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上月，鄔滿海出現在電視新聞，宣布房協終於獲得政府批地的消息，說舊居民可遷往啟德的臨時屋邨，真善美村或許能率先重建。「好消息」話音剛落，翌日早上九時正，十四個公公婆婆如常準時出現在村中央的大樹下，「擔」好櫈仔做早操；管理處的保安嬸嬸如常地跟我說聲早晨，然後繼續與站着的街坊雞啄唔斷，內容不外乎十八樓C座式的對話，例如因為煲了木瓜湯所以腳痛好了一點，還有聽說真善美村要拆了、房協這次看來是認真的。我抬頭看在鬧巿中如沙漠綠洲般的真善美村，想像着婆婆搬到新屋邨後，生活真會比這裏好嗎？
都巿綠洲 生活氣息處處
真善美村位於土瓜灣與九龍城交界，背靠教堂及學校，教堂對街，就是紀念南宋小皇帝曾落難九龍城的宋皇臺。因為沙中線，四年前這裏掘出宋代古井，文物保育爭議過後，地底工程這幾年來如火如荼，不過，縱使地盤處處改路不斷，依然無礙馬頭涌道作為土瓜灣主要幹道的速度，貨車巴士照舊飛馳，馬頭涌道是貨真價實的沙塵滾滾。
之所以，一街之隔的真善美村，格外顯得像個雜亂都巿中的綠洲。真善美村只有三排住宅，至真樓、至善樓、至美樓圍起一個三角形，三角形中央是一座兩層高社區中心，還有早上做晨操的婆婆頭頂那棵鳳凰木。在房協網頁上找到一九六○年代的舊照，那時候真善美村剛建成，這棵鳳凰木不過是比人高一點的小樹，如今都已老大得可以為這一輩的老人遮風擋雨；仲夏，樹上還會盛開火紅璀璨的花。天朗氣清的日子，天空的藍、鳳凰木的綠，配上三面圍住的橙色與白色屋邨建築，總讓人覺得這裏的歲月靜好。當然，這種鬧巿中的幽靜，自真善美村建成之後一直都是無法想像的——真善美村是最接近啟德機場的公共屋邨，飛機升降的噪音日夜纏繞，於是，那些年的真善美，最有名的是擁有無敵場景、是拍攝機場的最佳位置。
所謂的歲月靜好，不止是它雖與繁忙大路只一街之隔但居然鳥語花香、旺中帶靜，而事實上是這裏從早到晚都並不寧靜——早上九時，大叔帶早操的「一、二、三、四」；接近中午，不知哪樓層的單位傳來霑叔的《滄海一聲笑》；黃昏， 三個細路在平台公園吵鬧直至有大人來調停。如果說，重建屋邨是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我倒是想不明白，如今我們常見新落成的屋邨，設計的確比較貼近私樓、設備比較先進，但總沒感覺到生活的氣息；要養老的話、要生活的話，雖然舊屋邨的外牆或許舊一點、鐵閘嘈一點，好像留在這裏還自在一點。至少，我可以想像，偶爾會在她那層的半露天升降機大堂欄杆內閒坐看街的婆婆，若真要搬走，該要改掉這個午後乘涼的習慣了。
昔日公屋着重公共空間
香港最早期的公屋重建始於一九七○年代，率先清拆了十二幢徙置屋邨大廈。二○一四年的審計報告在〈規劃、建築及重建租住公屋單位〉章節中曾提及，在六七十年代，興建公共屋邨的目的，是滿足社會對廉租房屋的需求，相對於八十年代較新型屋邨，舊型屋邨的居住面積較小，缺乏基本配套設施。所以，在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中，為解決舊型屋邨保養成本高的問題，房署索性推出重建計劃。社會愈進步，條件愈富足，人們的居住環境該是愈來愈進步。不過，所謂居住環境，並不止於單位大小，面積再大但家徒四壁大概也算不上是一個好環境。以殖民地公共建築為博士論文題目的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兼職導師黎雋維，這幾年一直研究香港公共房屋設計，他說：「沒錯，真善美村那年代興建的屋邨，設計的確是比較着重公共空間，所以營造的鄰里關係也比較好。」
真善美村建於一九六五年，是香港房屋協會建成的第十二個公共屋邨——一九四八年成立後，房協在一九五二年建成如今已拆卸的第一條屋邨「上李屋」，及後，房協的建屋進度算是很有效率，幾乎每年有一個項目落成。從一九五五年的紅磡村，至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的勵德邨、祖堯邨，在設計上都各有特色，從建築物可看到很多設計細節都經過人性化的考慮。
外聘建築師 風格受歐洲英國影響
黎雋維說，六十年代，由於政府裏的建築師並不多，香港大多公屋由政府外聘建築師樓去設計。而與東南亞其他地方如新加坡一樣，這批屋邨的設計，都受到歐洲、尤其英國的影響。其中一個共通點，是這些公共屋邨都重視公共空間的佈局規劃，特色是走廊寬敞、大堂開放偌大、公園大。「你可以看到，它們的概念，最核心的不是單位如何設計，單位不大、非常簡單，但正是因為單位未必足夠滿足需要，要補償就靠室外空間。於是，走廊就成為單位的延伸、私人空間的延伸，可以容許不同活動產生。」舊式屋邨，單位基本上都只有四面牆、沒有間隔，大多住客都在遷進後才自行劃房。當然，因為要安裝喉管，廁所、廚房早就劃好位置，而廚房一般都是在窗邊，窗外就是屋邨裏的公園。
「在英國，大規模的公共房屋，也要到戰後五十年代才出現。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倫敦的巿議會有好多這類項目，在倫敦巿中建的公共房屋，好多都是這種風格——由粗獷（brutalism）、現代主義（modernism）發展出來的風格。」黎雋維解釋，公共房屋在當時的英國來說，是一個很激進的提倡，討論非常熾熱，而激烈的辯論都因政治環境而起——政府左派崛起，試圖以「福利社會」去抗衡「共產」的意識形態。「那時候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歐洲掀起過風潮，不少國家都嘗試遏止它的蔓延，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從房屋入手——共產國家強調工人福利，蘇聯當時真的常宣傳，他們的工人住得好好。於是，英國政府的左派便認為要推出一些政策，照顧低下階層，想要他們的巿民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也受到照顧。在政治上，當時的香港政府也有這種想法，要用這種例子去讓中國看：我們即使是殖民地、行資本主義，也能照顧到工人的生活。」
設計反映當時社會運作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英國發展出的公共房屋模式，都關注到住客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設計的考慮，主要基於核心家庭（四人家庭，包括父母及兩個孩子）的特徵元素。之所以，廚房的位置，一般都安排在窗邊，窗外就是屋邨平台公園。「建築師的理想構思是，一般家庭的爸爸要外出工作，媽媽在家帶孩子，所以當媽媽要煮飯，她在廚房邊煮飯邊可以看着在公園玩的孩子。」公共房屋設計簡單、不花巧，但建築師把社會的主要家庭模式、經濟模式都放在設計考慮，在建築的細節，後人可理解到當時的人認為怎樣的社會運作、家庭運作才是最好，怎樣的設計才最適合、最能協助家庭生活、社會進步。「建這種建築物的想法，出發點很烏托邦，雖然並不豪華，但很舒服。」
以私樓模式建屋 難續鄰里人情
只不過，這種以家庭生活為本的設計基礎，在香港的公共房屋只曇花一現，大概二、三十年的靜好歲月霎眼而逝，到了八○、九○年代，用私樓模式建公屋，就漸漸失去當初的特色。所謂私樓模式，即是走廊、大堂的半公用半私人的空間，不再被看成是私人空間的延伸，「單位內的設計裝備，已提供所有日常所需，住戶已沒有必要再向單位外的空間尋找，如今更重要的，就變成是管理上的需要，單位以外，規矩更直接，但大部分活動就隨之消失了，只剩下早就被設計好的活動，例如固定的櫈只能讓人每天坐在同一位置」。
「這的確是有點詭異——社會豐盛，時代進步，人們反而更少去想像更好的公共空間。」新聞報道說，重建後的真善美村料單位數目可增六成，但看如今新區俯拾皆是的新型屋邨，即使將來容納的人再多，也難以延續鄰里人情的真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