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小學時期，他跟隨學校參觀海洋公園的一次，踴躍舉手答問題，「幸運地」獲邀走到水池前端，第一次跟海豚握手，今天想來印象依稀，並不認為這是驅使他長大後加入海豚保育學會的原因。大學畢業後，修讀生物系的他在為數不多的出路中，理所當然地加入了海洋公園，親眼目睹動物慘况後，匿名寫信到報館揭發，在記者的介紹下，認識了時任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使他一步步踏上了保育之路。
水族館存在非必要
「現在回想，會覺得純粹利用了那隻動物，觸碰了那麼一下，不會讓我回家後更想了解認識牠們多一點」。回想小時候參觀海洋公園的經歷，使他懷疑水族館存在是否必要，「有幾多小朋友會因而產生很大興趣深入研究或者學習？就算有，我覺得要動物犧牲的代價也太大了」，「出海看海豚也不是很難的事，或者觀鳥看蝴蝶，都是學習野生動物很好的途徑，我們根本不需要動物園或者水族館。」小時候的鄭家泰當然還懵然不知，直至大學畢業後加入了海洋公園，前線工作使他漸漸領悟，兩年前正式從洪家耀（Samuel）手上接棒，成為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
當年，他在海洋公園的工作基本上只是在化驗所檢驗水質樣本，寫寫報告。每天卻看見許多動物死去，更讓他難受的，是一次下班後經過池邊看到的畫面——一條海豚獨自在游圈，游了一會跳上了池邊，停留了一會，再跳回水裏，重重複複。他說，動物出現此類刻板行為（stereotypic behavior），是因為受壓太久。而全球水族館除了歡迎遊人參觀，大都設有研究部門，據他了解，大部分研究主題都與智商有關，質疑知道牠們有多聰明、聽覺有多靈敏，對保育的意義有多大，「是否值得為了被人觀看和做研究而犧牲牠們的自由和生命呢？」一次他以員工身分匿名寫信到報館揭發園方的黑幕，在記者的穿針引線下，認識了時任海豚保育學會會長Samuel，「他給我建議，應該怎樣觀察動物行為的異樣，如果要拍照做證，應該拍些什麼。他是我走的其中一個原因」。
出海數海豚 近距離接觸
離開主題公園，從新西蘭工作假期回港後，他跟隨Samuel學做研究，日常工作主要是出海數海豚。高峰時期星期一至五都會出海進行樣條線調查，從早上九點半到黃昏五點，曾經隨船的許多記者也吃不消，「其實我只是習慣了，會穿很多衣服保護自己，也會用毛巾擋臉」。靠辨認海豚背鰭的形狀，他能夠叫出一些常見伙伴的編號，學會更為部分海豚取了有趣名字，例如「黑眼圈」、「魚肉腸」、「哨牙蘇」等。「做科學研究，有人覺得改名是過於感性，但辛苦得出了數據，要如何傳遞給公眾，喚醒他們保育的心，也要想辦法。」
回憶初加入學會時，出海常常會看見海豚群起出動，接近三十條海豚一起覓食玩耍，如今此情不再，整天下來一條海豚都看不見反而變成常態，「從前人類的騷擾少一點時，海豚好像更放膽，會靠近船側把頭伸出來，好似睇吓啲人在上面做咩先」。他認得海豚，有時感覺像班主任給學生點名，出海看見熟悉的背鰭，曾像瘋子一樣興奮地跟牠們揮手打招呼。雖然覺得海豚認不出他，但相信牠們憑靈敏聽覺可辨認引擎聲，大概能認出這二十多年來，鍥而不捨地探望牠們的船。發現海豚，他們會慢慢駛近，到距離幾百米時停下來，靜待海豚游近，「試過近到在我們船底游來游去，甚至感受到牠們跟船接觸」。
海豚數字持續下跌
觀察海豚，除了透過出海記錄出沒位置和數量，還會在陸地定點觀察牠們在人為影響下行為的改變，更會每年兩三次乘坐直升機低飛，在難靠水路前往的水域點算。現時，香港的中華白海豚主要出沒在四個範圍：大嶼山東北、西北、西和西南。二○一七年海豚數量僅錄得四十七條，少得叫人吃驚，「很多人誤會了數字的意思，所指的是一天內，在這四個範圍找海豚，平均會發現四十七條海豚在使用水域，跟漁護署的報告比對閱讀，二○一七年其實錄得共有一百四十八條中華白海豚曾經出現，意思就是，這一百四十八條海豚，平均每天有四十七條來香港水域生活」。
鄭家泰不厭其煩地解釋兩個指標的相異，指出無論採用何者，最重要的不是數字本身，而是趨勢，「即使之後數字還是很低，即使只有五十幾，若能看到趨勢上升反而會放心，代表這群海豚面對的某些威脅可能解除了，或者牠們找到更好的地方覓食繁殖。而我們看到過去十七年，整個趨勢都是往下跌」。
基建沒完沒了 緩解措施得個樣
數字持續下跌，海豚始終微笑不語。不論是九七回歸時咧嘴而笑的卡通，還是多年後港珠澳大橋落成時，媒體將跳躍動作以「歡騰起舞」詮釋，中華白海豚在香港，總是在不同場合被挪用作吉祥物。鄭家泰說，海豚的嘴好像永遠都在上揚，看上去像在笑，但那只是身體結構使然，「從有發展以來，我估牠們從沒笑過」。
從回歸前計劃的玫瑰園，建設赤鱲角機場、迪士尼樂園、青馬大橋等，還有其後的東涌新市鎮、北大嶼山公路、欣澳地鐵站，到近年的港珠澳、三跑、明日大嶼，填海工程一直沒完沒了。從來甚少海豚出沒的竹篙灣如今近乎絕迹，而直接受港珠澳大橋影響的大嶼山東北，自二○一五年後再也不曾發現海豚出沒，大嶼山西北水域的數量亦寥寥可數，他批評所謂的緩解措施明顯失效。「之前大橋管理局代表說中華白海豚數目比以前多，那是累計數字，發現新的海豚個體，不減去已經消失的，數字當然升。想用一個取巧的數字釋除大家的疑慮，令人覺得條橋對海豚都沒什麼影響。」
大橋從無到有，鄭家泰一直監察海豚的狀况，除了觀感明顯有異，海豚數字亦從二○一二年的八十一條大幅下降至去年的四十七條。他批評環評報告由建築商聘請顧問進行，形同虛設，而負責審批的環保署亦不會不通過國家工程，「報告提出緩解或補償措施，好似有做嘢，環保署就讓它通過。但做工程時，有沒有監察這些措施work不work呢？」
緩解措施包括在填海範圍用防漏砂的網圍起，打樁亦從打擊式改為鑽挖式，「我們試過放錄音機落海聽打樁聲，真的好恐怖！幾公里以外都聽到，大聲得像在你隔離單位裝修。」另外，建築公司會聘請「海豚監察員」坐在躉船上進行監視，發現地盤範圍有海豚出沒，就會指示停工三十分鐘，「很多都是大學生來兼職，或者退休人士，後來流失率太大，甚至連訓練都沒有做過，一次中華白海豚都沒見過，就落去睇，還要假設不會偷懶不會打瞌睡，成效有多高，大家心知肚明，只是純粹做個樣」。
而補償方案中，海岸公園的設立在他看來更為荒謬。「海岸公園本身的意義，我們覺得是大的，有條例規定裏面不可以進行大型商業捕魚，會限制船速度，也不可以發展做工程。但在破壞環境後才設立，那個範圍已經完全沒有海豚了，還有什麼用呢？」
人與海豚 同受環境威脅
海豚保育學會上月收到一封以「去死吧，海豚！」為題的匿名電郵，內容提到過往政府提出開航道、建風力發電和機場跑道的工程時，一直聽到海豚保育的聲音，真的「受夠了」，電郵以「不會遷徙的海豚，別擋路，請快點去死吧」一句充滿怒意的詛咒終結。鄭家泰感到十分訝異，他斥責政府近年帶頭誤導公眾，刻意將保育與發展對立起來，「林鄭出來說『你們為海發聲，我為劏房兒童發聲』。劏房兒童是不是就沒有權利享受好一點的環境？其實他們都需要一個好的自然環境才能健康地成長」。
鄭家泰承認自己對海豚有點偏心，「雖然很多動物都很美很珍貴，香港很少野生動物研究可以辨認到個體，這讓整個研究多了一重特別的意思。好像出到海會問『大麻繩，你在嗎』？多了一份情感上的連結」。他口中的大麻繩，是學會關注機場第三跑道計劃「海豚三十」中，經常出沒於附近海域的三十條海豚之一。大麻繩第二次流產後，一直都用自己的身軀頂住寶寶的屍體，不願放開，影響覓食，令身體日漸瘦弱，「海豚的情緒和感情很複雜，這些行為其實只在很複雜的動物身上才會出現」。為海豚撰寫故事，他承認有點煽情，不過是希望讓香港人感受到海豚也是香港一分子，大家在面對同樣的環境威脅。
他喜歡海豚，卻強調保育並非如特首所言只是「個人喜好」，「保育海豚，不因為我能認出大麻繩，而是我慢慢感覺到，我們是命運共同體。香港人的命運和香港海豚的命運，其實都是一體，不可以分割的。到牠們真的在這個水域全死掉後，問題就會隨之而來」。他說，海豚本身是很堅強的動物，連牠們也無法生存的環境，污染問題想必非常嚴重。「近年有極端天氣，也愈來愈多年輕人得怪病，因為環境愈來愈差，外國有研究發現人類的糞便中含有塑膠。整個地球是一體的，動物和我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個環境裏，我們都在承受同樣的威脅」。
盼海洋公園不再野捕、繁殖
檢視海豚當下的處境，無論生活在大海還是水族館裏的海豚，好像都無法避開人類的介入。鄭家泰說，香港野外海豚正在面臨四大威脅，包括沿海發展的工程、船隻撞擊、船隻噪音，以及漁網的糾纏。比如二○一五年，學會有一次出海，發現一條被船嚴重撞傷的海豚，傷口大得尾巴幾乎要斷掉。通知漁護署後，眼見海豚仍能如常游動覓食，他們建議不要將牠撈起，「掙扎的時候，肯定會造成第二次傷害」，最後海洋公園人員一意孤行，幾次捕捉失敗後強行跑到他們的船上嘗試，最終把海豚捉了上船，「想起來仲有點嬲。海洋公園的獸醫跟我說，你們平時出海都不會親手觸摸到海豚，你試試去摸摸牠，我就摸了牠一下」，他頓時哽咽，眼泛淚光：「想喊𠻹。」海豚在「獲救」後數天不治身亡，鄭家泰記得到海洋公園探望牠的時候，已經沒再看過牠游動了。他質疑，海豚自癒能力強得被鯊魚咬走一塊肉後能夠自行長回，海洋公園的介入是否只為了滿足英雄主義，「說要起港珠澳大橋，起三跑，說填海，他們有沒有出過聲反對呢？平時言行有沒有一致，保育還在香港水域生活的海豚呢？」
再談生活在水族館裏的海豚，他想起一部電影《Free Willy》。故事講述一條生活於水族館的海豚終日悶悶不樂，在主角幫助下最終跳出大海，返回大自然生活。戲中的海豚現實也是活於水族館，電影上映後引起極大迴響，觀眾群起示威，成功爭取在海灣設立魚排，讓牠在獸醫監察下進行適應訓練，最終把牠放回大海。鄭家泰不奢望海洋公園的海豚能有這樣的一天，提出把牠們放養在海灣，「這已經比在水族館水池裏好好多了，至少有天然的魚和海浪」。而即使無法野放，他希望園方承諾往後不再野捕，不再繁殖，「放不到出去，就多陪陪牠們，提升牠們的生活質素，讓牠們慢慢安老而死，然後結束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