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齋sir快退休了。兩年後，陳士齊（齋sir）61歲，在浸會大學的宗教及哲學系教了26年書，退休前的最後一份合約卻仍是高級講師，他不曾當教授，倒也心安理得。「最後一份合約浸大已經給了我，坦白說，現在我可肆無忌憚，什麼都講得，有需要的話，鬧人都不要緊，我出名鬧人。」他不似典型的基督徒教書先生。他相當忠於自己，說話辛辣，說到興頭，講理不講情，談到香港前途也不左右言他，直接了當說香港不能獨善其身；見人鬧左膠，他也鬧返轉頭——誰怕誰？出了名的薑愈老愈辣。陳士齊說﹕「退休前我好多事要做，整理辦公室和家中那堆書、寫自己想寫的書、計劃看書的大計。命仔得咁長，不看書等幾時？」
陳士齊，中學就讀皇仁書院，中一時信了基督教，但一直都在反對道德高地，痛罵禮教吃人，不時痛斥「耶×」（粗口），他不上教堂，一路上自己找尋基督的真理。「中學我被人拉伕似的，拉了去佈道會，佈道會強烈hard sell，我舉了手，就這樣信了。」舉手後的世界，有些人轉頭便當沒了回事，他卻上身一樣，一個勁地去鑽研基督教。陳士齊大學讀生物系，畢業教了幾年書後到英國讀神學，1992年回流香港，開始在浸大教書，其間參加政黨，又毅然退出。將近59歲的人，什麼都看透，卻火氣依舊。
今天，他穿了灰西裝來談書，背囊與肩上的旅行袋塞了厚厚的文件，記者一秤，好重，他背來又背去，和人們一樣逼地鐵，背負的是一份做學問的重量。「其實書只是工具，不同的人與書關係都不同，很難說哪幾本書影響我最深。影響最深的書已經進了我的腦，成為思想一部分，與其讀我讀的書，不如看我的人，看我用了什麼思維去看書。」
倡本土派讀郝柏村 重看中國
我們約在書店裏，雖置身鬧市，環境卻難得清靜。他在書店來回踱步，終於選了一張藤做的桌椅，坐了下來。他說這桌子真好，輕身得來又穩重，以前家中也有一張一模一樣的，可惜扔了，再難找到這樣好的桌子。有一本好書，他也同樣不見了，今次卻不得不說，就是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郝柏村的《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當年，國民黨去了台灣以後，共產黨跟着打了去台灣，卻在金門古寧頭戰役中戰敗，後來便再沒有打進台灣。這場戰役對台灣而言可說是意義非凡，而郝柏村就是金門古寧頭戰役其中一位目前仍健在的將領。」陳士齊說，這場戰役造就了郝柏村，叫他當上台灣的國防部長，又做過行政院長。
去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郝柏村已經96歲，卻親身走訪了華北、華中、華南的抗戰戰場，當中包括了蘆溝橋、石牌、長沙、崑崙關與滇緬。他在書中詳細敘述了整場中日抗戰的發展過程，以親歷者的身分詮釋抗戰的民族意義，是認識近代史不得不看的書之一。陳士齊說﹕「鳳凰衛視當時更派了隊crew跟去，全部都影了footage，後來出了這一本書，我見到如獲至寶。雖然郝柏村沒有親身參加當中的所有戰役，但由這位熟讀戰史的將軍分析那場仗如何源起，又是怎樣打成，倒也精彩。作為軍人，郝柏村心懷軍人的天職，這本書好的地方在於它通過軍人的眼光去看戰爭。很少戰爭書能由真正的軍人寫成，而且他有的不止是一介士將的眼光，他傾注了愛國情操，本土派不妨讀讀這書，看完可能不會那樣討厭中國。」
陳士齊跑了幾場國際電影節的電影，他數着幾套冷門電影，叫記者去看，想不到他也是電影發燒友。「昨晚，我剛看了《英雄戰犯》（A War），是一套丹麥片。電影最強的不是反映戰爭中的迫不得已，而是拍出了士兵就算自知迫不得已，卻也會因為沒有做到最好，引起平民死亡而內疚——難得的，是會內疚。」《英雄戰犯》的故事像Michael Sandel提出的道德兩難題，世界遍地戰火，火藥與硝煙掩蓋人們對生命與道德的重要思考。「電影最後一幕，士兵回家，他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孩子問他﹕『你會否再去打仗？』士兵說﹕『再也不會了。』美國電影會找一班同袍一起讚揚他把公義伸張，游說他再次當兵──美國人的愛國主義蓋過了公義感。但那個丹麥的士兵卻說﹕『我不會回到戰場。』因為他內疚，他為自己的孩子蓋被時，鏡頭落在小孩的腳上，他想起自己曾因一個錯誤的決定而令一個阿富汗家庭被塔利班所殺，他第一眼看到的是那個家庭裏小孩子的腳——於是，他不敢去看自己孩子的腳，緩緩地用被把它蓋住。」
他在電影院內，不期然想起自己身處的中國，「丹麥人努力去實踐像正義這種理想的概念，使今天的丹麥成為一個既先進又環保的地方。但中國人剛相反，習慣永遠把理想放着不做，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悲劇」。1979年，他第一次到內地旅行，買了蔣夢麟的《西潮》，在旅程中把書啃了。「《西潮》是一本很易看的書，有很多資訊。但現在回想，《西潮》說的中國人已經沒有了，那一代人的美德消失了，留下的是敗行。共產黨執政逾60年，中國文學從此少了重要的教化作用，連《紅樓夢》在毛澤東之後，也變成了鬥人的伎倆。」《西潮》是曾任北大校長的中國教育家蔣夢麟的自傳作品，一本不厚的書卻自1842年談到1941年間的世界重大歷史變故，不少人將之作為近代史般研讀，書中反映了當時中西文化結合，整個中國社會的動盪與步伐。
讀《西潮》 尋「消失」的中國人
浸大的學生都叫他「齋sir」，搶着報他的堂，因為他不考背書，而考批判思考。他半生在校園中打轉，遇見的都是青年人。他的頭髮一年比一年斑白，年輕的一代卻永遠依舊，課堂上的學生換了一批又一批，一樣的白恤衫牛仔褲，笑意盈盈，像有揮霍不完的青春。「我教了廿幾年書，聽到有人批評青年人不濟，我覺得不是真的。不同年代的人都有自己受教養長大的烙印。五、六十年代，很多人的父母都是走難來香港的，到八十年代那一批，他們仍然知道當初的人是如何死命從大陸來到香港，屋企很窮，父親辛苦做工，胼手胝足，被人看不起——全烙印在那幾代人的心中。那幾代人有一個特徵，就是他們從不會想自殺。如果人曾有過瀕臨垂死的經歷，就會珍惜生命，以後有多難捱的東西，都可以捱過去。但八十年代打後，大家都不用捱餓，他們自小就開始食『麥記』，被消費主義哺養，變到『傻晒』！但新一代也有一些美德是舊人沒有的，他們自主，從自主到自私，又到自我中心，他們的自我中心不是刻意，只是不會特別去想到其他人。你要記得，代代都有自己的美德與敗行。上一代的人一被人按掣就停，暴力？停。粗口？又停。他們什麼都不做也可以生活下去，因為『印印腳』，有層深水埗舊樓就可以過世，但後生的可以嗎？唯有勇武抗爭，但勇武是有線劃的，別把暴力和非暴力看成1和0，暴力和非暴力之間其實從0到10，由什麼都不做，到什麼都做有好多位的。」
批判思考 毋懼報紙姓「黨」
知識不局限於書本，除了書，他說讀報紙亦得益不淺，他的批判思考就在他從小與父親一起讀報的習慣培養得來。「現在的人會去選報紙讀，他們怕看錯報紙，因為他們沒有批判能力。我用英國做例子，英國每一份報紙都坦然告訴你﹕它們是姓黨的。如Times是保守黨，Guardian是工黨，Independent是自由民主黨，Daily Telegraph是保守黨右派──但英國人不會因而不看任何一份報紙。我在英國待過七年，英國的報紙很貴，什麼報紙拿到手我都看，而且份份都enjoy去看。為什麼？因為作為一個人，你有辨別是非的能力，你就毋須懼怕看哪一份報紙。不論是讀什麼的報道也好，邊看，還要邊去批判當中的內容，但香港人大多沒有這種能力，沒有能力但可以學。」
「如果你永遠只看自己內部人做的那些煽情，沒有思考、分析與實據的文章，你只會把自己暴民化。有一些香港人不懂得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十分狹窄。」自中學時代，他一方面關心社會，一方面又關心教會，一度以為無法將兩者拉在一起，到了大學，自己去讀了神學的邊緣著作，才開啟了他將社會與宗教結合來思考。
陳士齊有兩個女兒，他帶來大女兒有份寫的其中一本書，叫《十年後的領會．為香港尋找未來》。此書由「領匯監察」出版，書中細說領展對社區與民生的影響，分有「十年後的領會」、「領匯成魔三部曲」、「資本主義的新邪惡軸心」及「為香港尋找未來」共四部分，由多人寫成，全書理據充分，算是有心之作。「我不用教我女兒什麼是政治，她自己便會思考，現在我最多是叫她不要太絕望。當下新一代好易喪氣，因為眼前的東西太過乞人憎，太衰格，好難搞。」
「別鬧人港豬時，自己做港鱔」
當下香港政治光譜變大了，但立場卻只有兩頭，必須選邊站，幾乎容不下思考與猶豫，溫和與理性。我們談左膠，他談到陳雲把幾火，學者談學者，一樣無情講。「左膠這個字的始作俑者是陳雲，他不學無術，但當初我們沒有去鬧他，因為當時沒有人想到他有這樣大的影響力。笑人左膠的人要明白你的笑carry了一種責任。千萬別鬧人港豬時，自己去做港鱔——講人時就笑騎騎，到別人轉頭話你，就『咻』一聲，鱔一樣跣走。這個世界有好多這種『傷殘旁觀者』，他們坐在輪椅上食花生，一味要別人去推他，但最後推動他們的一定是『熱狗』和黃毓民。香港的社運黯淡，黯淡不盡在政府的高壓，也在民間的反應。有人為民請命，民間反應不但不各就各位，更連一點聲氣都沒有。美孚新邨第8期當年就是這樣，別人在他們臉前『現兜兜』遮了露台，但美孚班業主不是第8期都不去抗爭。」
「但我不覺得灰，看多了書，便發現那是一個大歷史，香港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們這部分最早西化，在西化的過渡不得不筋腱撕裂，就好像拿太重的東西會斷手一樣——香港需要維持自己的紐帶，一方面學習西方，將西方帶回去，但在西化之中也不要沒有中國文化，你可以拉它上來，但不要只想獨善其身，那沒有意義。你不是瑞士，光是金融中心的地位瑞士就已經生存到，全世界的有錢人自動把錢放進它們那裏。但香港不能，香港人口好多，這班人要生活，香港很難獨善其身。」
我們坐港鐵回去，他陪記者等車，車來了，他在車外揮手，車門關閉，隔着玻璃門，茫茫人海，只有他一頭白髮，一抽二褦，已是將近退休的人，並沒有要停下來的樣子。
■陳士齊Profile
陳士齊，人稱「齋sir」，學者，經常議論時政。社會民主連線創辦人之一，後離開政黨，成為獨立人士。任教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二十多年，現為該校高級講師。基督徒，多次公開反對社會人士排斥同性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