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很久以前，廣場（Plaza）曾是議論政治、朗讀詩歌、講述歷史的公共空間，現代社會卻變成消費場所。六月至今的這場反修例運動，示威者一次次顛覆這類由資本主義主宰空間的使用慣性，商場廣場多次成為靜坐和示威陣地，這星期以來，更自發到場合唱「香港國歌」《願榮光歸香港》。
一向在情感表達上克制自恃的香港人，無懼走音不怕尷尬，高聲呼嚎感情直白的歌詞，更欲罷不能地重複，在歌聲中互相連結。
駱頴佳在講座中說到最近才真正領悟文化理論家Judith Butler所言身體之脆弱，「脆弱不代表受傷，而是開放你的身體，以自己的身體或情感，向不可知的他者和世界結連，將身體的界線打開，向不可知的環境探索」。「當你以身體的脆弱對抗強權，這種為弱勢的他者在公眾地方聲援、抗爭，以至集體哀慟，是一種勇於以脆弱的姿態向強權展現一種對抗、不畏懼的叛逆表現。」何以這土地淚再流，何以令眾人亦憤恨，這場運動的情感政治，值得深思。
讀過駱頴佳的《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書中自我簡介的第一句便寫着「土生土長香港人」。後來因訪問，跟他成為了「臉友」，竟在街坊群組中發現了他，還是會分享街拍的那種街坊。我們沒有約在屋苑見面，在浸大人文及創作系擔任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講師的他，跟我在暑期結束的校園談起他的研究和教學。
從駱頴佳著作《邊緣上的香港》展開，才知道原來那是基於他經歷時代轉折的碩士論文增潤再寫。當年，他花了五年完成碩士學位，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正好橫跨回歸。當同學們一窩蜂研究港人身分認同，他卻倒過來思考中國的國族主義者如何理解香港，香港如何被挪用、被消費，去滿足中國人不同年代的建國大業。論文從五四運動時期談起，當時的救國民族主義者譬如魯迅等，刻意描述殖民地走狗的形象，寫香港女人與外國人勾搭，說他們搞雜種，當報紙報道香港人因偷竊被外國人打，就說香港人的奴性重，「香港成為他們對『殘存』中國封建文化恐懼與失望的移情對象，強調當中的奴性和不被啟蒙」。到了毛時代，當港英政府嘗試透過強調經濟發展建立所謂香港意識，左翼文化論述則倒過來將經濟發展非神話化，《文匯報》、《大公報》出現很多「傷殘文學」，將香港人描繪成被港英政府奴役的人，在工業意外的故事裏總是被機器殘害而孤立無援。到了一九八○年代，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當時就要拆解一個矛盾，當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經濟繁榮其實很得利於殖民地政府，但鄧小平的後社會主義論述又不想給credit英國人，可以如何歌頌香港的經濟？」於是透過矮化港英政府和港督能力，強調施政如何剝削，再強化鄭裕彤和李嘉誠等華人商人，以華人的民族經濟勝利詮釋香港的經濟。「簡單來說，香港從來在國族論述裏都講不到自己想講的。香港人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個他者，滿足他們某些欲望，補償他們某些缺失。」
駱頴佳清楚記得當年講論會上被一名外籍老師批評他妄想，「他用了一個字，paranoid，類似恐懼症的意思，被這樣一說，條氣有點唔順，但當時年輕，覺得是『哦，我的論文可能太過神經緊張』」。駱頴佳笑說現在可能大家都在驚，但當年始終受後現代思潮影響，怕將事物二元對立。書成於雨傘運動後兩年，「我不敢說有前瞻性，只是發覺以前寫的東西都有些價值」，他並承接研究脈絡，再添一章分析回歸以來，尤其SARS後，香港的繁榮如何被中國中產用以迴避創傷和救贖身分危機（例子見於電影《港囧》角色），滿足他們扭曲、威權主義式的資本主義。
從駱頴佳的論述可見，國族並不是先天既定下來，而是在特定歷史文化處境下，建構、想像，甚至發明出來，透過各種想像和符號，在不同時期挑動國族主體的不同情感。這又為他近年對情感政治的研究興趣留下線索。「我乜鬼都教，藝術欣賞、西方思想史、城市研究、香港研究……」說到香港研究這門課，他笑言大鑊，課程設計本以本土派和民族論收結，「但今年唔可以，整個『反送中』，有好多好有趣的可以講，有一半可能要執過。」
所有人都是抗爭主體
Facebook上的駱頴佳算是活躍，經常轉發運動消息。他自稱是去吓遊行的和理非，卻不敢自居冷氣軍師，始終對自己的論述保持自覺，「我不是在前線衝，講什麼意義都不大，但作為學者，嘗試概念化，嘗試讓人看到一些現况，這會否能構成正面力量，有就固然好啦」。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三個月，他一直留意當中的情緒與情感操作。他說自己平日最喜歡穿黑衣，最近有點猶豫，「但看見那次白衣人咩色衫的人都打，就豁出去了」。見面前一天，正是爭取《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遊行集會，即使獲得不反對通知書，卻被提早完結，「做很多小動作。唔需要吓吓搵警察拉你，雖然佢會。都唔需要戒嚴或者緊急法令，只需做些事，製造白色恐怖，令你唔敢出街」。不過情感是一幣兩面，除用作政治操控手段，也是轉化成建立社會運動主體的關鍵，「可以成為你武裝自己，去建立自己主體性的方式」。
籌備中的新著則由資本說起，討論有關情感資本主義，計劃於數月內出版，他問記者有沒有留意暢銷書榜，「好多書教人如何管理情緒、EQ。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好多時候都在利用人的情感能量，服務性行業要求你有禮貌，明明好不滿都要對住客人笑，福柯的說法就是規訓自己的情緒」。駱頴佳觀察到人的情感在當下社會環境只有兩種用途──在職場上壓抑自己，壓抑憤怒和疲累，然後透過消費宣泄，「即是做港豬囉」。他從背包拿出法國哲學家Garcia的一本書，「Garcia說人現在被好多情感情緒操弄，好intense，但可以嘗試擺脫它，我會以此切入點思考，這些情感本身可以好具摧毀性，但如果懂得轉化，可以成為一種倫理道德力量」。他再談到佛洛伊德所講的「力必多」政治，想探討在剝削自己的壓抑與消費的沉溺以外，有沒有其他出口，「如何channel你的情緒到一種公民情感？」
8‧31太子站警察無差別打人事件，駱頴佳看直播看得憤怒，依然細心留意留言，發現反應兩極，有人傷心惱怒，也有人感到痛快興奮，「今天所有人都作為抗爭主體，其實藍絲也包括在內。大家都是被不同情緒能量充斥，令致最後做出某種選擇」。這叫他想起美國哲學家納思邦在《從噁心到同理》提到情感反映人的價值判斷，為何某些人會對同性戀感到噁心羞恥，甚至在多元化社會依然存在種族歧視，背後除了牽涉好多政策問題，亦有關教育的欠缺——忽略了培育有同理心、關注弱勢群體的政治主體，「納思邦認為公民的培育不單是訓練建立論述，亦關乎育養同理心、同情等情感」。
憤怒與慈悲和愛
這場運動中，有些情緒不停醞釀翻滾，例如憤怒和哀慟。記者在訪問數天後，出席駱頴佳主講以哀慟倫理為題的講座。分析這場運動的情感操作，他提到憤怒其實有僭越（transgression）的能力，因此可以成為建立勇武主體的重要能源，例如違背迴避催淚彈的常理，衝前撲滅，他說自己對暴力行為的接受程度這幾個月來也有提升。想起納思邦的另一本著作《憤怒與寬恕》，書中指憤怒來自有人做出違反自己持守價值的錯誤行為，結果往往產生報復的意願，「但她沒有反對，甚至在一些訪問裏說到某些社會運動如果沒有憤怒，是不能完成的。不過她也提醒，憤怒並不能成為追求正義的必然動力，社會運動若只被憤怒驅動，以侮辱對方的方式報復只會強化暴力與仇恨」。他說在沒任何出路時，很明白憤怒與報復的必須，「甘地、馬丁路德金與曼德拉等反憤怒非暴力抗爭固然可取，但若沒有憤怒的群眾配合，其實運動又怎會成功？」「我呢啲和理非又嚟喇，我認為納思邦叫我們轉化憤怒，在長遠建立以慈悲和愛作為推動公義動力的公民社會，還是有可取之處。」譬如爭取運動中的道德高地，就能凝聚群眾，他舉例說，「反送中」遊行有很多遊行稀客，甚至一些親建制的藍絲都被政府的不義刺激而走上街。
公義沒彰顯 如何寬恕？
示威者一再重申缺一不可的五大訴求中，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一項，政府多次否定，身為法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納思邦在書中討論仇恨處理，亦提到問責機制，「她覺得一個社會要處理仇恨，不可以就這樣叫他們寬恕對方。還沒有公義彰顯，叫我寬恕對方？好嬲的嘛。她研究很多種族衝突個案，最後一定要透過某些委員會解決。現在一些親建制派人會說，等大家唔嬲，才可以調查，其實是倒轉了，她的說法是，要處理了，才可能和好」。納思邦又提到無條件的恩慈比憤怒更能促進成就公義社會，駱頴佳提醒，恩慈容易被挪用為掩飾不公義的藉口，「講清楚，不是說要對政府警察慈悲，而是像Judith Butler所講，將他者的受苦轉化成自己的道德意志」。
集體哀慟感召人
雖有惱怒憤恨，傳媒亦有捕捉抗爭現場中示威者的衝擊行為，駱頴佳卻指運動不必然絕對地剛性，同時可以是一場柔性抗爭。他回憶六月至今出現過一幕幕叫人哀慟的場面：示威者為黃衣義士獻花；外國明星、政治元首也掩眼對爆眼女生表示支持；林鄭以港人「慈母」自居，觸發一班媽媽在遮打集會，很多原來不關心政治的人再不能無動於中。「斯賓諾莎在《倫理學》裏講affect，有人譯作情動力，他有句名句，affect的功能是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意思是人在被他人的情感影響同時，亦以自己的情感影響他人。」「我很喜歡的文化理論家Judith Butler認為最有力量的公共空間抗爭不是上前衝，她一定是一個和理非的左膠，她覺得最能夠感召人，成為抗爭力量，是集體哀慟。」Judith Butler認為集體哀悼是公共情感的表現，情感並不那麼私人，也應該有其公共面向。在集體聚會裏，大家透過分享詩歌，一同流淚、手牽手，形成互相感染的力量。駱頴佳在新書中也有一章討論集體哀悼活動的意義，並非只是行禮如儀，「Judith Butler說生命的哀悼為何咁重要呢，因為哀悼裏湧現的不可知，往往多於可知。什麼意思呢？她用佛洛伊德的講法——當人失去一些東西時，很多時不知道真正失去的是什麼，但倒過來當你思考自己失落了什麼，譬如你在『反送中』運動，有戰友受傷，或者有人死，不可以繼續和你走下去，這份失落反過來會令人思考自己在這場運動中，甚至存在的意義」。
容讓脆弱受苦者不感孤單
他想起上周有組成人鏈中學生向路過的他鞠躬，「我都眼淺，後來才想起，應該給他們豎拇指。我會想，如果我讀中學時發生這些事，我會不會也這樣做呢。又要頂得住校長、學校，加上何君堯又說要來學校巡……所以不要輕看哀悼，如果認真投入地參與，可以成為你自我覺醒的過程，甚至讓你從一個自我中心的主體，變成一個他者導向的道德主體，這是倫理主體的建立，中國的說法是，你會變成仁者」。這是為何某些極權政府總要防範這類溫和的公開悼念，例如每年天安門母親拜祭時都有武警在旁，反對的不止是儀式本身，而是哀悼所生產的「危險」的「政治情動力」。一同以脆弱的肉身暴露在危機下，佔據的空間和擁在一起的情感，能容讓脆弱的受苦者感到認同和受支援，參與的人也可藉此體會有你有我的共同情感。
截稿晚上，記者在電腦屏幕前焦急地整理這篇訪問，在社交平台上看見駱頴佳分享樓下商場大合唱現場情况，街坊如何在歌詞中記認自己作為「同行兒女」的身分。初見面時，街坊駱頴佳問過我，每晚十點有沒有嗌，這一夜我豎起耳朵，留意正好住在對面的他有沒有傳來一聲「加油」，才發現在晚星墜落的徬徨午夜，迷霧裏最遠處雖沒有吹來號角聲，但每晚各區的這些微弱叫喊，暴露在充滿未知的尷尬空洞中正等待和應，尋求同在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