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南韓Ｎ號房事件曝光不久後，有人迅速將事情來由翻譯成中文，林寶儀（Bowie）埋頭看，單看文字敘述已覺心寒，「付費觀看的人都有26萬人？呢排個個睇《愛的迫降》，一方面咁pure咁true，另一個版本就是咁變態的事情」。
她想到了幾年前香港其實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有幾個成員達數千人的Telegram群組，成員間互相分享在不同場所偷拍女生走光照片，討論偷拍技巧。
性暴力行為在香港時有發生，在當今網絡的催化下，傷害的力度加大。
受傷的女孩子，在水深火熱裏的她們，其實需要什麼？
為什麼會被勒索？
「Close group來的，要有人邀請才能入組。那次telegram事件我很驚訝，有人偷拍『不嬲』都知，沒想過可以咁光明正大地互相分享。」那一次，她的同事入過組做「臥底」嘗試了解跟進，而事件雖獲得社會廣泛關注，最後卻沒人落網，不了了之。
網絡放大恐懼
關注年輕女生權益與發展的組織「青躍」成立了九年，創辦人兼總幹事Bowie見證性暴力事件在城市裏不斷發生，有感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流行令受害人的恐懼更大，「八年前的勒索可能是寄相去你學校，但多了網絡元素，變到速度好快，擺上網就好難攞走，假設勒索你的人後來沒出現了，你都會keep住驚，不知片段幾時會突然出現，好似不會有終結，沒有人能給你答案。你返緊學，到進入職場，不知道新認識的同事有沒有看過，或者再流傳出來」。
疫情下，青躍位於油麻地的中心雖然暫停了聚集人群的例行活動，但當公立醫院因終止懷孕被定性為非緊急服務而暫停收症，她們卻依然維持驗孕服務，不過需要事前預約和作健康申報，「因為有時間性，要盡早決定無得拖」。中心裏Bowie的桌面上，貼着她第一個求助者送她的感謝卡，當年這個十八歲女生被人勒索，除了兩三萬元的金錢，還有持續隨傳隨到的性行為，「上到庭我們才知道那是一個中年的保險公司中高層，家庭美滿，事業成功。兩三萬對他說不上幾多錢，我想他是好享受個女仔驚，給壓力她就要立刻滿足他，有些人很變態地享受這些感覺」。
是什麼令這些女生掉進被勒索的境地？N號房事件的受害者因為不想個人資料外泄而被迫滿足群組要求，「但我不會形容這些做『把柄』，『把柄』意思好像是她們做錯了事。影過的情趣相，有些是經她同意的，基於不會跟其他人分享的共識，影的時候沒預期有這個用途」。Bowie接觸的很多求助者拍照前都沒想得太清楚，往往因為關係的模糊。
關係模糊 分不清是愛還是交易
雖然沒實質數據，Bowie認知求助個案中，勒索與被勒索者間幾乎全是相識的。她們的外展工作對象一部分是兼職女友，這些少女與傳統性工作者不同，她們與「客人」關係模糊，「一樓一的姐姐好明顯是出來返工，好均真，個客上來四十五分鐘，做完放低錢就走。但援交或者part-time girlfriend好多都有性關係以外的相處，比如會texting傾偈、出去吃飯，有些年輕女孩子未必能分辨到是愛情還是交易」。關係上感到混淆，會令她們在使用安全套和收費與否感到猶豫，基於信任，甚至更容易掉進被勒索的處境。
假如受害者是學生……
青躍的外展行動也包括中心所在的油麻地區內夜總會，問到點做，Bowie斬釘截鐵：「行入去囉！」在她形容有如酒樓落場般、晚上九點幾的「繁忙前」時段，她與同事一行幾人，不慌不忙的走進不拒絕她們到訪的夜總會裏。Bowie拿着放滿單張、避孕套的環保袋，一如當年大學在「紫藤」實習的她。當年跟在後面，怯生生的她對大門後的環境充滿幻想，多次摸門釘後終於獲邀請進內，發現她們都是尋常姨姨，會用靚湯招呼她，會為不懂得怎樣操作QQ與內地家人視訊而煩惱，就像今天她接觸的「女仔」，在中心與她見面，最常聊到的也不過是讀書考試和辦公室政治，「社會上好多人覺得啲女仔想賺快錢、好曳，就無人想幫」。
在紫藤實習期間，碰巧發生了連環一樓一兇殺案，令Bowie十分深刻。她記得同事們非常緊張，馬上應變設立熱線，讓姐姐們接客前先打來報備，一兩個鐘頭沒回音就會馬上回電，請附近姊妹拍門查看。很可惜，最終還是沒趕得及上門，第四宗命案在沒接來電的房間裏發生了。「叫其他姐仔唞吓先唔好開工，她們都唔得，因為生活需要，手停口停，有一家要養。但當時媒體報道很juicy，一個鐘幾多錢，又post晒名同相。如果強姦案受害者是學生妹，一定全城憤怒，那刻覺得對這班咁普通的女人好不公平。」
交易背後 未必是貪錢
同樣，援交少女和兼職女友長期被蒙上貪錢賺快錢的污名，Bowie說起一個叫她印象特別深刻的個案，是另一個十八歲的少女。她到中心驗孕驗愛滋病，職員例行問到對上一次不安全性行為什麼時候，為什麼發生，她在傾談間放鬆了點，才慢慢道出兩天前的遭遇。那是她第一次的性交易，為了家裏要錢應急。「但她入到房，已經後悔，不想做了。」怎料對方向她展示不明不白的證件，說自己與警察合作行動，威嚇若不完事會將她拘捕。憑什麼？「我第一次聽，好衰咁有一下覺得咁都信？但再傾下去，就明白點解咁驚，因為她只有十八歲。」對方強姦她，沒用安全套，更逼她錄音講出很享受的對白，當她別過臉去，他強行將臉轉過來，強迫與她對望。事後，還不斷打電話勒索再次發生性行為，不然就將錄音公開。
不同目的、不同形式，Bowie觀察到當勒索作為一種性暴力手段，大多受害女生都有共通點，「有種很shame的感覺，就算自己沒做錯，性行為片段是被偷拍的，她們都好驚被人知，可能是家人。會怕報警事情被公開，社會輿論對她們可能的攻擊，她們都好驚」。Bowie認為營造開放的討論氛圍，才能使每個人都能意識到有疑問時可以提問，「就算未講到強姦，地鐵車廂被人摸，十個女仔可能七八個都試過，或者被人用眼神言語騷擾，但在不同場景都好少傾發生了要如何處理」。性暴力定義不確切，覺得不舒服又不肯定是否受害，很多人會選擇啞忍。「雖然說不應該怪責受害人，但如果現實世界暫時都是如此，都要依靠早點教育，讓這些女仔男仔又好，知道自己其實可以出聲，彼此可以互相支持，比如在地鐵看到非禮，周圍的人會喝止，不會只是旁觀」。
建立信任 助受害人重拾生活
都市人生活離不開互聯網，即使不主動網上交友，只要使用社交媒體，都有可能迎來與陌生人的連結以及隨之而來的危機。N號房事件令Bowie思考香港性教育工作的不足，事件中最小的受害者只有十一歲，Bowie感慨香港「到了中一，好多學校仲只係講緊青春期、安全性行為」。
Bowie接觸過因為不同原因進行性交易的年輕女生，不幸遇上性暴力的一群，即使施暴者最終得到法律制裁，心理上需時間撫平傷口，重拾簡單的生活也可能有困難。她們普遍不會視此為職業，卻往往會因為這段短暫的經歷，難以重新起步，「有些女仔十三歲開始做，做到十八、十九歲，中間沒上學也沒做過其他工作，到她預備好，覺得可以離開這行業，卻沒有任何證書或工作經驗」。機構於是希望在當事人預備好的時候，共同計劃她們的將來。
及早接觸 專注預防工作
從「十個煲九個蓋」，哪裏有事就做咩case，青躍上了軌道後的這些年漸漸能夠更專注預防工作。在酒店被強姦的那名少女，在司法程序完結過後，與機構社工聊天時才不經意說起當初。「原來入行的原因好可惜。她是新移民，跟學校老師同學關係比較疏離，到放榜後成績不太好，找了間學校讀top-up degree，學費都幾貴。她父母都是長期病患者，家裏經濟有困難，不想麻煩家人，就想了這種方法賺錢。」Bowie設想，如果在她搵客時外展能夠及早接觸她，了解原因，告訴她大學可以申請貸款或資助，她就不會遭遇之後的意外。
「但要畀時間，她們信任你才會講你聽。」Bowie記得有次一個女生上中心說要做檢查，第一次見面報說自己二十五歲，再過了一段日子上來，跟中心職員熟絡了，施施然說自己講了大話，其實才十八歲。因為妝化得太濃，大家沒法看清，「之後再上來，說其實得十六歲」。建立了信任，社工同事會幫忙做評估，了解她們家庭背景、有沒有在讀書、有沒有安全的地方居住，看看是否需要個別跟進。
過來人經歷 轉化同行力量
與求助的女生們相處日久，Bowie有時會發噩夢，夢見自己遭遇她們口述過的痛苦經歷，「聽她講個男人在時鐘酒店捉住她的頭撞到牆，勒頸……」雖然感同身受，但她很清楚有些事，沒經歷過的人始終不能代入，「我們作為機構、工作人員，有些問題，我一定永遠答不到。她們很多很擔心沒再做之後，結交了男朋友，開展了很認真的關係，跟不跟他講自己以前做過這些事呢。我可以好離地咁答，好無說服力，我都想像不到，無答案」。一些受助女生後來重返機構接受培訓，回來做義工，「其他女孩子見到有過相似經歷的她們現在也能生活得好好，可能會有點挫折，但不會世界末日，都無嘢啊。只是跟她們聊聊天，不用說起什麼，已經好有力量」。
後記：八十後的「婆婆」
剛入行時與「女仔們」年紀相若，只不過是八十後的Bowie卻自覺如今「老了」，希望趁青春有氣力開拓機構更多潛能。鼓勵Bowie不怕一直做下去，變成了婆婆仍然可以好好與女仔們同行，她卻突然坦白告知，現在她已是個「婆婆」，說中心也會支援意外懷孕的年輕媽媽，她們生下了寶寶，一個接一個學着叫她婆婆，「她們說覺得輩分不對，她們的BB沒理由叫我姨姨」。
膝下「女兒」、「孫兒」成群，中心有時很熱鬧，坐在辦公桌前的她時常察看第一個求助者寫給她的感謝卡，「我常常問自己，現在做的事，是不是真的有用？有時好想empower她們，會提自己，究竟這件事是作為機構『局外人』想做，還是個女仔真正需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