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咱們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咱們的汗珠往下淌，為什麼，為了求解放」深圳派出所門外響起了《咱們工人有力量》一歌。今年5月，深圳佳士科技因為非法調動放假日期、實行違法罰款制度、未足額繳交住房公積金、泄露員工信息非法建立黑名單等非法行為，觸動公司員工向坪山區人力資源局和總工會投訴。總工會回覆指員工可以組織工會，更有89位工人申請加入工會。
然而，到了7月，坪山區總工會幹部和公司管理層卻指控員工自行成立工會違法，工人遭公司以解僱、毆打等報復式對付。7月27日，雙方爆發衝突，深圳警方以尋釁滋事罪拘捕30名主事工人、聲援的其他工廠工人與學生，至今工人仍未獲得釋放。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等帶頭發起聯署，全球過百名學者聲援被捕人士。潘毅斷言﹕「今次事件將會有一個跨時段的影響，自2010年富士康工人自殺、本田罷工，至今8年，佳士事件反映社會不是停滯不前」。
內地仍在富士康年代
佳士工潮後新現象
「佳士的工作環境惡劣，但對比其他深圳電子廠又不算特別惡劣，仍然是加班加時和夜班。不過員工權益不受保障是真的，例如兩星期只得一日休息，公司規定員工要去徒步。如像集體軍訓，在廠內行路，作為精神上訓練，引發員工成立工會的訴求。」潘毅說。
廠方認定工人工會違法，對籌建工會的員工採取非法調班、開除、恐嚇、抹黑、毆打等手段進行報復。至7月27日引發大規模刑事拘留30人。7月29日北京大學學生發起聯署聲援行動，一日內有超過千六人聯署，但聲援書在不足3小時內被刪除。「這次工運帶來了三個新現象，第一工人成立工會，就算資方不配合，工人不會放棄，工人有勇氣對抗。當工人進入籌備工會的程序，公司不可以炒人。第二，工人始終不是西方媒體說想成立獨立工會，而是依照《工會法》合法成立工會，這班工人有法律意識。第三，學生高度支持，原來學生一支持的動員能力好強，馬上可以召集超過五六個學生社團一起聲援，都是以前見不到的。富士康自殺時亦有學生參與調研，但仍然未成熟。現在是一個好現象。」
8月1日，潘毅等關注中國勞工權利的學者應聲援學生和工人的要求，發起聯署信，僅流傳一晚，就獲得逾100位全球學者聯署，包括悉尼大學中國研究教授David Brophy和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學家Michael Burawoy等知名學者。「當局經常以尋釁滋事罪扣留市民是好不齒的行為。深圳市政局到現在都不敢說工人犯法。刑拘可以去到31日先放，雖然被控尋釁滋事，但上到法庭都要講證據，工人無影響公眾跌序和工廠生產，所以應該不會判太重。」她認為政府原打算以拘捕阻嚇工人不要自行成立工會，但此事發生後，大量學者和學生支持，反而起了教育作用。「全國二億八千萬名農民工在40年高速經濟發展下，權利被忽略。誰去保障工人？就是工會。在《工會法》下，應該開放工人去成立工會去保障自己。這件事後令普通人都知道組建工會是工人合法權益。」
憤恨工人燒傷無賠奠定研究主軸
潘毅研究中國勞工權益逾20年，一切都是從六四開始。當年她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歷史系，「那時我參與國事學會，比較關心國內事情。六四追求宏觀和高的民主問題，六四之後，中大報社、學生會和國事學會都在找一個出路，其中一條路就是走向中國基層，去支持基層，去接觸農民工。然後91年東莞雨衣廠大火，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我和其他同學都擔心工人賠償問題，碰到了悲劇和前線女工的傷患，奠定我這一生從事中國勞工研究。」
93年11月19日，深圳致麗玩具廠發生大火，87名工人喪生，主要是女工。21歲的曉明除了臉部外，身體各處都被燒焦了。「父母掙扎要不要抬她回鄉下，因為沒有賠償，政府沒出面支援，回鄉後就成為家庭的負擔。除了燒傷女孩在哭外，父母也經常哭。」她拿着香港善心人的捐款，跟隨只有十六七歲的燒傷女工回到湖北農村，「燒傷者家屬來接我們，去到才知道改革開放後的農村是半無政府狀態，現在人們覺得中國政府好高壓，但事實是相反，沒有人理會農村，這裏存在醫療、教育、養老問題。」
她坦言年輕時會憤世嫉俗，見到有人尖叫、燒傷，就感覺好憤怒，覺得這些情况不應該出現，「在醫院探燒傷工人之後， 離開醫院喊出來。而後來幫助塵肺病建築工人時，其實知道工人們無得醫，小朋友都變成孤兒，見到住在農村的太太自殺，更是傷感。」後來她們有十多位老師領養這些小孩，二○○九年領養至今。
做打工妹聽尖叫與夢魘
在倫敦大學修讀人類學哲學博士時，她為寫博士論文更深入內地手機廠做女工8個月。當時她26歲，已成為工廠中近乎最年長的一個。「當時未有富士康，我間廠做大哥大的，一個大哥大要一萬五六千元，但人工只得四五百元。現時蘋果手機五六千元，富士康人工三四千元，就這樣看來時代是有進步的。不過當年第一代農民工沒有多大不滿，很少集體行動，因為做3個月就足夠農村一個家庭1年收入，做夠3年夠錢回鄉建屋。」她的工作負責扭螺絲與焊接，「因為我是以學生身分申請進工廠做研究的，所以工作不太重。工人們不太明白什麼是博士論文，竟以為我是公司太子女，是來學管理的。後來，她們圍住我說故事我聽，以為我會很快離開。其實我是要留意女工的生活細節，我對宿舍有興趣，她們帶我到宿舍，甚至在過年時帶我回鄉下。」
女工日復日重複地久站與工作，長期加班與夜班，她們承受着極大的身體痛楚。宿舍卻是如此擁擠，一個不足100平方呎的小房間，放了4張雙層鐵架牀，8個人擠在一起。突然，有一名女工阿英總在深夜發惡夢與尖叫，「她不是唯一一個會發惡夢和磨牙的，當時說的尖叫和發惡夢其實是一種吶喊，無意識的身體表達不滿。」潘毅的博士論文《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如此寫道﹕「尖叫聲之後是一片可怕的寂靜——由於急於理解這尖叫，在這個房間裏只住了一個星期，我已陷入了焦灼之中。」這篇論文獲得二○○五年C Wright Mills獎，是首位獲此獎的亞洲學者。
她發現女工正被三座大山擠壓，資本、國家與父權。當年《勞動法》剛實施，卻沒有公司願意為她們簽合同，同時如果進不了工廠又沒有居留證，將被官方遣返回農村。而在父權制度之下，女工十幾歲一個人每月賺四五百元，不斷寄錢回家，靠這班女工改善家庭生活。但 廿二三歲卻被父母催她們回家嫁人，「催婚好違背女工自己追求，這兩三年的城市工作中，她們改造了自己， 自我要求融入城市生活。進到內地電子廠，達到個體身分認同，後期被消費文化改造，她們想留在城市生活，卻又叫你回家嫁人，兩者的張力好大。」
我不想威脅資方我只想做學問
潘毅一九七○年生於汕頭，9歲時隨家人來港定居。「本身數學和中文根基好，可以花精力惡補英文。由細到大讀書都沒太大壓力，因為比一般人喜歡看書和雜誌，我對玩的興趣少些。」她戴着八百多度近視的眼鏡說，及肩的長髮夾雜着白絲。「其實我私下是好文靜的，喜歡禪修、靜坐。所以好多人覺得我好極端，以為我干預社會擁有好激進的性格，但其實禪修對維權都有幫助的，因為處理激烈的事，人更要冷靜。關心社會、着緊農民工，其實禪修可以培養人的悲憫狀態。」
禪修練冷靜為肺塵工人維權
為農民工爭取權益，她時常需要出手威脅資方。「我真的不想做威脅人這種事，我只想做研究和學問。但次次都給我撞到，中國知識分子有關心社會的傳統，好難只在象牙塔入面做學問。」二○○八年北京奧運，在修建鳥巢時發生多宗工人傷亡事故，在工地跌傷很多時是下半身癱瘓，同年亦是內地《勞動合同法》落實之時。潘毅趁機想推動內地房地產公司與建築工人簽訂勞工合同，保障工人權益。「豈料二○○九年遇到300多個肺塵病建築工人，他們因為吸入大量爆破時的粉塵而患病，其實是可以加濕作業，解決粉塵飄揚問題，但建築公司嫌要清理積水和不夠快，而拒絕使用。由於老闆不願簽署勞工合同，無人去負擔他們患病的問題。
此時，她認識了從事建築的三兄弟，二哥在工作期間突然吐白泡，送到醫院一個半小時就死亡，肯定是工亡。「雖然有賠償標準，但公司只肯賠償兩萬元，學生聽到覺得太過分。廿幾個學生和老師決定拿着一紮紮白菊花到工地要求增加賠償。最終公司調高至六萬五千元。」
而二○一○年富士康發生工人接連自殺事件，田玉是第三跳，受重傷。「我們學生跟了她3個月，當時父母要追求賠償。但富士康不開口，說自殺是自己問題。富士康更請心理學家來說是工人心理質素不夠好，個人情緒有問題，有抑鬱症，是他自己的問題。我們社會學家當然是不同意，認為心理問題是社會環境下促成的問題。直至我們威脅說要在北京大學開記者會，將田玉個案公開，富士康才願意傾，但最後只是賠償16萬多人民幣，非常小的金額。」
以合作社踢走大老闆不想像就無出路
由研究女工、建築工人、富士康，乃至後來的煤炭工人，她說二十幾年間，中國勞工的待遇、工作環境、法律保障都有改善，但工人的權益、組織和狀態不滿卻每况愈下。「社會不公平愈來愈嚴重，拿着三四千元無法在深圳、上海、北京生活，不滿扯高了。加上階級矛盾、差距嚴重，平衡不到心理問題。實際問題是賺數千元，做足十年都無法建樓。」
要如何解決問題？她說政府要重新審視過去三四十年經濟發展模式，但相信好多利益團體會反對。更需要靠工人自我組織工會，以及鼓勵社會討論什麼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將勞動者和勞動成果結合一起，令建築工人買得起樓，富士康工人買得起手機。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由工人階級領導國家，以合作社形式，輪流做管理，沒有大老闆，才是健康制度，問題才能解決。」是否天方夜譚？「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都無法提供一個未來社會的想像，就會是死路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