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他給記者回電，爽快答應見面：「今天都可以！」
一小時裏約成訪問，快過小明上廣州。
我們唱盡他的兒歌──《何家小雞何家猜》、《十二隻恐龍去野餐》、《小明上廣州》各有千秋……卻未必知道他的名字。
小時候未有認真思考歌詞，只懂反覆吟唱，卻不知不覺一句句刻進記憶。
現在的外購卡通片主題曲沒改編成粵語，外語咕嚕咕嚕小朋友無法跟上，《兒歌金曲頒獎典禮》亦乾脆摺埋，「兒歌」彷彿成為幾代人的集體回憶。
「香港兒歌之父」韋然，作品陪伴無數小朋友成長，在我們都畢業多年後，他依然好學不倦，攻讀博士，為兒歌研究「做功課」。
從童謠舊曲尋靈感
在颱風玉兔徘徊不去的黃昏，我們乘坐子彈𨋢，登上韋然在工業大廈的辦公室，窗外紫紅的天色魔幻，我們像潛進密封的單位。韋然從閣樓步下，像一個躲在洞穴裏深耕細作的智者。他徐徐談起寫兒歌的因緣，彷彿已是更深遠的事。當年他加入麗的電視台當兒童節目《荔園小天地》編劇，由張堅庭主持，他本來只是負責為節目編「傻瓜笑話」，「但見隔籬台《跳飛機》有兒歌很紅，這邊說也要有歌，我就開始寫，但其實我唔識的」。
電視台工作人員遞來一本《協和幼稚園歌集》，任由他選取歌曲，按節目內容填上新詞。歌集中的歌曲至今一直在不同幼稚園裏廣泛流傳，「像『一耕天常思麵』、『鵝士一個歹拼過』、『禁田士稱天』。」記者皺皺眉，不明所以，他朗朗笑道﹕「即是『一更天想思眠』、『我是一個大蘋果』、『今天是晴天』，由不諳粵語的外國人填詞，所以全部唔啱音」。
第一次填詞被打回頭
第一次交給電視台的功課，他選了歌集裏一首關於郵差的歌，填成《紅花開黃花開》，結果給電視台音樂總監黎小田退回，「他笑笑口問我，這是什麼，我才知道粵語是一字一音」。當晚回家後拿出報紙副刊，將常用字整理歸類到不同的音階，「比如《明報》是so、do。我成晚就執藥咁執，第二日就懶醒地交給黎小田，他接受了」。無師自通，他說那個年代人人都是這樣子。
唸謠采風 二次創作
啱音是基本要求，在麗的工作年間，他每星期為節目填兩首歌，產量豐富但他並不滿意，「填了幾個月，覺得好悶，為什麼寫極都是人哋的歌？為什麼香港沒有創作兒歌呢？」一天讀了盧青雲在《明報》「自由談」寫的樂評，「她看完音樂會，很感觸，說外國對童謠很着重，外國童謠都經音樂家譜曲，比如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但中國完全沒人理，香港也一樣。我開始想，這個責任是不是應該由我來負呢？我就開始做童謠蒐集」。
他說的童謠，是唸謠。一如當年獅子山下許多「好打得」的香港仔，在麗的工作同時，他也在香港大學當旁聽生和圖書館助理員，在圖書館書櫃上如獲至寶地找到一本《美洲廣東華僑流傳歌謠彙編》，「晚清發生太平天國暴亂，太平天國的人要不投降，要不走到外國謀生，南美當時很需要人手發展，廣東人帶着自己的文化到當地，包括我太爺，也在那裏落地生根，文化卻保存得很好」。書中記錄了二百首兒童唸謠，他嘗試按詞譜曲，發覺很難聽，就大膽只擷取關鍵字，自己作曲再填詞，像《何家小雞何家猜》，原來是遊戲口令的童謠只有四句——「何家何家何家猜／何家公雞何家猜／何家小雞何家猜／何家母雞何家猜」，「我就將它故事化，『真怪誕呀又有趣／你望望公園裏』，用入心的擬人法帶小朋友玩，說有『黃狗爸爸羊媽媽』，又有『松鼠妹妹牛叔叔』，加強童趣，發現好work，小朋友很喜歡」。
「小明」唱足四十載
韋然被譽為「香港兒歌之父」，因他史無前例地創作大量粵語兒歌。他認為兒歌內容必須與時代緊密扣連，說自己什麼都不懂才敢將固有統統打破，重新建立，「那批晚清的童謠題材，比如《光陰好》、《椰子夾酸薑》， too far away，但內容可以modify，比如《豆腐蒸蝦米》，原本是『雞公仔／洗落米／唔見阿婆買餸歸／芥菜煮苗西／豆腐蒸蝦米』，如果換成現代情境，比如『媽媽話啲餸好貴』，小朋友就很喜歡」。許多兒歌都由兒童遊戲口令入詞，「以前小朋友玩『狐狸先生幾多點』、『木頭公仔唔准郁』、『See See Madam砰澎猜』，現在他們玩『龍蝦屎屎』，你聽過嗎？」看見記者再陷入迷惘，他拍拍雙手，再拍拍大腿，唸起口令，得意地示範起來。
當年香港沒有原創兒歌，他用短時間寫成了三百首，將傳統童謠改頭換面，到唱片公司敲門，「很快就答應了，條件是沒有人工，不過我們可以用他們的錄音室，好開心，每個人可以得到五盒盒帶作為報酬」。他邀請港大合唱團認識的好朋友一起錄音，當中有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長尤曾家麗。雖然盒帶大賣，卻引起了改編的爭議，「比如『雞公仔／尾彎彎／做人新抱甚艱難』我改成『做人點可以怕艱難』，由灰沉沉變成了很勵志，有人認為不應該」。面對抨擊，他卻十分自信，「但這首歌證明改編是work的，這個版本幾乎取代了舊的，舊的大家基本上都不會唸了」。
跳出香港的小明
說到兒歌內容也要與時並進，不得不提韋然的小明系列。小明自從出現於一九七六年的《小明小小明》，至今已經四十二歲，是韋然作品中最長壽的角色，小明是個怎樣的人？「是一個很naive、純真的小朋友，永遠長不大的，喜歡周圍去。」
一九七六年的《小明小小明》，今天網上仍能聽到，編曲相對簡單，夾唸夾唱，歌詞只是遊戲「小明捐山窿」的口令。韋然在二○○六年將歌曲重新改編，雖然說是「加強版」，聽起來卻徹頭徹尾是一首新曲，「我覺得香港的小朋友不認識自己國家，想靠這首歌帶大家遊覽中國。小明坐火車，坐火車去邊度？坐火車去新會，坐火車到洛陽，去北京探祖父，去西京探外婆」。小明喜歡旅遊，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小明上廣州》，韋然筆下還有《小明去東莞》、《小明遊深圳》，像是特別喜歡到內地玩，韋然說他的兒歌不帶政治意識，卻指另一首《小明探阿爺》有「最多話想說」，「但這首不是兒歌，是成人的兒歌，寫給長大了的小朋友」。
「爺爺讚佢好聽話／識得冇亂玩嘢」，《小明探阿爺》的歌詞似有中港關係的隱喻，「青蛙叫／水滾了／精人蠢人正亂跳」也似乎在寫溫水煮蛙的操作，韋然說歌詞內容開放給聽眾自行詮釋，但不多不少表達了自己對國家的感受，「我從小很崇拜『阿爺』，但又好憎佢，他令中國有很多悲劇產生，是魔王和救世主的混合體」。副歌以三字一組，從孫中山立國、日本侵華、大躍進、文革、四人幫，講到近年的貪腐醜聞、黑心食品事件，「很多事情我感到無奈，左右很難分，正義很難分，綠藍很難分，甚麼才是對呢，世界很大，很多事情我看不清」。
透過兒歌，他也帶小明乘上了高鐵。《小明搭高鐵》寫有「一地兩檢／靈活措施利市民 」、「高鐵開路／連繫各方搞好經濟」，韋然坦言自己沒有政治任務，「如果放民生在大前提，是真的很方便，但主權方面，好像有少少not appropriate」，但他認為可以靈活處理，思考一件事情是不是好事，要從「離苦得樂」的宗旨考慮，讓小明坐高鐵旅行，只是從方便與否的民生角度出發。
欠傳播平台 兒歌盛况不再
兒歌不再流行，韋然認為在商業社會無可避免，但一再強調香港並不是沒有新的兒歌生產，他指每天本地都有音樂劇上演，當中兒童音樂劇為數不少，每年至少增添百多首原創兒歌，「我今年寫了幾套，有王司馬與牛仔的《飛行棋》，去年寫了《孟子與虎媽》，但表演完了放在YouTube，最多有五六百個click rate，五六百個都是自己看、親朋戚友看」。他認為問題在於缺乏流傳的大型平台，「電視台為什麼不播兒歌呢？因為兒童節目沒有人賣廣告，做一隻兒歌，要拍一個MV，要錢的。以前電視台賺錢時當津貼一下兒歌，做branding，但現在電視台蝕錢，節目cut得就cut，外購的日本卡通片，歌都不再改成中文了，找人填詞也要錢嘛」。電台方面，他指自己從前的兒歌能夠流傳到外國，因為兒童節目例如《聽聽唱唱學英文》、《漫步唐詩路》都放在主流頻道的黃金時段播放，現在電台只為了滿足政府要求，將兒童節目敷衍放在冷門頻道和時段。而大人和小朋友都不愛買唱片，亦令兒歌流傳變得困難，「以前做兒歌，可以賺錢，就算不賺錢，能夠平衡收支，我都做。現在做一隻就蝕一隻，做一隻兒歌碟都要二十萬，以往賣到三幾千，可以收回成本，現在這些錢賺不回來的，大家都是自己掏錢包去做」。
有卡拉OK集團近日被控侵權，須將相關唱片公司的作品悉數下架。韋然的作品多年來也一直被侵犯版權，在許多唱片中曲詞創作的一欄被刪去名字，「香港的華資唱片公司從來都不喜歡計版稅給作者，唱片公司如果寫我是作曲、填詞人，要我授權才可以印碟，要是刪掉名字，寫『傳統』就不會有人去考究了。」商業用途上的擅自取用，雖然不公平，但作為獨立創作人，不像大集團，往往未能靠自己爭取，「寫一封律師信最少要五千元，按歌的收益，我可能分到五千元版稅，但打官司隨時要二十萬」。雖然如此，他認為創作亦不應被版權制度綁得太緊，只要不是商業用途，放寬有助歌曲的流傳。
好兒歌帶給小朋友歡樂
如何讓兒歌重新連上聽眾，也在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範圍，他認為作為教材在學校裏傳播曾經十分奏效，《何家小雞何家猜》曾被納入課本內容，希望日後可以將更多好的兒歌推介給學校。什麼是好的兒歌？「兒歌只要帶給小朋友歡樂就足夠了。如果能happy learning就是bonus。最重要是歡樂感，小朋友要開開心心，才能學到更多，整天暴躁就什麼都學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