容,還有和觀眾的關係,近年來屢獲口碑︰「但另一方面可能是好事,我們這些可能有太多過去,新一代沒有包袱,或許,他們會想到更好的辦法去應對。」

令觀眾重新發現電影魔力

李焯桃退下來後,藝術總監的位置將會暫時懸空,以往的工作會由節目總監王志輝(Geoffrey)和其他團隊成員接手。

王志輝認為,以往香港國際電影節有不斷探索新的路向︰「其他電影節有做的,我們也有嘗試,試過帶不同的電影大師來香港與觀眾見面,舉辦交流會,甚至乎一些幫助年輕觀眾欣賞電影的活動。」

今年電影節也引進了一部蔡明亮的VR電影,但他認為,無論如何,電影節也不能放棄自己的本位,就是放映好的電影︰「當不同的新平台或社交媒體充斥了整個生活,電影的魔力被忽略了。但電影是一種藝術的媒介,不單止帶給你一時三刻的開心、或情緒上的宣泄,還有可以改變人一生,是一種改變對事物看法、生存方式的體驗,需要專注,花時間才能感受到,我們的任務便是將這件事帶回給觀眾。」

文//梁仲禮

圖//鄧宗弘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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