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櫃上一部唱機播着強勁音樂，在對面梳化，阿真（化名）赤膊攤着，黃思琪（Louise）向這名粗獷漢子打招呼，他坐直身子，嘴巴裂開，臉上露出大大一個溫暖笑容。
Louise把她遇上的這群露宿者稱作「自建者」，4年前，她是園境建築設計的學生，偶然發現這個開放又私密的空間，邀露宿者把居所砌成模型，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的家。
「你記得與我砌過模型嗎？」
「記得﹗」Louise離開後，記者又趨前跟阿真交談幾句，他換上靦腆神情，不知當初他在怎樣的時刻決定把信任交給Louise。
在外地旅行時，走馬看花都好看，因為風景陌生，我們好奇。
而日常生活之地，有時卻因為熟悉而好看，這個「自建」的視角，便從相處而生。
砌模型怎會難倒露宿者
運用自身技能 物料手到拿來
「有一天剛巧經過深水埗，當時我將無家者理解為像遊牧民族在街上移動的人。然後我見到橋底有個社區，還貼了一張海報宣傳這裏將有聖誕音樂會，那時開始慢慢看他們如何生活。」Louise說園境建築設計研究戶外空間，而橋下這個既私人又公共，永久也臨時的地方，就讓她重思香港公共空間的可能。「在設計師角度，模型可以令人感受空間的原理，在1:1的場景，人未必可以真實感受當中的空間及活動是如何，當一步步砌出模型，就會知道自建者背後的原理及對家的概念。」她說，每個家都有它的個性，不會認錯。翻開她的新書《家在街：香港自建社區》，描繪了「音樂之家」，約2.8平方米，一人住，「尼龍牀架×1；沙發×1；木板×1」，一幅幅解構圖讓人知道露宿者並非隨便搭個安身之處，「他們是將物件循環再用的專家。每種材料都與社區很有關係，他們不會山長水遠搬來，是在社區附近把別人不要的物料取來循環再用，例如搬貨工人棄置在垃圾房的卡板，再基於自身的技能與性格去創造自己的家。」她為這些家起了名，在「製造者的住所」，愛收集舊物的屋主會用電線做家具；厲害的是「啤酒屋」，「屋主本身是地盤工人，懂得搭棚及紮鐵，以搭棚方式建屋，他好熟手，拿起枝竹就知道如何去駁」。親手搭出一個家，砌模型對他們而言更非難事，「一般人只從外面看這些居所，但當走近去看，就會知道他們對空間也有需求，需要儲物的地方，牀褥下也會墊塊板讓自己睡得舒服，不是求其喺度瞓。當我嘗試了解他們的生活，稱讚哪個位置造得漂亮，他們就開始興高采烈地跟我討論。」
食環指霸官地 政府「幾步清場」
小販婆婆擺掃把 一條縫隙也被封鎖
不過今天再訪，除了阿真的居所，已沒看到多少內裏乾坤，一列的家都是重重木板，鐵鏈外加鎖頭。Louise指指一間屋，說在此吃過一頓開胃的飯，2014年她到這裏時還是個開放的煮食與聚餐空間，兩人負責買11人的菜，煮飯、洗碗都像平常人家，各有分工，「他們在這裏喝喝茶，食口煙，在此建立生活，有自己的角色，又會邀我坐下閒聊兩句，那時是比較welcoming的設計。」舊人搬離，族群有變，人數增加，這個地方也有了變化。「他們開始退一步自我保護。」每扇門外的鎖，亦在抗衡政府的封條與鐵絲網。一間圍了封條的屋，貼上食環署的通知，勒令停止「不合法佔用」，屋與屋之間，又會突兀空出一格，「請勿非法霸佔政府土地」。
文仔解釋政府幾步清場，第一步視察及記錄無人的居所，貼通告後清拆，圍上鐵絲網，「曾有人想取回屋內的銀包、電話，阿sir要他等東西全搬上車再取，上車拿的一刻，卻警告他這樣做可涉盜竊」，忽然路過的人走近說句：「你講得太好喇。」最後空間變回絕對的空地，私人佔不到，公眾用不着。
這裏的臨時，保護了這群「自建者」，又威脅着他們。Louise說，家居依臨時街巿而建，旁邊一行植物又像緩衝帶，「讓此處不似一般公眾地方向外曝光，令他們找到棲身之處」。昔日臨時街市的檔販還會借出雪櫃給無家者放剩菜與啤酒。橋下世界不止無家者，「外來的社群都會參與這個地方的運作」，「之前兩個婆婆在這裏擺夜攤，以幾把掃把劃佔平地放置物件，然而同一處，垂直的欄杆面卻屬於自建者用作儲物，他們無形之間協議了空間如何分配」。走到兩個居所之間，見一道縫隙也被封上窄窄一條木板，原來早前一個婆婆生病，許久沒來，地方被其他人佔了，好生氣，於是重建一個「儲物室」，安心放她的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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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建其屋的大膽可能 ／ 文//黃宇軒
建築理論中，有所謂本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討論，除了指向風俗、鄉土、非專業、實用等元素外，也關注沒有受過特定訓練的人，如何用最「就手」的物料，一手一腳親自造出符合自己最切實需要的建築。
60年代倫敦 「自建」倡議冒起
上世紀60年代，讓雄心勃勃的建築師盡情發揮天才視野的現代主義如日方中，社會及設計史學家Bernard Rudofsky，1964年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策劃了非常成功的展覽「沒有建築師的建築」（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並出版了開啟重要討論的同名場刊。Rudofsky展示世界各地人們自建的居所和社區設施，說明在西方建築專業傳統外，開闊世界裏，人們自然累積有關建造知識，比起現代建築更能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Rudofsky深信自建背後，也有一整套需要理解和研究的知識與技巧。
同代居於倫敦的建築師Walter Segal亦開始提倡自建建築，發展出一套系統，讓居民可用最便宜的方法，親手建造可負擔的居所。這位建築師逝世後，以其名字命名的自建信託成立，Segal House大受推崇，今天在南倫敦Lewisham區，還可找到一整個受Segal直接引導，由居者自行建成的社區，每年開放參觀都很受歡迎。Walter Segal深信，房子和建築應可時刻適應人的需要，而非人去適應房子，自建往往也提供一種彈性，讓建築者知道怎樣改造環境。住在這些房子的人長大後會知道，房子竟由父母設計，除在市場買「現成」的，還可有別的選擇。Segal深深影響了近年當紅的16人建築團隊Assemble，後者的名字便組砌意思，他們許多計劃均牽涉用家自行使用物料和組裝。2016年，我曾跟Assemble和香港本地設計團隊與社會創新組織Make a Difference合作，在新界坪輋辦工作坊，共同理解村民的自建活動。
在香港，自建社區難以進入主流想像，除因高密度發展，也許亦因為殖民地香港有過大力打擊「寮屋」的管治原則，自建亦隨火災跟危險劃上等號。同時，城市「建造者」與「使用者」權力非常不均，空間使用者勉強用金錢買得和租得房屋的產權，已非常不易，難以進一步講述「居者建其屋」的大膽可能性。然而，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各式各樣自建的、企求讓行車路轉化成宜居空間的建築和設施，震撼人心，其實也提醒我們，自建的創造力，人皆有之，只不過城市發展的主導模式，全面壓制了市民的能力。
不應過早設合法非法框框
黃思琪 （Louise）將通州街橋底自建社區的設計研究出版成書《家在街》，合編的包括她念園境建築時的老師李欣琪（Yanki）和黃志恆（Sara）。專研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的李欣琪指出，Louise的研究在用字上故意「turn it around」，天橋下的「不是homeless（無家者）的社區，是個self build community（自建社群）」，他們認為這細微差異是重要的。團隊將研究成果帶到智利一個建築雙年展，南美有成熟的自建文化，從事園境建築教育的Sara，本身是資深藝術家，她說﹕「我們去智利得到很大的啟發，他們自建空間的日常感覺，跟香港很不同，所以他們對待這行為的態度很不一樣，那不是什麼奇怪的東西。當你太快將事情框在合法與非法的層面，會減去太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自建空間有更多有趣面向更值得談論」。Yanki補充，在智利感受到一個關鍵詞embracing（擁抱），人們欣賞彼此的創造力，會擁抱自建，「在香港卻會被拆去」。帶着這視角，我們還可從香港一些非正規建築中看到自建的創造力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