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面對「還有人記得你嗎？」的提問，潘星磊回答得很自然：「哪裏還會有？那麼多年了。偶爾參加藝術展，藝術家朋友認得我。」事實上，潘星磊22年前的一場行為藝術，不但成為香港回歸前經典的一幕，更打開了港人對身分危機的討論。
1996年，從北京移居香港的他用鐵鎚打歪維園維多利亞女王像的鼻子，再用紅漆潑向銅像和自己，這次具標誌性的「紅色行動」，令人印象深刻。潘星磊後因「刑事毁壞」坐牢28天，當時有人建議他承認自己有精神問題，或可逃過牢獄，他說：「這當然不行，我的行為藝術是很嚴肅的，坐牢在我計劃之中。」
居港數年，潘星磊旅居紐約又再回北京。不能忍受一成不變的他，現在「玩」膩了，帶着他的「華字」概念再來香港，由香港藝術及設計聯會主辦、王艷璇策展的潘星磊的藝術「華字革命」，希望以華字藝術之探討，直面當下中國人的浮躁心態和社會文化信仰。
一個更包容的名字
起初，潘星磊在北京成立「漢字基地」研究文字藝術，但愈來愈發現如果只局限於「漢字」，格局有限。「來看我展覽的藝術家有滿族、蒙古族等民族，本民族的語言都不是『漢字』，他們建議我換一個更包容的名字。」由此，有了「華字」的概念。「華」應該怎樣解？潘星磊說：「華夏、中華，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華字，更具包容性；漢字，好像只指漢族的文字，中國的很多文字，例如：東巴文、女書，是『漢字』概括不了的。」
問潘星磊為何後來少做行為藝術，他說：「我現在所做的已經超越了行為藝術。」潘星磊的藝術並不局限在西方「行為藝術」概念中，「我現在跟你講話，也可以是一種行為藝術」。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潘星磊認為大學時西化起來的教育體制把他帶離了文字的方向，1980年代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讓大學教育為政府服務，因此有反抗。「嚴格意義上，我的第一次行為藝術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潘星磊作為中央美術學院的絕食旗手亦參與了八九六四民主女神像的製作。「當時的教育多數是有益的，但小部分是對東方人思維的毁滅」，因為「與文字一點關係也沒有，西化的語言完全切割了這種聯繫，雕塑，特別是中國的雕塑與文字有很直接的關係，例如碑刻、浮雕」。現在潘星磊討論文字的危機，「中文作為一種象形文字，拼音化將很多文字的功能和交流阻斷、減緩了」。
繁簡體與身分
是次展覽開幕禮的研討會談及「華文字繁簡正殘之存在」，潘星磊提到2014年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放映他的漢字電影《革命》，映後討論中有學生問他怎樣看待繁簡字，「當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問他：『你是不是香港人？』對方是廣州人，這個問題在我這裏沒有障礙，是通用的」。潘星磊在內地出生長大，父親是香港人，在內地上大學時認識了他的母親，父親晚年落葉歸根回到香港，潘星磊跟隨而來。「父親是落葉歸根了，但我的根在哪裏？」當提及曾在香港開辦學校，抗戰時因地下工作而血灑西貢海中、屍骨不見的爺爺，他說：「在香港我的根比誰都深。」混雜身分讓潘星磊不甘「安穩」，也更多看待事物的寬闊與包容。
香港的繁簡體之爭，潘星磊認為文字的演變無可避免，難說好壞。「香港把身分危機投射到繁簡體之上。文字在中國本身就代表權力，從甲骨文到祭祀，現在不寫兩筆字（書法）還能當領導嗎？文字在中國是有魔力的，是『天雨粟，夜鬼哭』。20年前有人同我講『我們香港人很實際的』，現在反而理想主義了，與內地正好調轉。」潘星磊的「華字」以全球華人的視角為出發點，亦是因為他在紐約時，見多了「文化幫派」和華人藝術家生存之艱難，他也更加相信文字是可以變成黏合劑，所以「『漢字』更應該超出單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