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你在駕駛一列火車，發現軌道前方有五個工人，你想煞車卻發現系統失靈了，此時看見另一條分岔軌道上有一個工人，你會不會把火車扭向這條軌道上？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一級講師戴遠雄試過被學生問，為何講書不講火車難題？
「我說不需要講這些。呼吸機唔夠點分？這些問題是真實發生的，不需要作出一個沒經歷過的假設情境。」
研究歐洲哲學的他曾旅居法國、比利時、捷克等地，以筆名在本報撰文寫過一系列關於法國高中哲學課的文章。
疫情嚴峻，在沒有學生蹤影的大學，隔着口罩的他跟我說起曾經在巴黎的醫院上過哲學課，哲學教授Frédéric Worms與Cynthia Fleury把課室從學校搬到照X光的房間旁，聽課的是醫生與護士。
歐洲哲學家在討論什麼？
當病毒橫掃歐洲，他形容法國知識分子在報章討論疫症的文章「極多」，「作家會寫日記，每天做了什麼、看了什麼、思考了什麼；報紙上會見到哲學家兩大版的文章」。我像他不專心上課的學生，熱切食花生，提及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撰文評論政府的緊急措施影響公眾自由，引來法國哲學家南希（Jean-Luc Nancy）反駁，更嘲諷說這個老友多年前曾勸阻他接受心臟手術，好彩冇聽佢講，不然就沒命活下來，內地傳媒形容歐洲哲學家為疫情「吵翻天」。到底吵得最勁是什麼？戴遠雄說：「這個說法是將問題太簡化，歐盟成員國有二十幾個，官方語言二十幾種，我們以為的『歐洲』並不一定有個共通的語言。」
「真正的大辯論是左右都砌，如一九八九年之後共產主義陣營崩潰，大家點睇這個問題？現在只是在左翼陣營內，二人其實也是朋友。」阿甘本被批評無知離地，但他說需要理解哲學家提出評論的脈絡，「背景是之前意大利政府立了很多奇怪的法例限制遊行示威，又修例令新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可更自由宣揚他們的理念，政府是右至極右，我們要了解阿甘本是針對哪些人」。
國家權力無限膨脹
「State of exception（例外狀態）是他三十年來所說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他首先是在分析國家權力是什麼。政府的權力可以自己命令自己擴張，而沒有人可限制它，因為它已是最高權力。在這緊急狀態下，最能夠體現國家權力是無限膨脹，為何是例外？因為它將自己看成是所有法律的例外，法律不可以限制它，是它決定法律如何限制人民。」不必說得遠，「我個人意見，state of exception是很make sense的概念，你看到香港去年至今的情况，警察踰越權力誰能限制？沒有人能限制，因為它是國家一部分，有什麼合法途徑限制？」
每一個死亡都是被奪去
臉形瘦長的哲學學者穿得簡樸，一見面未正式談，戴遠雄翻出一張白紙再找筆，身上沒有，還特意回辦公室去拿，偶爾寫個哲學家的名字，畫條底線，大概是把白紙當成課室的白板。他教學生思考生與死，功課是學着寫封遺書，學生問，點寫法先攞到A？當初入讀中大哲學，他可是沒想太多後路，他的博士論文寫極權主義與自由。「哲學不止用來拗」，他說，而是把「係咁架啦，有乜好講」的事講下去，多想一點自己的生存狀態。
他沒想過，那醫院裏的哲學課，結束時醫護拍爛手掌。有一門研究，叫做care ethics（關懷倫理學）。法國正行禁閉令，外出跑步都要寫紙說明出街理由，思想家討論isolation與solitude，在家閉關好孤獨，其實疾病都有一種孤獨，「患病的痛是他人無法理解，其他人只可陪伴、關心，這個痛楚會令人『摺向自己』，覺得別人根本都唔明」。倒過來，照顧者之難受，既在看着病者的難受而難受，亦因自己無法分擔這份難受所苦。
呼吸機分配 基於什麼原則？
當九十歲的老人把呼吸機留給年輕人，犧牲自己的生命，這裏就有一個哲學問題。「老人家不要呼吸機，是基於什麼原則分配？可以是效益主義，以救回最多人為主，但效益又未必是以數量定義，可從質量定義。那作為醫生要不要救？可以是康德（Kant），任何一個病人在我手上死亡，都是不應發生的事；西方哲學裏一個很有趣的idea，一個學者叫萊維納斯（Levinas），他有句說話，every death is a murder，每個人的死亡都是被奪去的，病死就是被疾病奪去生命，被車撞就是被意外奪去。」
每日的新聞都在報告死亡數字，「我們大部分時間好少面對自己，到死亡逼近、時間無多時，就是一個契機去想想」。如何理解什麼是死亡？由自由講起。「沙特的存在主義說『我』所做的行動會構成改變，我的自由是優先，我是有自由選擇，沒有事是命定的，服從也是自己選擇，不是被迫的。」但萊維納斯在自由之前，談責任。「他想進一步，不論我選擇服從、反抗，是因為我之前被一些事觸動，可能是他人的痛苦或其他行為，這在很多政治行動都見到。就算是不認識的人，我們對他的死亡都不是無動於中，不是一塊樹葉掉到地上，生命完結便是完結，即使消失都有after effect。」
責任與自由 如何選擇？
「萊維納斯的想法是，我們常常以為自己有自由，可決定做什麼，但想深一層，自由不是最首要，生活的意義不只是享受我們的自由，首先是我們覺得對一些事有責任，這在去年開始的抗爭中看得最清楚，說『我不可只讓同學留在現場，自己走咗去』、『唔可以扮睇唔到』，當覺得不可扮睇唔到，就是覺得有某種責任要行動，或加入、同情他們。他想提出我們必須回應他人的要求，對他人的生命負責，但發現永遠都盡不夠責任。」亦因此，醫生有救不回病人的難受。
這陣子社交平台上互傳的好消息，是博物館開放資源免費盡覽、音樂家錄下無觀眾的表演放在網上共享，「這是為了給匿在家中的人一種援助、支持，這不是考慮自己，是考慮他人」，他平緩的語氣轉為質疑，「但香港政府部門、康文署為文化作出什麼貢獻？香港的大學呢？它們不是牟利了吧？沒那麼多包袱吧？有沒有做？你看到的。」
尊重被照顧人的意願，也可以是海德格（Heidegger）。不只醫院，不少人在家除了多看一場演唱會之外，還與家人的爭執增多：「我在家工作，阿媽卻不停敲門叫我飲湯」、「我叫阿婆不要出街，她死都不聽」……戴遠雄說到care ethics中海德格的看法，不妨都可以參考一下。「平時我們與人的交往，很多時會取代那個人決定自己要做什麼的位置，最明顯是父母取代子女決定做什麼，其實朋友之間都會，說『我知你性格啦，呢樣嘢啱你』，這是取代了他決定想如何過生活。海德格提出我們應該讓出這個位置，讓人決定自己應該如何過生活，也是一種taking care of。」
當社會發生遽變 我們做了什麼？
描述疫症中的隔離（isolation），讓卡繆《鼠疫》近月變得熱門。「卡繆寫的時代與今天不同，那個年代封城真的是斷絕聯繫，現在我們還可以上網，沒有與人接觸的快樂或滿足，但多了上網看電影、外國博物館的畫。」生命不停被各種各樣的事分散注意力，「Distraction是恆久的存在，孤獨難以忍受，就不斷想找事情填滿生活，獲取意義、快樂。」海德格分析悶都有幾種，一件事做到厭是一種，做什麼都覺得不對路的「奄悶」，又是另一種。係時候想想，做人為乜。「法文有個字叫recueillement，即收拾心神集中一件事。原本以為有咩留番拜山先講，終點未到，就無限延遲。」但當死亡的威脅接近，平時「烏下烏下」都會變得是時候想想人生的意義。
平凡與獨裁
他說了一個故事，收在海德格的哲學書註腳中，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一個法官好有錢，在社會上很受尊重，有一日他患了怪病，身體很疼痛，他在想究竟我一生人做的事是否我想做的？托爾斯泰說他所做的是很平凡，但同時很可怕的事。成績幾好，就讀法律做法官，在事業上拼搏，希望獲得更高成就，社會地位晉升。到時到候找個人結婚，妻子生小孩，他覺得好煩不想參與，於是築起一道牆隔開太太與家庭，因為體面的人都不會離婚，也就是說他沒有投入過他的生命。死之前才發現為何我做的事得不到滿足？一生人就是這樣了。」海德格引述「平凡」故事，想說的則是「大部分人都是活在眾人的獨裁之下，沒想過想怎樣活」，大家習慣做什麼，自己就依從。
知識分子的責任
老師曾問他，成績咁好，為何不讀law？我又問他，歐洲研究哲學風氣好得多，為何還回來？這個不說火車實驗的學者，想面對現實。「在社會發生重大的事情時，究竟我們做了什麼去回應？不是關於自己，是回應他人。」這是萊維納斯。「去年十一月衝突，各間大學立刻說要封，做過些什麼讓公眾辯論這件事？不是自認為是知識的堡壘嗎？日日講守護知識的人到哪裏去了？」記得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國發生恐襲，他正身處巴黎，「第二日成條街在悼念，我以為是遊行，畫面很震撼。之後一天，我們學校的研究所，有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政治哲學家，跨領域的幾十人，碩士生、博士生、教授、講師聚在一起討論恐襲這件事，有些人批判國家做的事不對，有些人問為何我們的國家會變成這樣，各位老師可否告訴我？這就是知識分子要做的事，但我們做了什麼？」這個問題，他也會自問。他很低調，搜尋新聞，只找到在中大衝突的烽火中那場校友「何草夜話」，除了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及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還有他的名字。
在疫症之中的香港人，生活好像只是壞與更壞，沒有盡頭，哲學可有答案？戴遠雄說，他喜歡研究歐洲哲學，是因為「在問這個時代發生什麼事，發生的事有什麼意義，我們如何理解它，它如何改變我們」。哲學家不一定會說出答案，但會提出難答的問題，叩問人的生存處境。「卡繆有句說話我很喜歡，意思是我們不知可否將世界變好，但我們至少阻止這個世界變壞、瓦解。抗疫不知最後會如何，但至少要阻止很壞的事情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