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雀達人朱耀明 入獄之前 回望黃雀

文章日期:2018年6月3日

【明報專訊】陳健民常笑他說話時總是像含着一泡眼淚。

朱耀明只要一提起昔日遇過的少年,便無法按下那道要湧上喉頭鼻咽的感觸。

由1989年6月下旬至1997年7月之間,數百人經過地下管道在香港登岸︰「包括其中一個在柴灣(避風塘),就在你們(明報)樓下。」

黃雀來到香港,由朱耀明為他們張羅安頓,稍作喘息後,再到外國尋找可以自由飛翔的天空︰「有很多人,我只在89年10月,或91年、甚至92年見過,特別是那些身分敏感的。」

命運的大起大落之間,匆匆一別已是20多年︰「我也74歲了,而且快要面對監禁,來年的六四晚會,我不知道能否出席,所以好希望能夠在之前探訪他們一次,這是我的心願。」

六四學生領袖

經過多年掙扎,變成完全不同的模樣

他們有些來到時滿身是匿藏在船倉深處沾上的油垢,有些死命抓着一個膠袋,裏面裝一條毛巾、幾枚錢幣鈔票,加起來已是一身細軟︰「每次一想起這些人時,就好怕,好怕現在的年青人會再遭遇到這些,我不想再見到,不想再見到了。」

首當其衝是那些響噹噹的學生領袖︰「比如封從德,90年4月後便一直沒有再見過。」當時朱耀明正準備到三藩市幫忙安頓抵步的流亡民運人士,上機前收到消息,知道他夫婦倆大概要逃出來︰「果然一落機便收到張文光電話,說他們到了。」最後柴玲選擇到法國,他動身前往迎接,終於見面一刻,眼前的學運情侶身上,絲毫沒有鏡頭上看到的風采︰「一臉落寞,神情很迷惘,經過幾個月的逃難生活,身體亦不好。」

「所以廿多年來,當很多人在批評這些民運領袖時,我自己是好少批評他們的。因為我們是難以理解一個流亡的人面對的處境,你想想,他們當時只有廿多歲。」29年過去,朱耀明昔日遇到的落泊少年,現在已經是50多歲的中年人︰「這次見到他(封從德)時,我好開心,因為見到的,是一個容光煥發的……那我也視他為一個青年人吖,哈哈哈,終於找到一條自己的路。他正在學習中醫,希望懸壺濟世,經過20多年的掙扎,變成完全不同的模樣,人開朗,有活力,有光彩……」說到觸動處,老人一泡淚在眼眶來回打轉,分不清哽咽還是歡笑。

最後最重傷的 總是無名氏

「這也是為什麼,我最擔心的是香港會出現天安門的翻版,我常常說,在香港搞社運,走在前面的總比走在後面的人好,像現時那9個人(旺角暴動罪成),是寂寂無名的,我常常勸領導的人,落決策要非常小心,因為最後受到最大傷害的,往往是這些無名氏。」

晚會行禮如儀

重複提起有班人為民主犧牲

見過飄泊,知道飄泊之苦。去年夏天,朱耀明展開了兩個多星期的歐美探訪之旅,重訪這些昔日幫助過的家庭,要把握現時的自由之身,好好整理記憶的抽屜,將黃雀的近况及從前的經歷一一輯錄成書︰「不然將來我都不會記得有過這一班人,我們也需要有一個機會,一個平台,讓我們不要忘記,否則所有事情終會散去;像那9個人,你說他們會不會終會被忘記?為什麼?」

回顧、記錄、傳承,有人說這些舉動是單純的儀式,眼下港人水深火熱,再談年代久遠的過去有害無益;像每年六四晚會前夕例必要巡演一次的爭議,行禮如儀地討論何謂「行禮如儀」︰「但悼念就是悼念?除了獻花鞠躬,你還可以加入什麼呢?」球場裏外的人每年都在努力尋找新的討論切入點,還有沒有鏡頭未拍攝過的角度?還是頭版沿用去年的燭光大相一樣可以?大概重複可怕,讓人渾忘重點本來便是重複本身︰「六四最大的意義就是不斷地提醒我們,有班人為爭取民主犧牲,你說它儀式化,但儀式本身正正是在發揮它的內在含義,假如能夠理解儀式本身的意義,儀式便再不一樣。」

「像我們教會的主餐,來自聖經中最後的晚餐,每年也講這個杯,這些血是為我們而流,這個餅是為我們犧牲,提醒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的,我們要繼承他的使命。」而信念,延續在儀式之外;朱耀明曾在〈我的民主路〉一文中回顧自己多年來推動民主發展的道路,記起1984年,香港教會站在同一線上,寫出了《信念書》︰「基督徒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福人民。」「民主運動本身便是出自於對人的關懷,我記得有位老師曾經這樣說,一個人必須要為周遭人的遭遇、發生的事件觸動到他的心,然後才能夠有行動,簡單如小孩在你眼前跌倒,你會立即伸出你的手。」像當年黃雀行動中來自法國一方的幫忙,朱耀明永遠記得。

地下通道能夠打開 在於法國

除了美國的訪友之行,他特意到法國跑了一趟,帶上一副對聯,到馬賽的墓園獻花︰「保燕雀少年拔劍捎羅網 蔑鷹鷂俠客仗義薄雲天」嵌進聯中的是已離世的燕保羅(Paul Jean-Ortiz)先生的名字︰「這是一個感恩之旅,當年整個地下通道的門能夠打開,主要是因為法國。」燕保羅是當時總統密特朗的外交顧問,是整個黃雀行動中的關鍵人物,他和後來當地很多義務幫助流亡人士安頓的漢學家一樣,是民運人士能入法國的最大功臣。「後來一次,我問一位外交人員,為什麼你們願意這樣做?你用不用再請示一下上高,他反問,為什麼要?生命在死亡之間, 出於人性、良知要救一條性命,還有什麼好考慮的地方?」相對今天的青年學生組織,對於是否出席晚會,也要小心翼翼地討論情感連繫,思量道德責任,29年前的世界簡單純粹。

一代傳承一代 不應互相排斥

而經年的黃雀拯救行動,也是由於法國先開綠燈,才有後來其他國家願意跟隨︰「美國那邊,我差不多游說到10月。」當時朱耀明負責游走不同領事館做游說工作,這些連結的功夫,多年來一直有人在做︰「像最近梁家傑和楊岳橋到美國,以前我們也是這樣做,到處去介紹香港。每當有別國使節訪問北京,我們便遞一份名單上去,比如王丹坐監,便每一次都將王丹的名字放上去,希望對方幫忙要求釋放這些人,事至今日我知道仍然有人在做,包括709(大抓捕),包括劉霞的事。」

「你話,這一班人都是老古董,但其實每一個時代都在更換一些人,慢慢便可以承接……始終每個人都會變成屬於年老的一代,不應該互相排斥。」在動輒演變成世代對壘的年代,朱耀明總是苦口婆心︰「民主運動,不會只由一代人、或某一個階層的人去爭取,在我來說,能夠動員全社會的人參與,才能夠成功;所以若果能夠,我希望不單止講出黃雀行動,還有當年整個支持中國民主的運動,一百萬人上街、史無前例的劃時代現象,我很渴望會繼續出現在未來的爭取民主運動之中。」

支聯會初衷 港人聯合的力量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於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當時中國民主運動的「百萬人愛國民主大遊行」中成立,是一個由200多個團體組成的聯合會︰「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工作,你托派要這樣,四五行動要行動,勞工團體要遊行爭取,沒問題,但當關注到六四的問題上,大家便走在一致,而這一種廣大、聯合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朱耀明說,再次翻開支聯會的歷史,是希望大家記起當年民心一致的重要︰「透過回溯這些歷史,希望大家會再次記得,除了那一句說話你不喜歡之外,其餘那幾句,你也應該會同意的,是嗎?」尤其當連喊「結束一黨專政」也不可參選立法會時,面對分明全面主宰着你的國度,還談何割裂?

「任何一個組織,列一個綱領出來,也是在回應一個時代,29年了,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是不是要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在我們而言,現在更加愈來愈感覺到,對抗的是中國政府本身,你估林鄭月娥有力咩?」

讀讀潘霍華 盼望未來

「所以我們不可以無奈的。」為了準備入獄,朱耀明最近都在讀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書。牧師潘霍華生於德國,因為忠於信仰,投身反對納粹的運動,與同伴計劃刺殺希特勒失敗被絞死︰「當時潘霍華正準備結婚,但納粹已經冒起得很厲害,快要打仗,他也面對隨時要被拉的風險,那到底應該結還是不結婚?最後他選擇要結。」

「因為結婚,是對未來的盼望,你選擇不結是因為你怯於未來,是悲觀,但只要我堅持繼續過我的正常生活,對未來抱持樂觀,我便是在挑戰未來。」別要讓一時的高氣壓亂了步伐,在日常中找回節奏︰「常存這一種心,過正常的生活,將想法實踐,這是對未來盼望的重要。」

文//梁仲禮

圖//馮凱鍵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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