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制度不公 窮人點向上流?

文章日期:2018年09月16日

【明報專訊】開學半個月,相信大學新生都開始與同學打交道,如果你是港大醫科生,說起DSE的應考經歷,有同感的人未必很多,畢竟同學裏有一半以上不經聯招入學。有人認為非聯招生佔多,有利富有人家考入「神科」,有人說擇優而錄,無可厚非。大學寄託着學生向上流的希望,在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為弱勢學生推出新計劃,負責的教授對「神科」有不一樣的解讀:「今天把厲害的學生送到一個系,他未來表現很好,請問是老師還是學生厲害?有可能只是學生厲害,可是如果一個系能把璞玉琢磨好,便真的是這個系厲害。」台港兩地的教授,究竟如何看教育的未來?

成大實驗 招收弱勢學生

香港的中大、港大、科大被稱為三大,台灣則有「台、成、清、交」之說,國立台灣大學(台大)、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國立清華大學(清大)、國立交通大學(交大),都是寶島超過170間大專院校裏的頂尖名校。去年成大做了兩個「實驗」,一是決定設立「大一至大四全校不分系學位」,入讀的學生4年都不必選入任何專科,只需在一個學院修滿50學分,其餘78學分由學生自由配搭跨學科課程,畢業要求是完成三個專案;二是為「不分系」招收了兩名家境較差的弱勢學生,除了學費有減免,導師亦在收生後繼續以安排實習、討論學習方向等方式輔助他們。

為了能成事,成大資訊系教授蘇文鈺請纓擔任兩名學生的導師,向他提到香港關於聯招收生的爭議,他認為無論如何收生,「只要用傳統考試制度收進來的學生,很多都是來自優勢家庭,你看成大的不分系、電機系,都是收生分數很高的系,系裏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非常少。弱勢孩子一開始家庭有問題,讀字識字的能力比別人差,而考試又非常注重語言跟文字,不管任何方式,他們都沒有機會」。他還記得,教務長賴明德教授在一眾老師挑選誰人能獲得兩個寶貴名額時說:「請你自問,假如你生長在這個家庭而成績無法媲美這位學生,那麼這位可能就是我們要的學生了。」獲選學生不會被公開是透過此途徑入學,蘇文鈺只透露一人後來得了總統教育獎,另一人家中養魚維生,因水災頓失生計。

看重堅毅力而非考試

成大副教務長、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教授王育民是計劃主要推手,他深知在這個功利社會,成大每收一個弱勢學生,就會被質疑剝奪了憑考試成績入學的學生一個機會,「我會告訴他(可考入成大的學生),事實上你去不是成大的地方,應該也不會表現太差,台灣也不是就這麼幾間大學啊,不會因為我們沒有錄取你,而讓你的未來出現很大的改變,可是弱勢這件事情不一樣,學生從成大畢業出去,他的人生就會被改變」。蘇文鈺看重學生的人格特質,「不是從測驗看到的能力,那叫堅毅力,他在那個環境還不放棄,才是我們要的學生,剩下的東西,你進來之後我們可以從頭教起,沒有問題,我願意」。

以教育作為學生向上流的途徑,成大絕不是孤例,蘇文鈺提到「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把20%以上的新生名額留給貧窮家庭學生」,該校約60%本科生得到學校經濟援助,在二○一七年入讀的新生有22%符合申請政府助學金Federal Pell Grants的資格,《華盛頓郵報》引此數字,說明美國頂尖大學正面對愈來愈大的壓力,需為貧窮及缺乏升學機會的一群人提供機會。

高等教育公平性 沒數字沒討論

如果將成大對弱勢學生做的實驗搬到香港,又會如何?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想像:「如果在港大實行,可能很特別,因為學生大部分家境較好,但弱勢學生的社交生活可能也比較難適應,不過其他一些大學都是平民學校,這方面不會特別有困難吧。」但他提到香港也有向某類學生傾斜的政策,如非華語學生可考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的中文代替應考DSE中文科;港大亦有「第一代大學生助學金」,供父母未曾入讀大學的學生申請。不過社會是否願意花錢實行針對貧窮學生的計劃?趙永佳就認為在香港缺乏對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討論,相關議題都變得「估估吓」,包括聯招與非聯招收生的問題,「公平性與DSE及聯招制度有何關係?大家都只有印象,沒有證據。」雖說透過非聯招進入醫學院的學生可走IB學制的路,讀得了IB,家境亦可推測不錯,「但一個系的非聯招學生比率增加,是否令學生的社經背景有變?我們沒有數字作證據。」

「我不會說有學科收較多IB學生,就令我們的高等教育沒有了向上流動的機會。」他認為公眾更應着眼的是整個大學系統,提醒非聯招收生中,有一大部分是副學士學生。2017/18學年八大經非聯招取錄的本地生有2664人,近半持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等副學位學歷,「這對公平性又有什麼影響?讀副學士的人第一輪考不上大學,可能家庭背景弱些,但副學士也要自資,又有否篩走窮人?究竟是給社經背景弱還是中產家境較好的同學第二次機會?這些問題卻沒人討論過。」

收入最多 大學生比率最高

「從社會學去看,成績與家境一定有關聯」,趙永佳根據二○一六年中期人口統計5%樣本分析18至24歲正讀大學或讀過大學的人口,家庭月入最高($55,000或以上,佔全港家庭20.6%)的組別中,正修讀或擁有大學學位的人佔59%,是全部組別中最高(見表)。但他形容香港情况「很怪」,除最高收入組別外,其餘組別的「大學生」比率差異不大,隨收入愈少,「大學生」比率也愈低,不過在最低收入的組別(家庭月入$0-$9999),卻有36.1%是「大學生」,在5個組別中排第3。

四重不公平關卡

教育大學顧問(學術發展)鄭燕祥教授同意趙永佳的看法,大眾不應將焦點全放在聯招/非聯招考入「神科」的討論中,而是須從整體看教育制度對學生向上流的影響。「聯招已是接近結局」,他認為從小學升中開始,成長背景弱勢而有能力的學生,早已經歷教育制度上四重不公平的關卡,因而被攔在大學門外。一名弱勢學生自小學畢業起跑,自 一九七八年升中試取消後,引入學能測驗,令學生派位成績受學校整體表現影響,後來更演變成受「師兄師姐」的表現影響(依「師兄師姐」中一入學前考試調整其小學的學生成績),弱勢生不再可以全憑自己能力爭取入更好的中學。

資源不均 質素參差

到這名學生上中學,又要受津貼及直資學校之間的資源差異影響。「津貼學校受政府資助外,缺乏額外資助來源,但直資學校可以收學費,國際學校亦可以另找資源。神奇之處是直資學校有政府津貼,還可收學費,令一些學生可額外付錢享受更好的教育。」不止學校所獲資源不同,津貼及直資學校之別亦造成第三重關卡:教學質素不公平。「所有津貼學校要行融合教育,直資或國際學校可選擇它的學生,學生質素較平均,教學較有效率。津校學生差異大,教法零碎費力,減少了所有學生的學習機會。」最後,讀津校的弱勢學生,亦會跟從主流走上DSE的路,「這就是課程內涵上的不公平」。津貼學校實行新高中制,效用與影響力未得到驗證,「IB、GCE經過一番發展歷程,但香港教改由二○○九年到現在根本未成熟,課程過重、過多,評估也過多,課程上混亂,大量消耗師生精力」。

給弱勢生留位又如何?

台灣成大未來希望將計劃名額擴至過百,遍及不同學系,但蘇文鈺教授明白,「我們做這件事情是補救台灣目前為止在國教(國小、國中、高中)系統沒有做好的部分,至少我們撈一個算一個,但真正的做法應該從國小就開始處理」。香港的趙永佳教授都有疑問,即使在神科為弱勢生多預留10個席位,「對香港整體青年人向上流動有沒有影響?想像不到會有很大影響,這幫不了成千上萬的同學。如何做會更公平?這些問題比聯招不聯招更複雜」。鄭燕祥教授就設想,會否可在升中多加一條路,設一個自願參加的考試,讓有志考入好中學的學生多個選擇?津貼學校會否可多收一點學費,同時對貧窮家庭有減免?累贅的新學制會否減些課程內容與評估,讓教師有更多空間教學?

未來要什麼?需不停實驗

說回頭,設不分科系也為成大帶來風險,蘇文鈺談教育的未來,認為教師要為學生提供想法及視野,而王育民則指出不分科可培育學生成為跨領域的人才,適應未來許多行業都面臨消失的時代,「一個人自學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蘇文鈺坦言,成大「不分科」的實驗未必受政府歡迎:「政府永遠怕不乖的小孩,他們是一群公務員,在軌道上走的人,突然岔出一條小路,他會開心嗎?不會啊,但是你要勇敢啊」,「一間大學裏,校長、教務長、或各院各系的主任要去看未來需要什麼,永遠在學校制度、教學上面做實驗」。願香港教育界共勉之。

【向上流動篇】

文//曾曉玲

圖//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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