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松園下」巴士站下車，左側是新建龐然的蓮塘口岸，在它後方，一排境外的新式高樓住宅列陣。
口袋裏的手機立時震動了一下，電訊供應商傳來短訊，喜訊般宣告「你的精裝漫遊數據日費已可供隨時使用」，讓遊人非常實在地體會到，松園下村的所在，與邊境多麼相近。
流線形白色建築
蓮塘口岸又名香園圍邊境管制站，這座充滿現代感的流線形白色建築就這樣坐落在寂靜的鄉郊之中，隨之帶來的車流人流雖然稀少，但純粹的屹立，已展現了足夠張狂的姿態。雖然看不見有人施工，相信是接送地盤工人往返市區的旅遊巴車站仍在，標示目的地的紙牌用盡了空間，同時提醒工友要注意安全，珍惜生命。
松園下村地勢平整，地面沒有忽然凸出的石塊把不留神的人絆倒，而且非常乾淨整潔。入村即見中央劃出了一塊方正的休憩空間，簇新的塑膠遊樂設施旁邊，有幾個不知是否居住附近的少數族裔少年在地上鋪上了花色地氈，向着某方跪拜。
彭玉文和沈思在離公園不遠的轉角樓房前駐足，舉起手機拍攝。樓房兩層高，二樓被鐵支圍住的陽台外層有像被熏黑的痕迹，外牆原有的雕刻與粉橙色因而失去了光彩。居室相信已無人居住，但由於被半身高的石牆圍住，無法靠近。雖有石牆阻擋，但肉眼仍能清晰看見屋內大門旁的小木牌上刻有「松園下第六番」，據說是日軍佔據的痕迹。
與日軍為鄰的老婆婆
與樓房相鄰的是一座細小的祠堂。與其他新界村落不同，它擁有一個與姓氏無關的名字「橋芳家祠」，橙色撞藍色的牌匾非常醒目。祠堂門前鋪曬着果皮與靈芝，旁邊的鐵皮廚房冒出了一個老婆婆。
向婆婆探問日軍是否曾居住此村，她毫不猶豫直認，「有啊，咪住隔籬呢間屋囉！」婆婆憶述，「啲日本仔嚟搞搞震，唉！」叫我們猜猜她今年幾歲，搶先回答自己已屆一百零五歲，得意反問，「唔信咩！」日佔時期她已嫁來松園下村，記得當年旁邊的屋只住了日本男人，「都唔知殺幾多人，吃死幾多人啊，鬼敢講，鬼敢出聲啊？」出入會害怕嗎？「個個搽黑塊面，你知唔知啊，人哋強姦幾多人？」對日軍在村內的行事，我們追問，婆婆沒有描述更多，卻不可遏止地抱怨起來，「啲人仲係去日本，人哋南京大屠殺殺死幾多人啊，你啲人仲去食佢啲鬼五馬六嘢，啲糍仔啊，好好好？中國咁多地方啊，靚過佢啦！你捧紅人哋，同人哋買嘢！嗰陣餓死幾多人，病死幾多人，佢哋唔知咋」。
文、圖 // 潘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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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圈：松園下妄議
為松園下村接龍，是村上春樹。那「番」字門牌，彷彿自古流傳。我對住小學生三十多年，少不免沾上一身雞氣，問百歲（自稱）老婆婆，番屋裏面有日本人住過嗎？竟然答有，是一個男人……我隱約見到沈思輕皺眉一下，意識到他說，松園下在日佔時期，當然也跟其他村落一樣，被日軍徵用過牲畜米糧，但取攜之後即走，除非有特殊軍事價值，否則無留下來的理由；為府宅編町定番，掛上劃一門牌，是日本重秩序好整理的國民性使然，一視同仁施行於全港，只是此屋戰後至今一直無修葺，門牌才保留至今，掛「番」字門牌，並不證明有日本人入住。如有日軍進駐，也應有改建痕迹。據阮志調查，此屋戶主一家戰後移民後空置，也就是說戰時戶主一家，而非日本男人，居於此屋。只是戶主移民前，未像全港所有人家那樣擁有強烈民族意識，怒摘番號門牌。門牌經久不墮，有賴工匠技術超群；物業荒置至今，得力於港府禁區政策。
港英政府一直未全面為全港各戶編門牌，日人付出人力物力，卻得不到民心。日佔時期，西貢、東北及打鼓嶺的客家村蓮麻坑，村民更英勇抗日。當日軍掠奪蓮麻坑鉛礦，奴役村民開採，村民參與東江游擊隊行動，燒毀採礦設備。國內旅行團在參觀烏蛟騰和斬竹灣抗日烈士紀念碑後，如果仍心有不忿，應入蓮麻坑礦山，追憶大挫日軍勝事，擔保可以一洗抑鬱而返。
對日本人，除了痛恨，還可以有其他什麼態度？日本空軍轟炸香港，殺我市民無數！事實是，駐港日軍並無接收大規模屠殺港人的命令，轟炸市區的，其實是戰後想收回香港的國民黨政府同意下的盟軍及僱傭兵飛虎隊，他們本來目標是毀滅日軍在市區附近的軍事設施，阻礙日軍向內地及東南亞之推進，但彈多誤投，引致大規模傷亡，數量可能不少於抗日戰士，但未為人知。日本陸軍入村殺我鄉民無數！事實是，香港鄉野不像南洋有豐富天然資源和黃金可供掠奪，糧食供應自身不保，沒需要為此殺鄉民，只因東江游擊隊不停偷襲後匿藏村內，日軍要鄉民指出行縱。有氣節的客家人不答，才出現逼供。日軍殺村民最多一次，竟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後，準備撤走的時候。按國際慣例雙方須停火，駐大嶼山日軍此時在毫無防備情况下，遭東江游擊隊猛烈偷襲，死傷甚眾，游擊隊匿藏村內，村民堅決不吐露，要為手下報仇的日將士，刺激至失去常性。
如果游擊隊不入本地鄉村，日軍一定也不去騷擾，港日政府更可能善待農民以致改善農民生活，這一點是從他們善待漁民的行誼推論而出。很多人以為日治時期香港經濟衰退，百業蕭條，可是科大衛、劉智鵬訪問滘西洲及筲箕灣水上人當年經歷，證實香港漁業在日治時期如常運作，陳子安（2018）《漁村變奏》更引用詳盡檔案說明因軍政府施行善政，香港漁業發展比戰前更好，不少漁民改善生活。
善政是相對於港英政府戰前漠視漁民生計，放任陸上人壓榨水上人而使漁民生活困活的情况而言。香樂思當時的得力助手，後來的廉政專員，漁業主任姬達（J. Carter）1946年向殖民地輔政司表示，香港漁民天性純真誠實，勇於對抗怒海，卻怯於與岸上的魚欄商人爭拗，盡量避免與之糾纏，靠魚欄安排及打理在岸上的一切利益。魚欄表面上向漁民抽取6%至8%的佣金，實則上他們透過眾多欺詐手法，使佣金高達20%至30%。一些魚欄兼營高利貸，漁民每因一次紅事白事或買船遇險而貸款，欠債無法清還被魚欄操縱終身。
以上情况一直維持至日佔後才出現轉變。軍政府成立後廢除魚欄制度，委派日本專家到港接手管理，重組魚獲交收工序。1942年10月創立「水產卸賣組合」維持魚類公平價格，於香港八個魚場建立漁業聯盟（fishing syndicates）收集魚獲，1943年2月成立「山王台（西環）水產物卸賣市場」，發售魚獲，漁民生活反比戰前改善。林書顏考察後向在被囚赤柱的香樂思報告，發現生產關係變革比生產技術變革更立竿見影，才有戰後成立拓展處，沿襲並擴充改良成魚類及蔬菜統營處之舉。
楊慕琦政府開始政改及尊重華人態度，也有借鑑日人在港良治，只是像陳子安這樣不怕得罪人或惹怒人的學者少，學界對此課題探索或正式公布的，極為罕有，使得今天說出來，被認為是主觀失實、嘩眾取寵，編輯都要我為港日政府在全港編番號提交證據或刪去原句，才考慮刊出。可以肯定，倘當年一發現有殺人病毒入境，港日政府必定封閉全部關卡。於此我雖無任何證據，但這一點編輯一定不會留難，是嗎？本文妄議，不代表編輯及本報立場，這一點凡在文明地區生活過的人都會明白，只是今天時勢不同，需要在此聲明了。
文 // 彭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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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鄉村罕見的門牌
松園下村位打鼓嶺禁區內，相傳為本地人何氏於明末期間創立，何氏先祖是東莞伯何真族人，因明初何族涉及參與藍玉叛變案被迫逃亡，逃難而散居新安一帶，部分移遷這裏。在1819年編的嘉慶《新安縣志》記載了松園下村，歸入官富司管屬的客籍村莊。但是在1866年和神父繪的《新安縣圖》及1898年港府輔政司駱克接收新界的報告，竟然沒有這村的紀錄。
松園下村過去曾是邊境禁區，2005年被列為釋放邊境禁區第三階段的範圍，2016年1月4日才得以解除禁區。村前便是即將啟用的香園圍邊境管制站。雖然這口岸是以香園圍為名，但其實與香園圍並不近，反而松園下村便在口岸前。
松園下為排屋村，村屋多單間式廊屋，青磚建造。村內現見的古建，大部分建於1930年代。現在村中的57、58及59號建築和橋芳家祠，已被評為三級古建築。
據說兩房曾為日軍哨站
在村側的61及62號，已無村民居住，在門旁仍見懸有木牌，刻上「松園下第六番」和「松園下第七番」，據說這兩房子於日佔時期為日軍用作哨站，故立有日軍編定之門牌，此歷史紀錄為現在香港新界的鄉村屋中所僅見（昔日元朗廈村客棧也有這種門牌，但已拆建）。村北接近香園圍邊境管制站有何氏宗祠，1998年重修，為兩進三間式建築，門聯刻有「盧山還拱位，江水遠朝宗」，供奉歷代祖先神位。
隨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的開放，人流增多，相信不久之後，松園下村必有一番大的變化。
文 // 沈思
【Ways of Ruralist Seeing（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