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對話由被譽為「漂泊思想者」的著名學者劉再復首先發言，他將高行健的文學思想概述為三大要點：
首先，高行健所主張的文學是要告別二十世紀大思路、大思潮的文學。一是從「左」的方面告別「泛馬克思主義」，這不僅指傳統的馬列主義，還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如法國的薩特、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等。告別泛馬克思主義意味着告別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等思潮。二是從「右」的方面告別自由主義。這種原是反封建特權的思想到了二戰後，變成反對共產集權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文學一旦落入政治意識形態的框架，就會變成政見的圖解，視野就很狹窄。三是告別老「人道主義」。過去的人道主義主張「大寫的人」、「理想的人」，但大寫人、理想人並不是真實的存在。人是脆弱的、是實實在在的，有人性的弱點。高行健一再強調文學應該面對無限豐富、無限複雜的人之存在，因此，他認為人道主義如果不落實到個人，便是一句空話。
第二，高行健主張告別「文學介入」的大思路。劉再復強調，高行健要的文學是一種「冷的文學」，在他看來，高行健的文學理念區別於古代「文以載道」和「言志抒情」的理念，又區別於現當代思想者包括魯迅、聞一多、毛澤東、劉賓雁等人提出的文學理念。高行健所要的文學不介入政治，也不介入社會，他拒絕文學成為政治的號筒與注腳，也拒絕把文學變成改造世界的戰車與工具。除此之外，劉再復繼續說道，高行健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學理念也不附會。高行健認為，文學如果以批評生活、批判社會為出發點，勢必會使文學停留在社會的表層上滑動，從而遠離文學的本性，即離開文學對於人性的開掘，以致喪失文學的人性深度與真實。
最後，劉再復以「獨立不移，自立不同」來概述高行健的文學品格與文學狀態。這也是高行健最根本的文學主張。所謂「獨立不移」，就是確認文學乃是擁有主體性的精神存在，意味着文學應當超越政治、集團、市場與各種主義，唯有如此，作家才能成為精神大自在。「大自在」便是「既不媚左也不媚右；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東也不媚西；既不媚古也不媚今。只知文學的尊嚴高於一切。」 劉再復還說，如果將「獨立不移」視為作家的立身態度，那麽「自立不同」則是高行健的創作理念。高行健認為，文學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同」，而不是「認同」，更不是「雷同」。他的文學鍥而不捨追求的乃是原創性。
冷靜觀察人的困境與自身
針對劉再復的評價，高行健謙虛地回應，他對文學的看法並非新鮮的主張，其實文學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他所作的只是回歸文學的傳統。他以文學經典（如希臘悲劇喜劇、荷馬史詩等）為例，闡述自古以來的經典文學都毫無「主義」的痕迹。
高行健認為人類有「兩部」歷史，一部由作家以冷眼靜觀的筆調寫成，這是一部文學史、文明史；另一部則是由官方編撰之「大寫的」歷史。前者筆透人類生存的種種困境、人性的複雜，包括人類自身的愚蠢，為後世留下冷靜的參照。而後者則歷朝歷代版本各異，其所包含的成敗是非等價值判斷並不可信，正如高行健所說：「各家的歷史有各家的是非，若退一百年看，這些是非都很可笑。」因此，文學不能被各種「主義」所蒙蔽，而應回到清醒的認知，回到自古以來的文學經典傳統。
除了回應自己的文學主張，高行健還強調了作家的位置。在他看來，二十世紀是一個「發瘋」的世紀，始作俑者就是各色的意識形態。以俄國十月革命為例，這個共產主義烏托邦讓人類付出慘重代價，可如今革命前的資本家們以新的方式捲土重來。革命沒有帶來所謂的進步，只留下一宗宗理不清的冤案。高行健精闢指出，這正是因為人類的愚蠢，而人類之所以會愚蠢，皆因人類無法逃避人性的弱點。但老「人道主義」迴避這些弱點，宣講理想中和諧的人與人格，但這樣的人與人格在現實中並不存在。高行健認為，作家面對的正是現實世界，以及人類所面臨的困境與人的愚蠢。除此之外，他同時強調，作家還應正視人的自身。因此，他推重中國禪宗的六祖慧能，慧能主張回到「平常心」，只有這樣，人才能看清自己的混沌、妄念，文學才能清醒地展示人性的真實。
兩位思想者還就「民族主義」、「文學與政治、市場的關係」、「文學的回歸」、「冷文學與熱文學」等話題交換了見解。說到「文學的回歸」，劉再復援引《道德經》中「復歸於樸」的理念，他說道，人生到了晚年，不是爭取更多的財富、功名與權力，而要向童心回歸。他闡釋道，「復歸於樸」包涵三點要義，即回歸質樸的生活，回歸質樸的內心，回歸質樸的語言。其中，回歸質樸的內心最困難，而高行健正體現了這種「內向的回歸」，讓文學回到文學的初衷、傳統、根本，即有感而發，描寫實實在在的、脆弱的、有人性弱點的人，正是回歸文學的出發點。此外，高行健還對「熱文學」（即熱烈擁抱社會是非的文學）發表了看法，他說文學乃是多元的，他的文學主張只是他個人的選擇。作家可以選擇，除了「冷文學」、「熱文學」的分野，文學還呈現其他面貌，但不論是何種文學，關鍵是要寫得真實，這樣的文學才有長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