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逆向自動售賣機」（Reverse Vending Machine，簡稱RVM）是回收膠樽的機器，透過掃描條碼可以分辨塑膠種類，讓至今仍搞不懂哪種塑膠可以回收的普羅大眾輕鬆參與減廢。
本年度的《施政報告》提出推行先導計劃，預計於全港不同位置試行。
回收機聽似神奇，但總不是叮噹法寶，不能瞬間將塑料問題解決，機器的運作不止靠零件，更需要的是背後支撐的制度。
一百個膠樽 九十二個落堆填區
中國導演王久良花了六年拍攝的《塑料王國》，拍下中國邊緣城市的小家庭如何透過處理其他城市輸入的塑料為生，背着初生弟弟的小女孩在垃圾堆中撿拾清洗，眼前的王國不過由有毒塑料堆砌，由傾斜的資本制度構築。香港塑料回收率一直偏低。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指，香港目前主要透過政府撥款支持社區回收網絡、街邊的三色回收箱，以及少量私人物業或學校自發策動回收，效果差強人意。港人每天消耗六百餘萬個膠樽，二○一六年數據顯示「1號樽」（PET）回收率只有百分之八，「一百個膠樽，有九十二個丟到堆填區」。棄置到堆填區的是多數，剩餘的回收所得，大多經過壓縮後運送至發展中國家，囤放在紀錄片導演拍到或拍不到的某個我們視而不見的角落。
月初發表的《施政報告》宣布於下個財政年度增撥三至四億加強廢物管理，並公布了一系列相關措施，首先從提升回收量着手，包括推行「逆向自動售賣機先導計劃」，考慮在各區不同場地放置逆向自動售賣機，鼓勵市民將空膠樽投入，獲得金錢回贈。藝人張家輝去年曾在社交平台上介紹芬蘭膠樽回收機的短片，網民議論紛紛——「為何香港沒有回收機？」詳情雖然有待落實，但消息一出，教許多對施政方向失望的港人投射政府稍肯回應民意的想像。
香港其實並非沒有膠樽回收機，再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早於二○○五及二○○九年，先後與環保組織及地區團體合作推行先導計劃，在大埔大專院校、商場等不同地方放置回收機，透過掃描條碼，確保收集的膠樽屬於可回收的「1號樽」，更可透過網絡遙距監控運作狀態以及回收數量。
不懂分辨膠樽 三色桶形同虛設
三色回收桶的管理多年來為人詬病，加上市民分辨可回收品能力不足，令它們一直形同虛設。「以為是膠樽就可以回收，但膠樽其實有七種。只能籠統說飲品樽大多是一號，但飲品樽也有可能是五號，奶白色可以加熱的可能是五號，一號樽是不能加熱的。」他指當所有資源混合一起就會變成垃圾，當處理的成本大過好處，就沒人肯做。
當年的先導計劃，目標在於與三色回收箱的整體運作以及膠樽回收量比較。再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偉（Andy）指，雖然當時是無償回收，即不會有任何金錢或優惠券獎賞回贈，回收機仍比三色回收箱收集的數量多出六倍。「放在學校，學生鍾意玩，因為回收機有壓縮功能，他們聽到壓縮很興奮，有人問我機身可否變透明，他們想看壓縮過程。」但這種新鮮感不能持久，即使可以確保回收物恰妥，回收量亦未如理想，「回收機有壓縮功能，希望可以減少容量，減少運輸費。但有沒有壓盤其實不要緊，根本收不到那麼多，一個月都收不到一箱」。
兩毫一樽 四日回收逾八千個
Andy隨後繼續尋找不同機構如商場和學校合作，提供租用回收機服務。「香港沒有按樽制，但我們總不能不參考有償的可能性。」北美、歐洲多地推行按樽制，鼓勵消費者主動退還膠樽，參考外國有償回收做法，Andy與他的團隊調整策略，在機身加入互動屏幕，積極尋找贊助商贊助優惠券，「場主有時會安排自己的租戶做優惠，『支持環保』是common language，呼籲大家盡綿力，就當marketing，宣傳公司形象」。多年以來，回收一直透過他們的虧蝕以及不同機構、商戶自發參與支持，生產商鮮見蹤影。
支持按樽制推行的力量，其實來自生產者責任法規。朱漢強解釋，某些國家要求飲品生產商必須回收產量中一定比例的膠樽，不達標者會被罰款，為求回收足夠數量，生產商遂以按樽制增加消費者參與回收的誘因。回看香港，環境保護署在去年十月委聘顧問展開可行性研究，探討如何為合適的塑膠容器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報告預期於明年四月完成，當局指會就研究的結果及建議制訂擬議方案及實施時間表。
確認生產者責任靠立法
Andy認為「逆向自動售賣機先導計劃」肯定了回收機的效果，訂下了更清晰的減廢方向，「但回收機始終只是一種手段，手段還需要很多東西配合。長遠要立法，要想好運作模式，政府負責出錢，但出了錢之後怎樣做呢？業界也很歡迎，but how?」他認為按樽制是相對成熟的配套，「比如按金值五毫，即使你不在乎，始終有人在乎，你放低就會有人執」。朱漢強認同經濟誘因在鼓勵回收中十分關鍵，為此，綠惜地球九月二十九日起，一連五個星期六於葵芳路德會啟聾學校進行「回樽有賞試驗計劃」，自掏錢包以每個膠樽兩毫低價測試市民反應，試驗了四個星期六，已回收逾八千五百個膠樽，「這次我花不到二千元，做到五次，效果看得見，我要告訴大家，以後只要願意拿少少錢出來，十八區每區設幾個點，效應可以好勁」。他認為若以回收機收集膠樽，重要的是分佈的位置，為消費者提供舒適的心理距離，「比如知道地鐵站口就有一個，畢竟滿街都是垃圾桶，很大誘惑」。
政府沒要求 生產商不負責
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一個四十年前的汽水膠樽被發現多年來尚未分解，被海水冲到岸上。朱漢強指樽上印有的「No Deposit，No Return」（不用按金，不用回收）值得留意，指膠樽通行之前，香港普遍飲料以玻璃樽盛載，「當年回收率高達九成，要做的話，玻璃咁重都做到，問題是為何膠樽不做？」他指摘生產商從玻璃樽轉用膠樽減低了生產成本，卻同時卸除處理的責任，「但你不處理，究竟誰人處理？是社會成本和生態成本」。
香港的回收氣候欠佳，Andy的業務透過服務提供和轉售回收膠樽營利，但始終難以覆蓋機器保養維修以及回收物流的支出，長年虧蝕。問到會否覺得生產商將責任轉嫁到一眾有志之士以及為了建立企業綠色形象的商戶身上，他笑言生產商靠膠樽做生意，而膠樽污染環境，他們雖然責無旁貸，但一切都基於成本考慮，「生產商沒有犯法，當政府沒有要求，他們只是計好自己盤數，也無可厚非」。因此他認為政府應擔當主導角色，即如這次《施政報告》公布前後，果真先後有不同飲品生產商聞風而至，與他接洽。
讓生產商重拾塑料回收的責任在國際上已成大勢，聯合國今年分別於世界地球日和世界環境日兩度提出有關塑料危機的報告，加上海洋垃圾對生態的破壞愈漸可見，各大飲品生產商已無法不正視塑膠為環境以及企業形象帶來的危機。可口可樂就於今年初雄心壯志地宣布，二○三○年前將落實回收其售出的每一個飲料瓶罐。而本地多個飲料生產商、零售商以及環保團體去年亦自發組成工作小組研究，嘗試平衡各方利益訂立免「廢」方向，報告將於下月發表。為此，綠惜地球是次的回樽試驗更同時就回收的膠樽進行品牌統計，如實呈現各方的責任。
回收量不足難運作
大嘥鬼無日無夜地在電視裏吟唱「揼少啲，慳多啲，咪嘥嘢」，唱得家喻戶曉，將政府減廢宗旨簡明地宣傳。自二○一八年初，中國大陸開始全面禁止國外進口二十四種「洋垃圾」，膠樽再不能如昔日般壓縮運往內地，成為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導火線，朱漢強相信上述種種措施，都是為了配合徵費出台，然而整個回收過程環環相扣，提醒尚有很多需要斟酌的細節。
從產品設計說起，Andy認為生產者的責任不止於付錢回收，產品設計是否對環境有害，能否方便下游回收必須細心考慮，包括是否由統一物料所製。朱漢強則提到Bonaqua的扭扭樽，透過扭動壓縮體積無疑減低運輸成本，但忽略了其後的處理，「膠樽送到仁愛堂後，那裏的人要以人手一個一個扭返開」。
物流運輸方面，朱漢強形容膠樽體積龐大，基本上「做一車蝕一車」，Andy指往往需要混合其他廢物如廢紙和鋁罐才能抵上或者覆蓋一車約二千元的成本。環保署正籌備推行「地區中央收集廢膠樽先導計劃」，預計明年在三個地區試行，上門向有需要的屋邨屋苑以及社區回收中心等公共機構收集塑膠，朱漢強認為「政府埋單」除可讓市民對回收系統建立信心，同時透過承包運輸費用，令回收商「相對有肉食」。
由於現時膠樽回收量不足，難以支持生產線具規模地運作，Andy如今回收所得的塑料大多轉售予下游處理公司，「所謂處理，其實大多都是轉口到東南亞的廠」。不過他指處理的方式很機動，香港已經擁有破碎技術成熟的機器，一旦「收足料」，處理商為圖利肯定會馬上開廠。朱漢強形容處理塑料的機器不像電飯煲，物料數量一定要足夠，生產才有規模，「最好二十四小時操作，香港有些機器每天可以處理四十噸膠樽，如果靠現在的回收量，根本連米都不夠，機就不會開」。Andy指塑膠經處理後其實是非常有用的原材料，可以製成布料，大有可為，「經濟效益很重要，沒有人做善事的」。他認為健全的回收系統除了符合環保效益，亦須在上、中、下游的處理環節中帶動商機，「沒有經濟效益，就不能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