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是枝裕和新戲《小偷家族》，內地版海報的浮世繪風格令人眼前一亮，設計由黃海操刀，隱喻故事裏低下層的現實生活猶如一幅現代浮世繪。
雪白形如鷹爪的浪、纖幼線條描畫的美人臉，浮世繪被視為日本傳統藝術的代表，《浮世繪的故事》作者潘力形容為「日本民俗的百科全書」，由一般人熟悉的葛飾北齋說起，從富士山浪邊回到歌舞伎舞台，是人聲鼎沸的江戶時代。
木刻版畫記錄「浮世」
「葛飾北齋之所以廣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幅大浪圖，完整名稱是《神奈川沖浪裏》。」上海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潘力說，這幅作品是葛飾北齋登峰造極之作，亦成為日本文化的標誌性符號，其中翻騰的海浪薈萃了中國宋代文人水墨畫及日本傳統圖案的精髓，鷹爪形浪花極富表現力，「構圖上大膽地將富士山安排在不顯眼的畫面後方，通過翻滾的大浪來引導觀者的視線」。但浮世繪絕不止富士山，這門藝術是流行於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的木刻版畫，「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表現江戶時代市民生活的各方面，滿足當時的大眾文化娛樂需求之際，也為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時代記憶。」
浮世，是與日本佛教「淨土」相對的概念，意指人世的虛無縹緲，潘力在書中解釋浮世繪「有入世行樂、人生如過眼雲煙」之意。喜多川歌麿的《吉原之花約》便為江戶時代的吉原繁盛景象留下一個華麗註腳。
美人畫 半身特寫 捕捉花魁戀思
隨着德川家康在江戶設置統領全國的幕府，城市急速發展，參與建設的年輕武士、商人聚集，男女比例失衡，於是幕府在江戶東北部的吉原地區設立紅燈區，鼎盛時期妓女達三千多人，最高級的「花魁」，就是美人畫常見的主角，地位猶如明星，想知當時流行什麼fashion，就得看畫中衣飾。美人畫經常出現的一種髮型是鬚角髮髻向兩邊張開如燈籠的「燈籠髮」。
「喜多川歌麿是無與倫比的美人畫大師，其知名度和影響力可以和葛飾北齋相媲美。」今天日本知名的蔦屋書店取名自出版商蔦屋重三郎，便是不少新晉畫師的伯樂，喜多川歌麿受他賞識推出「大首繪」作品，開拓了美人畫的嶄新境界。其中《歌撰戀之部》系列捨棄當時常見的全身構圖，特寫美人半身甚至頭部，《物思戀》的迷惘目光展現了人物戀愛心理，而非專注服飾之上。而歌麿亦擅長捕捉花魁的生活細節，雖被稱為「青樓畫師」，但亦有以普通婦女入畫。
歌舞伎畫 富庶百姓的娛樂新聞
江戶盛世，百姓的經濟能力大為提高，除了花魁受追捧，歌舞伎興起，演員一舉一動亦是大眾焦點，服飾、道具都是「役者繪」（歌舞伎畫）的題材。就像現今的娛樂新聞，畫師也會將演員與家人的生活片段放進畫中，如鳥居清長的《風俗東之錦——五世市川團十郎與家族》就描繪了表演世家市川團十郎第五代傳人帶孩子及家傭出行。
在潘力書中盤點六大浮世繪畫師之中，最奇情的一位要算東洲齋寫樂。直至今天仍無人知其來歷、師承什麼門派，只知這名天才畫師在不足一年間（1794年5月至次年2月）發表了超過一百四十幅版畫，自此銷聲匿迹。他首次發表的歌舞伎演員系列亦由蔦屋重三郎發行，以粗獷風格表現演員神態，當時引起很大爭議，被指醜化演員，後世西方學者卻讚譽他的大首繪具視覺衝擊力，「稱作是日本浮世繪最輝煌的作品也絲毫不為過。」
風景畫 一座富士山46個角度
江戶時代後期美人畫及役者繪開始衰落，社會富庶、道路交通變得方便，旅行不再是登天難事，造就了風景畫的發展。《神奈川沖浪裏》只是葛飾北齋《富嶽三十六景》系列其中之一，這位大師在七旬高齡發表花五年時間，以不同角度描繪富士山的畫作，更因受大眾喜愛，追加十幅至總數四十六幅。富士山是日本人精神象徵，在江戶中期更出現名為「富士講」的組織，成員會相約登峰拜山神。
「歌川廣重與葛飾北齋是同一時期風景畫成就相當的兩位大師。」歌川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系列是他受命隨幕府官員往京都向皇室進貢，途經五十三個驛站的紀錄，這系列賣到供不應求，加印再加印，出版超過一萬套。潘力比較兩位大師的風格﹕「葛飾北齋個性奔放，富有激情，從畫面上就可以看出來，從風景花鳥到人物都充滿動感；而歌川廣重恰恰相反，平靜安寧的風格構成他作品的主調，很有中國文人畫的出世品格。正如日本文學家、詩人永井荷風寫道的那樣：北齋的畫風強烈硬朗，廣重則柔和安靜……北齋高峰期的傑作似乎並不特別體現日本情趣，反之，從廣重的作品更能領略到典型的日本風情和純粹的鄉土感覺。」
商業作品的「非純藝術」特質
瓷器包裝紙 震驚西方畫壇
「浮世繪還有大量表現神話鬼怪故事和武士打鬥傳奇的作品。」歌川國芳的武者繪《為朝營救圖》就是一幅情節豐富的作品，滔天巨浪以描述武將源為朝上京討伐武臣平清盛，在海上遇颱風來襲，右下角可見源為朝的妻子投海平息風浪不果，左下角的源為朝打算切腹自盡，於是天神派灰白色的天狗打救，海中巨魚亦浮現救人。這幅作品面世的1850至52年，已是浮世繪沒落前的一抹輝煌。
日本人當是草，西方人當是寶。當時平民可用低廉價格買到浮世繪，傳閱一番便丟棄，用作包裝瓷器，誰知歐洲人把紙揭開，發現是一個藝術寶藏。「浮世繪意外地引發了西方世界的關注，包括其他日本工藝美術品在內，掀起了一場席捲歐洲的『日本主義』熱潮，尤其是浮世繪對法國印象派繪畫產生了重要影響，梵高臨摹浮世繪就是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潘力在書中提及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巴黎畫壇，因相機面世的威脅，年輕畫家開始探索繪畫的新形式，浮世繪正好提供靈感。直到大批歐洲人往日本蒐羅「廢紙」，大批名作流出日本國外，今天日本學者也要到大英博物館才得見一些畫作真品了。
「浮世繪高度體現出日本式的工匠精神，每一道程序都是精工細作，畫稿出色，雕工細膩，拓印精緻。在視覺表現上達到了純粹的境界，精練地發揮線條和色彩的表現力，集畫意和裝飾於一體，堪稱繪畫性、裝飾性、工藝性的完美結合。」而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全盤西化，工業興起令民間手工藝式微，浮世繪逐漸退下歷史舞台。不過潘力認為，「從歷史上看，浮世繪作為一種面向市場的商品藝術，先天的『非純藝術性』注定很大程度上必須從形態和內容上迎合大眾需求。這些特徵恰恰契合了今天的日本當代藝術走向，包括村上隆、奈良美智在內的許多當代藝術家都從浮世繪中尋找、提取創作靈感和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