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也斯，原名梁秉鈞（一九四九—二〇一三），香港戰後第一代本土作家的代表人物。我得知忘年好友也斯身罹肺癌，便為他開展這個文學家紀錄片的拍攝工作。我一方面希望為朋友與香港文化做一個紀錄；另一方面，我嘗試為香港文學尋求一種與世界對話的語言。
紀錄片是以記錄真實為主。不過文學家的真實生命，除了表面的生活記錄，創作的世界才是文學家最重要的真實生命。如何透過電影影像呈現作家的想像世界？相信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文學家紀錄片導演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也斯的文學，崇尚自然，反戲劇化。也斯見到我拍攝《劉以鬯：一九一八》選角挑演員時，他很鄭重地跟我說：「你不要找演員在我的紀錄片內出現，更千萬不可以找演員飾演我。」我記得平日跟他聊天，那種中學詩歌朗誦比賽所推崇的抑揚頓挫模式，也斯最為反對，認為很造作。他喜歡的是一種平易近人的、隨和內斂的語氣。這是一種輕的表現方式，追求一種清淡的美學。
他眼中最美好的詩，是一種跟生活息息相關的狀態。可以看、可以食、可以穿、可以游、可以歌、可以舞的。也斯的文字可以跟不同藝術家交流和越界，讓文字轉化成不同的載體。文學可以化成了照片（李家昇、王禾璧、又一山人等攝影師的合作）；可以化成了食物（劉健威、蕭欣浩等的食評人做菜）；可以化成了時裝（黃惠霞、鄧達智等時裝設計師以衣服布疋與也斯作品對話）；可以化成了旅行（也斯周遊列國筆下的東歐、美國等世界不同的城市）；可以化成了歌聲（香港音樂家龔志成與瑞士的表演樂隊「聲場書法」的音樂），當然，也可以變成舞蹈，香港舞蹈家梅卓燕的現代舞，可以說是其中極大的挑戰之一。
梅卓燕設計的舞蹈，改編自也斯的《戀葉》，原來是在室內表演的。我想，電影具有放大的能力，能夠展現無窮想像力。如果能打破空間的阻礙，穿梭於戶內戶外，讓具象與想像兩種元素不斷更替，具象中看到抽象，在抽象中看到具象，便能將也斯二元對立的詩作風格，更具體呈現出來。我嘗試用電影語言，重新構思梅卓燕的舞蹈。這一段舞蹈大概只有八分鐘，卻要用影像呈現文字的內涵，整體呈現也斯整首詩的風格和美感，絕非易事。
這個片段本身是具挑戰性的，甚至溢出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謂紀錄片的「標準」。不過，我堅持這個舞蹈放在電影中，就是尋求這種標準以外的驚喜，拍攝一部非一般的文學家紀錄片。結果台灣公映後，我很高興聽到很多觀眾對這段演繹十分喜歡，香港首映的觀眾對這個片段亦十分難忘。兵行險着，亦是值得的。
混雜、拼湊與反結構
《東西》電影其中一個要解決的難題是結構，也斯的朋友實在太多了。他跟我訂定受訪嘉賓，他們來自不同藝術界別，甚至來自南北東西，語言不一，幾乎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也斯還打趣地說：「我的朋友都有我性格的一面，你見到他們，合併起來，那個就是我了。」我於是斗膽用後現代的拼湊觀念，讓他的朋友在電影中互相拼湊。最後受訪者竟然超過四十人，我要為每一位受訪者度身設計一種方法，把他們的性格準確地表現出來，無疑是一大考驗。例如鄧達智的出場，是在元朗一邊食盆菜，一邊談也斯。日本的世界文化研究學者四方田犬彥教授，以前常跟也斯比較日本與香港文化差異。我邀請他在北角街市的擠擁人流中穿梭，然後與他一邊乘坐電車，一邊談香港文化。德國以硬朗馳名的學者顧彬教授，我邀請他身穿西裝漫步雨中。諸如此類，無一相同。每位受訪者各自精采，卻在他們眼中呈現不一樣的也斯。
我想起讀也斯的小說，表面看似沒有結構，評論者難以找一套西方理論簡單套進去分析。其實他是用詩人的思維來寫小說，他追求一種自然、蕪雜、包容的境界。我發現他不是用理去整理各種關係，而是通過情來組織結構。我想也斯的電影應該走這種風格，充滿現代抒情的風格（詳見拙文《中西抒情：也斯〈剪紙〉中七十年代殖民香港的都市情感》，收於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集（小說部分）》，二○一一年）。因此，我要把也斯生前片段，與他的朋友不時互相照應，用情拼湊出一個也斯與朋友互動的世界，打破生死的隔閡。
觀眾觀賞這部電影會面對一個挑戰，看完電影後，你要在腦海中重新拼湊也斯的形象出來。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因為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
紀錄片究竟可不可以情通生死，叩問靈魂呢？
（作者是小說家、電影編劇、電影導演。）
（本版「特輯」黃勁輝導演文章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三月號，更多精彩文章見《明月》三月專題「他們在島嶼寫作」。）
●黃勁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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