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DSE通識科要學生騎牆點解更難?

文章日期:2020年05月03日

【明報專訊】中學文憑試(DSE)因應疫情,延遲近一個月終於順利開考,其中通識科試卷最受注目的題目是「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

我們邀請4個不同背景的師生試答問題,新聞系和社會系大學教授都直呼不易答。

拔萃女書院通識科教師楊子俊直指題目定得古怪,因為往年的香港政治題都是開放式問題,但今次卻沒有給予同學表達立場的空間,只要求根據資料演繹「兩難」,「我絕對相信有同學覺得兩者(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是無矛盾和衝突」。

他認為通識科精神是,學生了解正反兩方意見之時,還能夠獨立判斷以及選擇立場,要學生「騎牆」(不選擇立場),反而更難。

通識科設兩卷,卷一為資料回應題,設有3條必答題;卷二則為延伸回應題,三選一作答。今年卷一必答題中,其中一條涉及新聞自由的題目備受關注。

問題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就2013至2018年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意見評分,分別從表1A和1B描述一個特徵,分數4分。第二題是就取材自2010年期刊文章及2018年報章評論資料,內容引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稱,新聞自由受「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所限,「由此可見新聞自由不是絕對」。考生須按參考資料和就考生所知,討論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分數8分。

考評局的考核簡介提到,第二題不是要求考生在兩難情境中選擇和解釋哪一情境較重要或次要,而是指出和解釋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

◆師生試答

指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

◆中五生試答:

香港思流(前稱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發言人曾朗軒:

今年就讀中五,明年才考DSE,他試答試卷時指出,就第一條問題,從兩表資料中可見公眾普遍認為新聞自由愈來愈被剝削,而且香港新聞自由位置可能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他更認為表1B第一項反映出,香港現在無足夠法例確保記者順利獲取資訊,「見到由2013年的5.8分到2018年的5.3分,而且見到一個轉折點是在2013和2014年是維持不變在5.8分,但到2015年,相信是經歷了2014年雨傘運動公民抗命後,大家開始認為香港是無足夠法例保障記者的採訪權」。

◆教師示範: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

表1B的結果比較清晰,3項指標評分明顯向下,可以簡單回答公眾對整體新聞自由評分向下。「如果叻啲的學生,可以列舉出當年其中一兩件引起市民關注的新聞界事情,例如我翻查在2018年,香港外國記者會時任第一副主席馬凱不獲延續工作簽證、有些傳媒被指在內地官員指示下刪除言論、香港記者在內地被公職人員襲擊等等,都是當年大新聞事件,當然要考生答到,是苛求。」

通識教師楊子俊:

相較之下,表1A的新聞自由評分雖然大致呈向下走勢,但中間年份顯得浮動,指出在教導學生分析數據時,最重要當然是看頭尾年份,先掌握整體概况。其後要求學生描述數據具體狀况,要回答出中間年份數字浮動,更高程度的同學或會同時計算百分比和平均分數變化,「例如第一年3項指標的平均分數是幾多,最後一年的平均分數又是幾多,比較兩者的平均分,就能夠更總體地說出整個香港新聞自由的狀况」。

香港教育大學署理社會科學系系主任及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

作為一個不用理會分數的社會學者,若看到這個調查結果,必然會問3個問題:幾多分才是達到這個問卷的統計學顯著分別?問卷的抽樣誤差是多少?6分是不是合格分數?

「例如表1A第一項,2015年自我審查4.2分,2018年4.3分,評分反而高了。但0.1點是否統計學上的顯著分別,還是差不多呢?每個調查都不同。另外,表1B第二項監察功效2018年低過6分,6分是不是合格分數,是不是代表監測的效力不夠呢?還是調轉說,你仍然有半杯水,而且是6個指標之中最高的一項。」

短評試卷設定:避重就輕

這條只佔4分的題目,答中新聞自由評分愈來愈差就得滿分?根據考評局的考核簡介,表示希望考生根據試卷提供的資料,歸納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或憂慮,有愈來愈負面或悲觀的看法。楊子俊認為考評局有些過分詮釋,「是不是評分低了就代表市民好憂慮新聞自由?只能夠見到公眾覺得新聞自由差了。當然考評局這樣說不能說是錯,但我不覺得個個都會諗到這樣嘢囉」。不過楊相信評卷員實際改卷時不會有如此高要求。

試卷表1A和1B的數字其實源自記協每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蘇鑰機提出,調查原有10條問題,考題只列出其中6個,除因為篇幅有限,亦相信另外4項爭議更大。據2018年該調查,未包括在試卷中的4項問題包括,新聞傳媒批評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大財團有所顧忌情况是否普遍;以及新聞傳媒獲取報道所需資訊時出現困難的情况是否普遍。「你講新聞自由,但不牽涉政府和大財團,就不見了一大截了。」不過,他覺得考評局選擇探討這個新聞自由的議題算有心思,一方面問題貼近社會,亦有一定程度的爭議。

回答「兩難」之難

至於第二條「兩難」問題,當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傳媒與警察的角力畫面仍歷歷在目,楊子俊說考生若回答運動中的警暴現象可能會離題,因為問題着眼於傳媒應該肩負的社會責任,而非傳媒的採訪自由被干預。他指出,通識教育科課程架構內有一個名為「今日香港」的單元,其中一個課題是要研修香港社會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頗重要的精神就是香港那麼多政治議題裏有不同持份者,其中一個持份者就是傳媒。因此,老師都會解說傳媒的一些角色,但可能課堂上會好集中講記者如何被阻礙採訪,大家覺得傳媒就是堅守着社會責任嘛,未必有經驗扣連傳媒要兼顧其他社會責任,這個可能是陷阱位」。

楊子俊並相信有同學會覺得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是無矛盾和衝突的,「當同學辨認不到其他類型的兩難,就要被迫講新聞自由和保障國家安全的矛盾論點,令到有着某些政治立場的同學會不太舒服,要被迫想出一些中共或香港政權會講的一些樣辦答案」。

曾朗軒表示,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理應將政府所有不足之處和資料報道出來,哪怕是影響政權或增加市民對政權的不信任度。「我覺得監察政府時,傳媒應該要有足夠的新聞自由,而不是受到任何限制,所以兩難情况就是傳媒有可能會因為不同公司自我審查的掣肘,或公司認為報道會影響政權的穩定而限制新聞自由。」此外,他認為反修例運動中出現了很多公民記者,當《基本法》與試卷資料中提及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指出人人有發表自由的權利和保障採訪權利時,政府是否應該承認這些公民記者的身分和保障他們的採訪權利?這也是他見到的兩難情况。

傳媒的3種兩難情况

蘇鑰機指出,傳媒遇到的社會責任兩難情况有3種,包括技術層面上,速度和準確是一個兩難情况,「以最近疫情為例,如果聽到一單好爆炸性的料,但你沒有什麼時間查證?如果你負了社會責任,查證資訊確保不是錯或假新聞,卻變成慢了不是獨家新聞」。

第二個是道德,公眾知情權和個人私隱的考慮,報道那個人病了或做壞事,你某程度上是侵犯了他私隱,但你應該報道幾多,或者如何處理呢?新聞道德操守上,和公眾知情權之間是有掙扎的。最難是意識形態層面,例如報道一件具爭議的事件時,應否放進自己的立場幫助讀者做判斷,還是要平衡報道,卻可能成為不痛不癢的報道。

現實中沒有兩難

蘇鑰機補充,將新聞自由和社會責任當作可能出現兩難局面,作為通識考試讓學生思考回答雖然有訓練功能和需要,但兩者在現實中可並存不逆。

在西方新聞理論中,最早期出現的是自由主義理論和崇尚市場機制,認為市場可糾正錯誤,優勝劣敗,人民從自由競爭中可獲得良好資訊。但因煽情新聞和小報的流行,美國新聞學術界在二次大戰後提出社會責任論,指出新聞界要有專業道德操守,否則所享的採訪權會被質疑。這個看法大概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說早年的自由主義和後期經改良的社會責任論已經某程度結合和補充了。兩者其實一般情况下沒有兩難的問題。

通識科 沒有改變年輕人

反修例運動從去年下半年至今仍未見盡頭,前特首董建華等建制派人士去年曾將運動歸咎於通識科令青年「被洗腦」,但是否事實?趙永佳卻反指,通識科其實經常講兩難,一定要理解和自己持相反立場的觀點,而且提供證據反駁。「如果用這一種思考方法,反而想法會變溫和,我會同時思考對家的想法,當然我考慮對家想法都是想反駁佢。我覺得香港現在是需要這種思考的。」他相信是社會變了,青年人也變了,令到通識科出現這麼多爭議,「但不是通識科令到青年人變」。

正反立場意見兼備

楊子俊亦說,教書時他希望同學兩邊正反立場意見都認識,回答一些高分數題目或者要求高的題目,他希望學生有自己的判斷,指出哪一邊相對上更為合理,不要騎牆。「這個亦是咁多年DSE paper都會出現的精神。我們要求同學假設他選擇了一個立場之後,要懂得反思。要滿分的話,要講埋另一邊的人點睇,再反駁,顯示他明白兩邊點睇,只是他自己這一面比較合理,但今次這條試題沒有讓學生說明自己立場,相信對學生來說或許更難。」

考生以外,或者其他人不知道,多年來,通識教育科試卷的首頁都寫上這句:「本科着重考核考生能否清晰、簡潔及合乎邏輯地闡述和支持其觀點,而非背誦資料的能力。」

文 // 彭麗芳

圖 // 資料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相關字詞﹕每日明報-星期日Work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