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自去年兩會期間提出大灣區概念，廣東省內以至港、澳兩個特區都紛紛討論如何發展這個灣區概念，也有不少人提問什麼是灣區概念——是要加強灣區中九個主要城市的合作？加大區內的基礎建設？加強區內人流和經濟發展？還是區內城市群的一體化呢？就筆者而言，大灣區概念的核心就是區域合作，促使區內各城市加強合作，使各城市得以持續發展。
對澳門而言，這個合作概念早於新中國成立以還就已經出現；沒有這個合作關係，澳門亦不能生存，遑論發展。最基本的如食水供應，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澳門已向廣東省提出要求，於珠海興建水庫以供水予澳門之用；隨後珠海以至廣東省都不斷建設廣東西部的輸水設施，以滿足廣東西部和澳門對供水的要求。在電力供應方面，自1984年廣東開始向澳門供電，到現時澳門約九成的電力都是由廣東省供應。沒有與廣東建立合作關係，澳門難以發展起來。
粵澳合作
回歸後，粵澳之間的合作深化起來，粵澳合作聯絡小組於2001年成立，隨後升格為粵澳聯席會議，作為廣東省與澳門特區政府之間商討兩地合作的平台。澳門面對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在食水供應的問題上，過去由於海水倒灌到西江上游，使內地供應澳門的食水出現「鹹潮」，需要兩地政府共同解決，澳門方面亦資助內地完善抽水和輸水系統，協助兩地居民解決食水的「鹹潮」問題。
在發展方面，澳門亦得到廣東省的協助。例如面對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的取消，澳門的紡織業勢必面臨重大打擊，為此，廣東省與澳門合作，早在2003年就於珠海和澳門的邊境之間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讓澳門以至香港的廠商在這跨境工業區設廠，並可僱用內地工人，以減輕生產成本，而在園區工作的內地居民並不能進入澳門境內。
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
由於澳門面積細小，缺乏空間發展，過去澳門社會都有一些意見，認為可否把內地的一些地方撥劃給澳門發展。在回歸前，坊間已有意見希望內地能把位於澳門旁邊還未開發的橫琴島撥劃給澳門，這當然也就同時涉及到廣東和珠海的利益。最後中央政府決定以粵、澳、港的合作方式開發橫琴島，國務院並於2009年公布《橫琴總體發展規劃》，而澳門大學就成了這個發展規劃的首個項目。澳門政府向廣東省租借橫琴島上的一塊土地，年期四十年，作為澳門大學的新校址，而新校園區與橫琴島的其他地方以一牆分隔，內地居民並不能從橫琴直接進入校園，需要先通關進入澳門境內，才可以到新校園；相反澳門居民不用過關就可直達校園，而校園內實施澳門法律，運作與澳門沒有分別。
根據《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澳門還可以在島上開展中醫藥研究項目，建設護老中心和公共房屋，供澳門居民使用。事實上，澳門政府正跟廣東省政府商討租用島上的其他土地作不同用途的發展。
此外，國務院亦於2008年底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為了更好落實此規劃綱要，廣東省和澳門政府早在2010年展開《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商討工作，並於2011年正式簽署，當中的合作範圍包括金融、貿易、會展業、旅遊業、中醫藥、文創合作等。除了橫琴島的開發外，澳門政府亦正與中山市、惠州市和江門市商討在當地合作。自去年大灣區概念出台後，澳門方面更加強調在區內發展創新金融業，而澳門的旅遊學院更成為灣區內培訓酒店和旅遊業人才的基地。
區域合作 早已是澳門發展方向
對澳門而言，大灣區概念的意義或許是要強化其在區內共同治理的需要，以解決自身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猶記得去年天鴿襲澳，澳門面對二百年一遇的嚴重海潮所帶來的水災和大停電，這些都不是澳門本地可自行解決的問題。就水災而言，由於澳門的內港區為低窪地區，要預防海潮所帶來的水浸問題，需要在澳門水域內構建防潮閘，但這一設施或會影響珠海的防潮系統，故亦同時需要珠海合建設施。值得留意的是，天鴿過後，一些意見認為天鴿為澳帶來如此嚴重的水患，亦可能被受中山所建的防波堤所影響，阻礙潮水往上游走，令澳門的災情惡化。這個說法是否正確需要進一步的驗證，但這也提醒大家在灣區內各市的建設或會可能影響其他城市的處境，日後在建設大型設施時需要與區內其他城市商討，加強區域治理是有所需要的。
又如供電問題，一些評論認為天鴿所造成的大停電，是由於澳門過分依靠內地供電所致。但值得留意的是，澳門面積小，只有三十平方公里，比香港的屯門區還要細，要在這小小的城市內齊備所有設施，談何容易，還要面對「不要在我後花園」的問題——興建大型發電設施，很可能引起各方居民的反對。故在天鴿之後，澳門電力公司提出的解決方法，不一定是在澳門興建大型發電廠，而是澳門本身是否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性從內地的電網調整輸送到澳門的供電量，以面對緊急情况。
實際上，無論大灣區這個概念是否出現，區域合作早已成澳門的發展方向。或許可以說，澳門老早已進入了這個灣區，開展了大灣區時代，問題只是以什麼方式與灣區內其他城市合作而已。
文//余永逸（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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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篇：澳門借橫琴可以照抄？
若說澳門早已進入大灣區，香港又如何？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從大灣區的命名看起，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就強調空談無謂。
Q﹕香港老早進入了大灣區？
張少強認為區域內城市之間的合作確實已出現，「但正式命名的過程十分重要」。「將一件未能言狀的事正式命名之後，會產生這個命名底下相關的討論，可以出現論述」，他舉例，以往港人會說「返深圳」、「去澳門」，地域差異仍存在，而將地區整體命名為大灣區，長遠就可能會說成「我們都在大灣生活」。「在學術上稱為language event（語言事件）。有了這個語言以後，指出了一個新的認知方向，可以變成新的生活實踐，甚至身分認同的來源。若有實質存在而未有命名，只會用現有地理名詞理解自己生活的範圍，但有了新的地理名詞，就可能變成集體自我稱呼，在這個意義上淡化或凌駕了現有的地域邊界」。他提到像Great Britain，「英倫三島內部差別很大，但Great Britain建立了共同身分，有時可以幫忙梳理、緩衝地方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一個不喜歡蘇格蘭人的英格蘭人，想到大家都是大不列顛公民，或許又能同仇敵愾。
大灣區吹起號角，源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年三月在工作報告首提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張少強留意「粵港澳」排序，「港珠澳大橋以香港行頭，大灣區命名上的次序調動，即使假設無意為之，都將三地的輕重主客關係調動了。三地合作誰是主誰是客？與內地有差別時，究竟是粵改法律制度或貿易方式，還是港澳去改？」
Q﹕東江水是政治水，大灣區也不止是為經濟？
內地官員不止一次點明，東江供港的是「政治水、經濟水、生命水」，張少強說目前沒有清楚講法與文件說明大灣區藉經濟活動達到非經濟目的，然而「就當訂出政策的人出於純經濟考慮，不用陰謀論去想，客觀效果是改變了區域之間的地緣關係，可帶來很多超越經濟的影響，由生活習慣、制度、政治身分文化認同，到社會生活走向，都可以有好大變化。」影響未必即時見到，他提到CEPA「納入香港電影，結果現在變成怎樣？成龍便說只有一種電影叫中國電影。因為市場變化、投資者的考慮，由只考慮本土趣味，到必須顧及內地趣味，慢慢會看到原來（政策）已根本地改變了我們日常生活很多重要環節，甚至經濟運作的模式。」
Q﹕討論大灣區，焦點在於合作方式？
張少強說部分做生意的人，或接受愛國主義的一群，會將大灣區視為「機」，視之為大勢所趨，討論重點在於詳情，技術上如何互相配合，但對香港有本土意識的人來說可以是「危」，未來政策細節公布，舉例若訂明簽署文件要用簡體或繁體，也會引起關於香港自身特質被冲淡的爭拗，「事情就會變得複雜，可變成挑戰或削弱香港人自我意識的事件」。而若中央已拍板落實計劃，沒有選擇，亦只有從務實角度討論合作形式。
呂大樂則直言「一日到黑講優勢互補，互相協作是吹牛」，香港必須細思「面向大灣區，有咩可以sell」，又面對怎樣的限制，「如提供優質醫療、教育，內地有它的體制」，「中央有幾多空間讓你自由進入辦學？」他將香港工廠北移的階段稱為「區域融合1.0」，而現時中港雙向來往是2.0，「上一回合是資金流動，香港資本去上面開廠，現在要把人也帶上去，問題是什麼既會令內地受惠，香港又有競爭力？我們輸出的能否與中央傾妥，容許我們以較自由的方法到灣區輸出？」
Q﹕澳門租借橫琴土地，香港也可借地？
建制派提出在內地建條香港村，香港又能否仿照澳門做法向內地借地？呂大樂說：「香港尷尬的地方是，我們的後門是深圳的前門，不是我讀大學的年代，過了境就是荒蕪城鎮，難道要深圳把市區一塊地拆給香港？反過來深圳要天后拆出來讓我發展，你都睬佢都傻。」至於河套區的創科宏圖，「如果我是華為、阿里巴巴、大疆，可聘用北大、清華畢業，願意來深圳的人，深圳發展得快的原因是對內地開放，可以吸引大量人才，如果要框住用一個地方、聘一群人，為何要這麼辛苦？有什麼是過了河就沒人懂？」
他認為「融合要organic，本身按照一些邏輯進行，如市場規律。如果只因為政策，做得幾多次？是否能持續？」亦如政府鼓勵港人到內地生活，「兩地工資雖然接近了，卻仍不一樣，香港作為移民勞工到內地工作，移民勞工的特點通常是由低收入的地方去高收入的地方，以前梁振英說不要短視，不應計較，但港人不知身分將來能否在內地買屋、又不知道社保安排。說要服務祖國也可以，問題是不會有大量的人去做這件事。」他說現時大灣區的討論像是各地爭相發表「我的志願」，卻未有認真想像、描繪融合的圖景，分析周邊地區強弱與需求，「像政黨提出香港人在內地工作交香港稅，但想想內地政府為何要提供優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