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膠達人王久良導演 被遺棄的一角震撼世界 26分鐘紀實救廢膠場孩子

文章日期:2018年04月15日

【明報專訊】難得覓得一方空曠,陽光在高樓夾縫之間勉強擠進來,攝影師爬到高處才要舉起鏡頭,雲一動,一整座城市隨即不見天日。

「香港人就像生活在一個城市母體裏,出身前在媽媽的肚子裏,出生後住進城市的子宮中,沒有風、沒有雨、沒有天空、沒有土,所有一切都在這個建築裏提供。」

鏡頭下,王久良額上被廢塑料場的毒煙熏出來的氯痤瘡已幾乎退得不見痕迹﹕「都六年了,快退,少了一塊皮。」六年間,他在山東一個小鎮裏的廢塑料工場之間來回奔走,用鏡頭記錄了修羅場的冰山一角,拍成紀錄片《塑料王國》,震撼了世界。

這星期,他帶着《塑料王國》八十二分鐘的「電影版」來到香港不同的大學和機構放映;另外一個廿六分鐘的「媒體版」,更早之前已在網上公映,帶着更批判的視角直搗整項回收工業的不人道處,影片裏,王久良在草地遇上要正傾倒廢塑料的卡車司機,司機瞄到他手上的攝錄機﹕「你拍個照有什麼用?拍個照能改變問題?」

沒想到一語成讖。

紀錄禁片 叫停進口垃圾

「最終被禁是因為二○一六年十一月獲獎之後,這種傳播的媒體版滿天飛,大家都能從裏面獲取圖片或信息,各種文章就出現,當一個負面話題有了廣泛性傳播後,按常規就立馬被禁止。一六年底到一七年初是一個大爆發的狀態,所以一七年一月份,《塑》就成了一個敏感詞,不能發表任何評論,但無所謂了。」因為同年七月,北京政府正式對世界貿易組織(WTO)宣布,在年底結束塑料、廢紙等三十六種廢棄物進口﹕「我毫不謙虛地說跟我們有關係。」

影像的衝擊,帶來整個產業鏈翻天覆地的改變,洋垃圾停止進口,有人問,這豈不是砸破了人家的飯碗?卻沒有先問,這種活,到底值不值得幹。

一襲環保衣裳 遮回收場腥臭

「我有些拍到的,沒有放進去,工人在操作機器,塑料進去,然後整個左手一進同放進去,五個指頭全沒了。」工人大叔對他說,我真後悔,幹了20年塑料,到最後只落得這樣的下場,寧願用20年的錢去買回一隻健康的手﹕「這可能嗎?你做這個產業到底為了什麼?這樣的一隻手嗎?到處都不健康的環境嗎?那些錢到底掙多少,這些財富永遠在誰的手裏?」

所謂的回收工場都是不成模樣的,矮矮細細的平房裏頭亂七八糟堆着土炮舊機器,工人坐在垃圾堆中,將外國收回來的廢塑料分類後割成細塊,一斤才賺它一毛錢。「回收」兩個字在現代社會鍍上環保的意義後變得漂亮,底下其實就是在垃圾堆中扒飯食,是這種偏遠小鎮中最低端的活兒。

燒膠看煙聞味分類 以膠代柴燒飯

「什麼味道都有,一上來就腥腥臭臭的。」拿走字幕後幾乎沒法聽懂的老婦人,一口鄉音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句「腥腥臭臭」的﹕「還有股驢蹄子味兒,熏死了。」洋垃圾的源頭什麼地方也有,韓國的、美國的、歐洲的,狗一頭栽住垃圾堆中吃法國罐頭還黏着的腐壞食物,如何能不臭?

還不及燒起來的味道難聞。工人說,進口的塑料幾乎都沒有分類﹕「來的東西都很雜,什麼是聚酯什麼是聚氯,什麼聚甲醛,經過點火、看煙,聞味兒辨別出來。」用打火機點起來再一把吹熄,有時候,有些工人家庭索性將點燃起的廢塑料往灶裏塞,代替柴火做飯︰「我做過詳細的調研,那個地方非常嚴重的就是癌症,跟多氯聯苯有關,那東西恰恰是因為塑料化學物釋放出來。」王久良在墳場上採訪老人,老人的兒媳婦就埋在腳下﹕「老人說的,這就怪了,兒媳婦只有40來歲,為什麼年輕的人也會得癌症?」

「塑料王國」是一個循環,洋垃圾進口後,被分類,清洗,打碎後再製成膠粒出口,變成塑料產品,被棄置後又回到中國這些小工場裏面。工場的生產過程則衍生出另一重在地循環﹕給機器輾的碎塑料,隨風捲進收割穀物的機器去,混到草堆中給牲口吃下去,清洗塑料的污水經河流回到灌溉用的水裏去,工人吃下受污染的食物,再回到工場中繼續製造新的污染。

污河撈膠撈死魚吃

鎮上的老人說,從前這裏有清澄的河,河裏有雪白的魚,現在大家都不敢再喝河水或地下水;虧還有小孩仍跑到河邊撈,撈出來捏成一團黑色的塑料薄膜,解開後翻出來的死魚,就這樣帶回家做炸魚吃。

移民工小孩 塑料山為家

小孩九歲,叫依姐,是從四川來這裏打工的彝族家庭彭氏的長女,寄住老闆王坤家的廢塑料場內,兩家人,吃的拉的玩的睡的都在塑料堆裏解決掉,王久良記錄了兩家人三年的變化,剪輯成八十二分鐘的《塑料王國》電影版,摘下了廿九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的新晉單元評委會特別獎 。

有別於「媒體版」針對產業的弊處迎頭痛擊,「電影版」呈現的是兩個靠廢塑料工業吃飯的家庭之間的張力和拉扯。依姐渴望上學,卻因為工人父親彭文遠寧願花錢買酒喝,只好在塑料堆中幫忙帶孩子,依姐善良又爭氣,背着剛出生的妹妹,在塑料堆中收集包裝紙,學習上面的生字;老闆王坤看見了,叫依姐過來給他養,兩家人起爭執便要打起來。王坤一家其實也沒有多風光,辛苦掙錢,到頭來只為添置一部漂亮的車子可以在回鄉時威風一下,代價是長年在廢料中工作導致腰間起了個腫瘤,也不敢花錢去看醫生。

亦親亦仇的兩家人,呈現的矛盾讓人以為「貧窮」才是「電影版」的主題,「塑料」是一個可以隨時代入置換的空欄﹕「這恰是一部電影的魅力,他們幹塑料是這樣子,廢料紙張也是這樣子,所以一部電影的影響不僅是廢塑料、環境問題,這是一個載體,借助這個電影去呈現你更多發現的東西﹕關於中國區域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有關兒童的教育問題。」

一人分飾導演 記者 調查員

「我不覺得自己純粹是個電影工作者,我更多是一個民間記者身分,一個調查者的身分。」王久良是念攝影藝術出身,本來與環保議題扯不上關係﹕「那是二○○七年,我在拍攝我家鄉(山東)的傳統鬼神文化,需要一個乾淨的外部環境作為場景,發現垃圾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那次對我觸動特別大,因為我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原來是非常乾淨。」

當時的感受,就像一個小孩藏了一件玩具,等到回家的時候已經被破壞了﹕「我一直在想,我拍的這些內容,可以放在美術館裏去出售,去滿足一個市場的需求,但發現這些作品跟更多的人其實沒有半點關係,所努力和活着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二○○八年,他的作品在平遙攝影節展覽,看着牆上自己的作品,他開始否定自己的工作﹕「好幾晚都睡不着覺,徹夜痛哭流涕,我就跟老師們陳述困惑,當時一位老師說,久良,你應該睜開你的眼睛看看周邊的世界,不應該沉醉在自己看到的世界裏。」

拍片調研交流 誓改變國策

二○○八年至二○一一年間,他走遍北京城外的垃圾場,拍出第一部紀錄片《垃圾圍城》,過程中深深地意識到,一件事情,假如在「信息」上不存在,那麼現實中就不存在,從《垃圾圍城》到《塑料王國》,他以影像作為起點,將「信息」擴散開去。

「媒體版是更直白去告訴觀眾這個產業是怎麼回事,很多媒體影印素材時,都是媒體版的東西。我借助電影、短紀錄片的力量,跟媒體各種合作,各種講座,以及個人的傳播、國內的國外的,所有的力量綜合起來,才最後達到這種結果。」比如他也寫報道,也有各種調研數據,與各種專家交流,到美國及日本深入跟蹤洋垃圾的起點,種種已經超出做電影的範疇﹕「如果只有那部電影,我真的不認為能改變中國跟世界貿易的決策,不可能。」

「我的出發點就是很明顯,試圖去改變這個事實,而不是要去做一部紀錄片去獲獎,獲獎有人關注,不獲獎沒有關注。」他形容自己是一線的工作者,是一個戰士;他的目標也不是零星的戰役,而是一整場戰爭﹕「創作時跟媒體不太一樣,記者有下一個議題,而我是可以深入努力幾年,徹底去把它挖出來的人,所以我是下藥要下猛藥。很多媒體報道大的小的垃圾場,也不覺得多嚴重,但如果我花三年時間把北京一千多個垃圾場翻出來時,這無形中會形成一個巨大的政治力量。洋垃圾話題也是一樣,我去美國、日本、中國那麼多地方,拿出來的調研都是真實客觀的,這個力量是非常大,就一次性『砰』就打開。」

內地不收 港回收業終須改變

他的調研數據上,也出現香港的名字﹕「二○一一年,加州向中國出口了100多萬噸,七成直接進中國大陸,三成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後去哪兒,沒說。」但這些後來我們都知道,二○一三年內地展開「綠籬行動」,收緊廢物進口檢測標準,結果大量進口香港的洋垃圾,唯有直送堆填區。去年內地進一步收緊標準,香港出現「廢紙圍城」,有香港回收商不肯投放資源提升標準,卻要求獲得內地豁免﹕「回收是要成本的,所有垃圾回收產業都是個副產業,比如日本,全靠政府大量補貼才不虧損,放在中國跟任何地方也是,否則東西那麼好,為什麼要給你呢?不要指望以商業模式去解決這個問題,就從生活習慣,小量的塑料,生產層面,其實這個酒店完全可以放一個小飲水機,大陸都有,但現在是一瓶瓶的給你。」

關注環境 終究關注人

訪問之前,他在酒店附近的商場逛了一轉,看到香港的孩子背着新簇的書包上學,好不幸福,想起紀錄片中的依姐。奈何這樣的一個地方,對環境的承擔卻出奇地少。

拍攝依姐一家之時,王久良自己的孩子剛好出生,鏡頭下隱藏不了對女孩處處展露的關懷︰「只有孩子才是需要無條件去被保護,別看我那麼粗糙似乎很勇敢,但唯一在孩子面前必須柔軟。」

王久良說,下個計劃是要拍一部劇情片︰「講大涼山的孩子,一個孤兒,兒童唱歌的故事。」不再拍環境了嗎?「所謂對環境議題的關注,最終還是對於人的關注,探討的是人的問題,誰在加害,誰在受害,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應該是這些。」

文//梁仲禮

圖//曾憲宗

編輯//林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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