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陳健民常笑他說話時總是像含着一泡眼淚。
朱耀明只要一提起昔日遇過的少年，便無法按下那道要湧上喉頭鼻咽的感觸。
由1989年6月下旬至1997年7月之間，數百人經過地下管道在香港登岸︰「包括其中一個在柴灣（避風塘），就在你們（明報）樓下。」
黃雀來到香港，由朱耀明為他們張羅安頓，稍作喘息後，再到外國尋找可以自由飛翔的天空︰「有很多人，我只在89年10月，或91年、甚至92年見過，特別是那些身分敏感的。」
命運的大起大落之間，匆匆一別已是20多年︰「我也74歲了，而且快要面對監禁，來年的六四晚會，我不知道能否出席，所以好希望能夠在之前探訪他們一次，這是我的心願。」
六四學生領袖
經過多年掙扎，變成完全不同的模樣
他們有些來到時滿身是匿藏在船倉深處沾上的油垢，有些死命抓着一個膠袋，裏面裝一條毛巾、幾枚錢幣鈔票，加起來已是一身細軟︰「每次一想起這些人時，就好怕，好怕現在的年青人會再遭遇到這些，我不想再見到，不想再見到了。」
首當其衝是那些響噹噹的學生領袖︰「比如封從德，90年4月後便一直沒有再見過。」當時朱耀明正準備到三藩市幫忙安頓抵步的流亡民運人士，上機前收到消息，知道他夫婦倆大概要逃出來︰「果然一落機便收到張文光電話，說他們到了。」最後柴玲選擇到法國，他動身前往迎接，終於見面一刻，眼前的學運情侶身上，絲毫沒有鏡頭上看到的風采︰「一臉落寞，神情很迷惘，經過幾個月的逃難生活，身體亦不好。」
「所以廿多年來，當很多人在批評這些民運領袖時，我自己是好少批評他們的。因為我們是難以理解一個流亡的人面對的處境，你想想，他們當時只有廿多歲。」29年過去，朱耀明昔日遇到的落泊少年，現在已經是50多歲的中年人︰「這次見到他（封從德）時，我好開心，因為見到的，是一個容光煥發的……那我也視他為一個青年人吖，哈哈哈，終於找到一條自己的路。他正在學習中醫，希望懸壺濟世，經過20多年的掙扎，變成完全不同的模樣，人開朗，有活力，有光彩……」說到觸動處，老人一泡淚在眼眶來回打轉，分不清哽咽還是歡笑。
最後最重傷的 總是無名氏
「這也是為什麼，我最擔心的是香港會出現天安門的翻版，我常常說，在香港搞社運，走在前面的總比走在後面的人好，像現時那9個人（旺角暴動罪成），是寂寂無名的，我常常勸領導的人，落決策要非常小心，因為最後受到最大傷害的，往往是這些無名氏。」
晚會行禮如儀
重複提起有班人為民主犧牲
見過飄泊，知道飄泊之苦。去年夏天，朱耀明展開了兩個多星期的歐美探訪之旅，重訪這些昔日幫助過的家庭，要把握現時的自由之身，好好整理記憶的抽屜，將黃雀的近况及從前的經歷一一輯錄成書︰「不然將來我都不會記得有過這一班人，我們也需要有一個機會，一個平台，讓我們不要忘記，否則所有事情終會散去；像那9個人，你說他們會不會終會被忘記？為什麼？」
回顧、記錄、傳承，有人說這些舉動是單純的儀式，眼下港人水深火熱，再談年代久遠的過去有害無益；像每年六四晚會前夕例必要巡演一次的爭議，行禮如儀地討論何謂「行禮如儀」︰「但悼念就是悼念？除了獻花鞠躬，你還可以加入什麼呢？」球場裏外的人每年都在努力尋找新的討論切入點，還有沒有鏡頭未拍攝過的角度？還是頭版沿用去年的燭光大相一樣可以？大概重複可怕，讓人渾忘重點本來便是重複本身︰「六四最大的意義就是不斷地提醒我們，有班人為爭取民主犧牲，你說它儀式化，但儀式本身正正是在發揮它的內在含義，假如能夠理解儀式本身的意義，儀式便再不一樣。」
「像我們教會的主餐，來自聖經中最後的晚餐，每年也講這個杯，這些血是為我們而流，這個餅是為我們犧牲，提醒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的，我們要繼承他的使命。」而信念，延續在儀式之外；朱耀明曾在〈我的民主路〉一文中回顧自己多年來推動民主發展的道路，記起1984年，香港教會站在同一線上，寫出了《信念書》︰「基督徒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福人民。」「民主運動本身便是出自於對人的關懷，我記得有位老師曾經這樣說，一個人必須要為周遭人的遭遇、發生的事件觸動到他的心，然後才能夠有行動，簡單如小孩在你眼前跌倒，你會立即伸出你的手。」像當年黃雀行動中來自法國一方的幫忙，朱耀明永遠記得。
地下通道能夠打開 在於法國
除了美國的訪友之行，他特意到法國跑了一趟，帶上一副對聯，到馬賽的墓園獻花︰「保燕雀少年拔劍捎羅網 蔑鷹鷂俠客仗義薄雲天」嵌進聯中的是已離世的燕保羅（Paul Jean-Ortiz）先生的名字︰「這是一個感恩之旅，當年整個地下通道的門能夠打開，主要是因為法國。」燕保羅是當時總統密特朗的外交顧問，是整個黃雀行動中的關鍵人物，他和後來當地很多義務幫助流亡人士安頓的漢學家一樣，是民運人士能入法國的最大功臣。「後來一次，我問一位外交人員，為什麼你們願意這樣做？你用不用再請示一下上高，他反問，為什麼要？生命在死亡之間， 出於人性、良知要救一條性命，還有什麼好考慮的地方？」相對今天的青年學生組織，對於是否出席晚會，也要小心翼翼地討論情感連繫，思量道德責任，29年前的世界簡單純粹。
一代傳承一代 不應互相排斥
而經年的黃雀拯救行動，也是由於法國先開綠燈，才有後來其他國家願意跟隨︰「美國那邊，我差不多游說到10月。」當時朱耀明負責游走不同領事館做游說工作，這些連結的功夫，多年來一直有人在做︰「像最近梁家傑和楊岳橋到美國，以前我們也是這樣做，到處去介紹香港。每當有別國使節訪問北京，我們便遞一份名單上去，比如王丹坐監，便每一次都將王丹的名字放上去，希望對方幫忙要求釋放這些人，事至今日我知道仍然有人在做，包括709（大抓捕），包括劉霞的事。」
「你話，這一班人都是老古董，但其實每一個時代都在更換一些人，慢慢便可以承接……始終每個人都會變成屬於年老的一代，不應該互相排斥。」在動輒演變成世代對壘的年代，朱耀明總是苦口婆心︰「民主運動，不會只由一代人、或某一個階層的人去爭取，在我來說，能夠動員全社會的人參與，才能夠成功；所以若果能夠，我希望不單止講出黃雀行動，還有當年整個支持中國民主的運動，一百萬人上街、史無前例的劃時代現象，我很渴望會繼續出現在未來的爭取民主運動之中。」
支聯會初衷 港人聯合的力量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於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當時中國民主運動的「百萬人愛國民主大遊行」中成立，是一個由200多個團體組成的聯合會︰「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工作，你托派要這樣，四五行動要行動，勞工團體要遊行爭取，沒問題，但當關注到六四的問題上，大家便走在一致，而這一種廣大、聯合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朱耀明說，再次翻開支聯會的歷史，是希望大家記起當年民心一致的重要︰「透過回溯這些歷史，希望大家會再次記得，除了那一句說話你不喜歡之外，其餘那幾句，你也應該會同意的，是嗎？」尤其當連喊「結束一黨專政」也不可參選立法會時，面對分明全面主宰着你的國度，還談何割裂？
「任何一個組織，列一個綱領出來，也是在回應一個時代，29年了，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是不是要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在我們而言，現在更加愈來愈感覺到，對抗的是中國政府本身，你估林鄭月娥有力咩？」
讀讀潘霍華 盼望未來
「所以我們不可以無奈的。」為了準備入獄，朱耀明最近都在讀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書。牧師潘霍華生於德國，因為忠於信仰，投身反對納粹的運動，與同伴計劃刺殺希特勒失敗被絞死︰「當時潘霍華正準備結婚，但納粹已經冒起得很厲害，快要打仗，他也面對隨時要被拉的風險，那到底應該結還是不結婚？最後他選擇要結。」
「因為結婚，是對未來的盼望，你選擇不結是因為你怯於未來，是悲觀，但只要我堅持繼續過我的正常生活，對未來抱持樂觀，我便是在挑戰未來。」別要讓一時的高氣壓亂了步伐，在日常中找回節奏︰「常存這一種心，過正常的生活，將想法實踐，這是對未來盼望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