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記錄達人梁思眾 傘上收結在希望一刻

文章日期:2019年01月20日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過去4年,很多人至今仍然不敢回望——曾經的投入或抽離、與家人朋友的誤解與分裂、佔領無疾而終的無奈與失望、無法前進的絕望……零散記憶和情緒隨光影被一一召喚——幾個月以來,紀錄片《傘上:遍地開花》舉行了多場社區放映,記者在「基隆街五號」的放映會,聽到漆黑中傳出啜泣聲。與導演梁思眾見面,黑衣戴帽的他拖着行李箱,裏面有他稍後工作用的攝影器材。在銅鑼灣佔領區上空的天橋,他蹲着拿出零件示範組裝。他想起,2014年佔領期間,地鐵車廂裏,他總是以同樣姿勢做同樣的事,為走上街頭拍攝預備。

掌鏡 「保存歷史 社會才知如何前進」

《傘上:遍地開花》導演梁思眾(James),長有混血兒大多有着的筆挺鼻子,說話時長睫毛一眨一眨,記者多次在話與話的停頓中,赫然驚覺目光已停駐太久。James是中英混血兒:父親是著名華人導演梁普智,母親是英國教師,說來背景與香港身世有點相似。在香港出生、英籍的他,10歲赴英求學,及至大學畢業後,前往日本進修電影評論,找了一份電視台剪接工作,後來開始拍攝紀錄片,其中《烏坎:執政風雨》曾獲香港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冠軍。移居新加玻10年,James正式回港定居的2013年,正是雨傘運動前夕——同年,「佔領中環」的概念被提出來。

求學階段,他只偶爾回港,缺席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時刻,也沒參與社運,雨傘運動是他的第一次。訪問當日,在前往昔日銅鑼灣佔領區的路上,閒聊間記者問他覺得自己是哪裏的人,他皺眉思索,「這有點難說……」。

記錄傘運的念頭,始於半島電視台拍攝時事專題的邀請,「那一年,人人都覺得中央提出的普選方案會比較窄,而香港支持民主的運動者可能不接受,早已知道或會有衝突,當然沒人料到搞到咁大,但當時都覺得這些衝突都有新聞價值」。從概念演化成後來的大規模佔領,電視台再請James另外多拍兩段,他遂從大量鏡頭中取捨剪輯,「拍了咁多片,我覺得有歷史價值,不想浪費」。James在英國大學主修歷史,本身就對如何述說歷史很感興趣,「雨傘運動我覺得是需要做一個紀錄 。保存歷史很重要,一個社會不知道過去,也就不知道之後要怎樣做,我覺得開放討論是很重要的」。相比電視台加插記者旁白解釋事情,他更想以觀察的紀錄表達。《傘上》從2014年六四集會晚上揭開序幕——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和平佔中」義工大喊「全城決志!向假普選說不!」呼籲市民六二二投票,選出政改方案。「其實佔領中環是最後手段,但若中央政府拒絕尊重港人意願,我們也只能採取這行動」,片中陳健民這樣介紹。他與戴耀廷在人群中懷着堅定的神志,跟途人微笑握手。James鏡頭下,事情就由這裏開始。

九二八「最壞一晚」 「我消息不通 完全沒部署」

James與擔任監製的太太居住大嶼山,整個雨傘運動期間,因為需要充電和休息,並且完成電視台時事專題的剪輯,他們曾經租住酒店,有時會乘搭搞不清是尾班還是首班渡輪回家,也試過因為太疲累,不知不覺在街上躺下睡着了,醒來時發現天已亮。

身處衝突現場,示威者下一秒的去留、警方的部署與即時行動,每一刻都充滿未知,情勢複雜多變,及至佔領發生後,群眾廣泛散佈,亦難以捕捉。James回憶當日,指完全沒有部署可言,加上電訊網絡限制,他沒法與監製和助手聯絡,「根本不知道發生緊什麼事,不知道哪裏是最重要發生事的地方,只可以周圍走」。九二八當日,他記得自己跟隨人流前進,從分域街轉出夏慤道,然後抵達政府總部,「沒人知道示威者在哪個地點開始走出馬路,當時也不知道什麼是反包圍,後來翻看片段才知道這原來是個計劃」。拍攝之初,他鎖定當時的學民思潮發言人黎汶洛以及「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為追蹤對象,所以唯一策略就是偶爾回到二人所在的地方,「我知道陳健民經常在命運自主台,我就間中返去睇吓佢點樣,訪問佢發生什麼事,那天經過見到黃浩銘在分域街嗌咪就走去拍,又走去拍催淚彈,要隨機應變」。

他形容那是最壞的一晚,快餐店除了馬卡龍以外,食物統統賣光,幸得一個家庭雪中送炭,但當晚11時,他身上4塊電池耗盡,沒法繼續記錄,隨後發生的事,只能事後向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以及一位外國記者借用他們所攝的片段為紀錄片補充整全。

剪輯 立場 公平 「我保持距離 但影片予觀眾feel both」

縱然James始終認為紀錄片永遠無法拍得整全,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認為作品就是現實完整的再現,不少影評人卻大讚此片宏觀全面,同時不失角度。觀眾似乎可以透過剪接閱讀到導演的一些想法——有一幕,「保普選」遊行上,兩個年輕人在天橋上揮動英國國旗,觸發與數名遊行人士動怒口角。他們堅稱「香港屬於香港人」,遊行男人不服指罵。年輕人又質問男人收了幾多錢來遊行,男人感到被踐踏和侮辱,報以髒話,同伴上前猙獰大喊「打佢!」下一幕則緊接周融的訪問片段,「……這裏沒有憎恨,絕對沒有憎恨。即使他們被旁人辱罵,他們只是豎起拇指回應。我們是向其他遊行組織,和向世界展示這才是真正的和平遊行……」,相當諷刺。James解釋訪問周融是因為他是活動搞手,採用片段是想要展示光譜中有溫和派也同時有激進派,他們在運動中正面對怎樣的反對力量,「觀眾也許可以理解為何使遊行的人會這樣生氣」。「當時很多傳媒報道旅遊巴從深圳運送大量內地人前來遊行,包埋飯盒又有車馬費,拍到有遊行的人說自己只是來購物。其實我可以更bias地把片段放進去,但我沒有用,不過這是不是就代表我支持藍絲呢?」

紀錄片前段訪問正在收集反佔中市民簽名的周融,他闡釋了「保普選保和平大聯盟」的立場。James 說:「你會留意到我的剪接不會很零碎,有時講話也足足有一分鐘長,我不剪斷,嘗試讓觀眾去觀看發生了什麼,給他們一個窗口去在當時現身。我嘗試讓觀眾看到我看到的,而不是建立自己的論述」。他說,雖然他不相信聯盟真心爭取民主,因為事前事後也沒見過他們為此做過什麼,但有立場不代表不可以公平,「當一個人出現在你的鏡頭,你需要給他空間去帶出自己的信念,不嘗試按自己的看法剪輯」。他想起另外一幕,當運動參與者出現分歧,一個年輕人想衝擊警察,質問糾察是否到死的一刻仍要堅持道德,「當時想衝擊的人大多被標籤搞事,是臥底,我讓他表達自己的想法,讓觀眾判斷(標籤對他)是對還是錯。你需要對出現在紀錄片裏的人公平」,他說在處理上,自己嘗試做的是提問,而不是提供答案。

雖然與示威者共同經歷了整場抗爭,James卻不曾視自己為運動的參與者,「我有sympathy,但我不覺得自己是個社會運動者。我是以記者的身分參與,要保持距離」。紀錄片攝下了九二六晚上重奪公民廣場的過程,裏面傳出有人心臟病發的消息,黎汶洛呼籲群眾稍後大閘打開後不要衝進去,警察卻一直緊閉鐵柵,救護人員未能進場,James記得自己感到非常緊張,「你需要湊近,也需要拉遠。湊近就是要感受你拍的人如何感受,置身他們的處境,投入感受自然會讓你懂得如何擺動鏡頭。但也要come back,因為我不是參與者,也不可以成為參與者」。

如何看警員 示威者 老母親?

不知道是不是廣東話不純正的緣故,James說話時語氣總帶點抽離;而即使他的解說和分析如何冷靜,卻不礙他拍出一幕又一幕令人激動的場面。這邊廂示威者央求警察「小心啲掟,到少人啲的地方,大家都是香港人」,有人示意自己只有口罩和雨傘,質問警察為何要這樣對市民,那邊廂一枚又一枚催淚彈煙花般漫天發射。James也拍下了遊行青年的年老母親準備向維持秩序的警員下跪,她說:「你都是為了公義才做警察,為何你們變得咁麻木?像鐵壁銅牆?」鏡頭湊近至警員緊閉雙唇神情的抑制神情。他甚至拍到警員間耳語問候,有警察為振奮士氣大喊:「唔使理佢哋,佢哋只是挑釁我哋,佢哋只有這些伎倆」。James眼中,警員其實不無情緒,不過因為工作壓抑,他想透過這些片段呈現警察如何處理群眾給他們的壓力,「你可以明白示威者點解咁嬲,因為警察噴胡椒噴霧真的很痛。你也可以明白年輕警察打緊份工,突然被示威者包圍鬧可恥的感受」。他希望這部紀錄片能令人「feel both」,「我覺得這是這紀錄片所能做到最好的。如果能令觀眾理解兩方面,我覺得就能更接近某種現實,呈現不同人的不同觀點和情緒」。

常與示威者同行並肩,問到他可有對警察生氣,他坦言沒有,指催淚彈發射時他身處分域街,「那時第一次聞到催淚彈,覺得嘩原來很辛苦的,就這樣。可能直接在我上面爆,感受又會不同」。他如此客觀抽離,是以外來者的視角進行觀察嗎?「相比一個外國記者,我更明白是因為我懂得這裏的語言,很早開始跟整個運動,因為我來自香港,我有優勢」。他說很難撇除技術層面談論觀察視角,「技術上是最重要的,我從這裏來,說這裏的話,所以能更明白周圍發生的事,所以have a feeling for people。但我同樣不是100%香港人,我是個為外國電視台工作的記者,我是both」。

香港傘後創傷 「年輕人有一輩子 不會放棄」

音樂揚起,陳健民抿唇凝視橋下聚集的群眾,難以置信地微笑慨嘆:「嚇親啊……」示威者協力在掛起「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橫額,全場拍手歡呼。航拍機從高空攝下,佔領者坐滿整條大馬路,延綿不盡,一聲聲「香港加油」的團結呼喊響徹夜空——《傘上:遍地開花》完結在充滿希望的這一刻。「我在這裏完結,因為那之後發生的,到今天仍然很難去消化和理解,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所有的分裂始於當時,我覺得人們現在還在思考分裂為何發生、如何組織才能讓不同人一起合力」。

James正為運動餘下的部分剪輯《傘下》,同時在《傘上》放映會上籌集資金作後製,仍未知道能否趕及於本年九二八發放。還在埋首剪接的他感到下半部更為複雜,「因為當佔領者在街上,其實有了一些議價能力,事情就變得更複雜,因為你要work out what is best way to move your agenda forward,每個人都有不同想法」。另外,他也訪問了一些反佔中的人,發現部分人的立場亦不無道理,「有些覺得阻街,阻住做生意,他們也很真誠,有理由去相信他們所相信的」。

4年過去《傘上》發表,但他覺得要為這場運動下結論依然太早,「很多人都還不願回望去上一課,不過這一課到底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他認為要知道如何前進,其實需要「take some risk」,「有些人已經冒了險,努力為雨傘運動出力的人,他們冒着坐監喪失自由的風險,去提出一種可能的出路;冒險是必須的,因為我們要為現時獨特處境找出路」。對許多佔領者仍然未有好好處理的傘後創傷,James卻感到樂觀,「如果你覺得失望,那是因為你心裏仍有理想模樣,只是看見現實如此恐怖」。他覺得年輕人可以帶來希望,「當時他們不過十九二十歲,有些更小。他們還有一輩子在面前,不會就這樣放棄,以後什麼都不做的,that's something the old people do!」他笑說。

在James完成當日的工作後,我們在雪糕店見面,繼續未完成的訪問。說起自己半中半英的背景,他想起初見面時記者的提問,「所以你剛才問我家在哪裏,肯定是香港,沒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因為只有香港是這樣」。他憶及自己15歲時,曾經選擇以鴉片戰爭為題做歷史科功課;18歲時也做過有關《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研究,「很自然的,我去那邊,但覺得不在那邊長大,我對自己來自的地方更有興趣。我的家人在香港,我不在時,我會掛念這個地方」。經歷雨傘運動,他覺得更了解自己是誰,也更關心香港發生的事,認為自己對香港有更大承擔(have more stake),「我覺得更民主對香港是件好事,比如樓價很貴,是因為普通市民對政府沒有很大話事權,更民主,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就會得到改善」。

文//潘曉彤

圖 // 劉焌陶

編輯 // 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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