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新病毒面前，人類張惶、束手無策，但別無他選地必須繼續戰鬥。新型冠狀病毒席捲全球二百多個國家，無藥物、無疫苗、無先例，只能靠專家日以繼夜尋求突破。二○一三年底伊波拉病毒輾轉傳入西非，同是不治之症，源頭亦是來自野生動物，並在世衛等機構掉以輕心、人民衛生意識薄弱與醫療體系破陋下，旋即變成史上最嚴重致命疫症之一。但全球最貧窮的西非還是戰勝了伊波拉。當中有來自香港的蔡文力博士身影。只要比較一下兩隻病毒的死亡率，就會替一天十多小時頂着疫區塞拉利昂41℃高溫窩在實驗室、不停檢驗致命病毒的蔡文力冒出一桶虛汗。出版社請蔡文力出書記載五年抗疫之路，鼓勵疫境下的香港人，電話中他縷述十多年來的病毒免疫學家生涯，忙亂中無暇整理儀容的他拒絕記者視像通話的要求，但仍可聽見他一度強忍淚水說沒想到竟超出了自己。
從香港獅子山到非洲獅子山
也許是命定，蔡文力一九七六年出生，那年亦是非洲首次發現伊波拉病毒的年份。四十四年間，伊波拉反覆肆虐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超過二十次。二○一三年末傳入西非，疫情迅速從幾內亞擴散至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造成逾兩萬八千人感染，一萬一千人死亡，包括逾五百個醫護人員犧牲。自小在黃大仙長大、望着香港獅子山生活的蔡文力，響應呼召到世界彼端的另一個獅子山（塞拉利昂又名獅子山共和國）抗疫，改變一生。
「我是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蔡文力新書《非洲抗疫之路——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開首的第一句這樣說。小時候住爺爺在新界農田上搭建的破落木屋，後來在外婆於黃大仙開的公屋小士多長大，入讀地區中學，他說沒有考過第一，反倒是太晚發育，排隊總是排第一。八九民運那年他才十三歲，兩年後父母送他出國讀書。為了不浪費父母的金錢，努力考上英國牛津大學讀病毒免疫學博士，有份確定SARS病源的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是他的同門師兄。談到這十多年病毒免疫學家生涯，他感觸哽咽：「我諗我超乎了自己想像中可做到的事。小時候在百佳做過，疊蘋果疊到雙手都是蠟；又在外賣餐廳煮過中菜。無端端坐上直升機入到牛津喎，讀埋博士喎，原來有些事情真是要試過才知是可以的。」
當西非爆發伊波拉，蔡文力正在英國邱吉爾醫院傳染病科做義工，協助照顧愛滋病、瘧疾和肺癆病人。他記得那天是二○一四年的生日，醫院接收了第一個伊波拉懷疑個案，病人是曾到西非控制伊波拉疫情的義工，並從她口中得知西非疫情嚴峻，急需志願者幫忙。
於是，蔡文力毛遂自薦，隻身遠赴塞拉利昂。
堵截源頭 也是守護香港
與新冠肺炎病毒相比，伊波拉病毒更致命，前者全球死亡率約5%，後者達70%，二○一三至二○一六年西非的伊波拉疫情是史上最嚴重的。塞拉利昂旱季氣溫可達41℃，醫護人員在簡陋的醫療中心露天工作，蔡文力每天須穿密封保護衣、戴三層手套，將手伸進隔離箱檢驗病毒，一天或需工作十五小時。伊波拉病毒病徵包括發燒、極度虛弱、咽喉痛等，部分人會出現吐血、屙血、思想錯亂等情况。由於初期病徵甚似一般熱帶傳染病，必須蒐集病人血液進行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PCR）分子病毒測試以確診。蔡文力猶記得有次，手上有三十支「極之陽性」反應的伊波拉病毒樣本，他必須時刻提醒自己小心和徹底清潔所有儀器和地方，「假如我做得不好，其他人和自己真的會受感染」。
「雖然伊波拉某程度上是毒一點，但較肺炎容易控制，不會到處都是隱形傳播者。」伊波拉潛伏期一般為二至二十一日，較新冠肺炎十四天長，但蔡文力說伊波拉患者發病前和未出現徵狀前不具傳染性，病毒亦不會經飛沫傳播。因此，他從沒擔心過會受感染，強調做足防護措施就無問題。
然而，這段時間裏，他經歷無數個夜晚累癱在蚊帳外沒脫鞋，已經昏睡；亦在無數個熱到失眠的夜裏，思考到底一切是否值得；遠在西非，其實也在守護香港：「要好清楚知道自己為何去到這麼遠做這件事，記着初衷和目標是為了源頭控制病毒，否則會變了（新冠）肺炎，走了去香港、美國、英國、全世界。」
無有效藥物 抗疫兩年半
伊波拉病毒跟SARS病毒一樣，自然宿主包括蝙蝠。西非伊波拉疫情的首宗案例，相信是二○一三年十二月一名幾內亞兩歲男童懷疑進食被果蝠咬噬過的芒果後染病，該果蝠身上帶有伊波拉病毒。男童親人相繼染病離世，由於西非傳統葬禮有清洗、觸摸和親吻遺體的習俗，伊波拉病毒又可經身體接觸傳播，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早在二○一四年六月，無國界醫生已說西非伊波拉疫情不受控，呼籲各國派出醫療隊伍作人道救援，但直至有美國醫生、傳道人和護士回國後發現染病，才引起國際關注，同年八月八日，世衛才定義西非伊波拉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其實和今次新冠肺炎的時序差不多，都是十二月爆發，現在才六月，你可否想像要等到下年八月才宣布緊急狀態？當時好多人都覺得是太遲了。」不過，他仍肯定世衛當時的抗疫統籌工作，疫情在西非爆發的兩年半間，每個疫區都有世衛流行病學家駐守，追蹤確診個案，蒐集大量資料，每周更新和匯報各地疫情。更重要是，世衛統籌後來西非伊波拉疫苗測試工作，特別是期間又遇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仍無中斷，「其實是很難得的」。
蔡文力在二○一五年六月飛抵塞拉利昂時，其實已過了西非伊波拉疫情高峰期，疫情最後在二○一六年一月結束，整場抗疫之戰歷時兩年半。當時無有效藥物可供治療，只能採用標準傳染病控制方法防止疫情擴散，即將患者隔離、追蹤親密接觸者、中斷病毒源頭。少數患者可靠自身免疫力打敗病毒，但亦有部分患者在對抗伊波拉病毒時，免疫系統出現過度活躍情况，「將自己打敗」。蔡深信唯有臨牀實驗研發藥物和疫苗，才能夠根絕伊波拉病毒。
疫苗令病毒絕迹？
二○一五年世衛牽頭做臨牀試驗，顯示一種名為rVSV-ZEBOV的疫苗，能有效預防伊波拉病毒感染，不過暫時只准十八歲以上成年人接種，孕婦不能接種，但孕婦和嬰兒染上伊波拉後死亡率甚高。
二○一四年牛津大學研究第二種伊波拉疫苗，在引致人類傷風感冒的腺病毒（Adenovirus）中加入伊波拉病毒蛋白，製造出病毒合成的疫苗（Vectored Vaccine），發現成功預防伊波拉病毒。現為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助理教授的蔡文力於後期參與該疫苗研究工作，去年帶領團隊，負責將疫苗帶到西非做臨牀測試。一般須經過三階段臨牀測試，才能獲批使用。他們先為塞拉里昂和幾內亞各村酋長、成年人進行接種，證實安全後，再向年輕人和小朋友接種，現正於剛果民主共和國做嬰兒測試，完成最後階段測試和各國衛生部門批准後，這款疫苗有望惠及有需要的人。
今年五月二十九日，歐洲藥品管理局諮詢小組公布，建議歐盟批准強生藥廠為歐盟國家的一歲以上人士接種這款疫苗，疫苗名為Mvabea和Zabdeno，屬於兩劑式疫苗。接種第一針Mvabea，約八周後，接種第二針Zabdeno。
那麼伊波拉病毒有望在全球絕迹？蔡文力點頭說，現時希望每次出現伊波拉病例，都可有效控制疫情，令不太多人受感染，即使受感染亦不會致死。「每當出現病例，馬上替患者身邊人打針，這種叫做環形疫苗接種（ring vaccination），圍繞住每一個個案去打，像當年天花一樣控制。」
疫區貧窮 研發之難
「人體的免疫系統相當神奇，當有病毒出現，免疫系統就像會影張相先，再訓練白血球去對抗。」研發新疫苗，要先找出病毒中哪一種蛋白質足夠刺激人類免疫系統，以便對抗這種病毒，「例如伊波拉病毒有七隻蛋白質……例如今次將蛋白質放在腺病毒之中，每一種病毒的疫苗存在着很多可能的組合。例如新冠肺炎全球起碼發明了一百三十六種疫苗，現正測試哪一隻有效」。
以往研發疫苗動輒十年八載，往往未等到疫苗出世，疫情便結束。但在爆發西非伊波拉疫情後，世衛公布了優先病原體清單，引導新疫苗和藥物研究；而且不同公私營機構亦開發了疫苗平台，加速疫苗研發。
回首最初，他慨嘆疫情爆發初期，沒有足夠防護衣物，導致五百多名醫護人員受感染而喪命。「西非醫院本身已經人手不足、資源不足、金錢不足，醫院可以沒有針筒、無血、連最基本的藥物都沒有。就算直到現在，有些醫院仍是什麼都沒有。」人們都知非洲國家貧窮，但今次爆發疫情的三個西非國家處境真的相當惡劣，幾內亞和塞拉利昂人民被奴隸制度剝削數百年，上世紀九十年代還經歷了極殘酷的十年內戰。根據世銀估算，塞拉利昂這個七百萬人口的國家，直至去年仍然有46.5%人口，一天賺不夠「絕對貧窮線」的1.9美元。
為內戰截肢者 3D打印義肢
二○一五至二○一七年間他來回塞拉利昂八次，除了幫忙抗疫，亦同時在當地創辦慈善機構e-NABLE Sierra Leone，為於內戰痛失手腳的截肢者提供3D打印義肢，亦傳授製作方法。原來在一九九○年代內戰期間，反政府的叛軍革命聯合陣線，為反對總統大選的宣傳口號「未來在你手中」，而大量斬下平民的手。他在旅途上認識了沒有雙手、在塞拉利昂馬卡尼市組成足球隊的班比（Bambay），看過他撐着拐杖單腳控球後，他感到人在死亡面前雖然無能為力，卻又充滿力量。
■後記
死亡與內疚
蔡文力說逗留當地期間沒流過眼淚，反而有天回到牛津，在河畔拿着啤酒時突然崩潰缺堤。「在西非時，有時山泥傾瀉活埋了幾百人，屍體被挖掘出來，有人會拍照傳給我。有人被槍斃，心口有個洞，又有人拍照傳給我。在那裏，死亡是生活的其中一部分。」他想起塞國足球隊中踢得最好的足球員，因為小時候發生內戰沒法打預防針，最終死於原本可以預防的疾病。直至現在，蔡文力回到大都市，他還是會感到內疚，想到世上仍有一班人活在苦難之中。
每年他會抽一半時間到非洲工作，這些年來，瘦了兩個碼，不敢回港見媽媽。他說，父母想他做醫生，亦想他回來香港貢獻社會，但奈何他見到抽血就會頭暈，「但我覺得我找到的工作，是屬於我自己的。我想，我和他們想像的兒子不同」。
他的笑聲透露着憨呆，以帶外國口音的廣東話說，自己早在二○○三年香港爆發SARS時，自告奮勇盼參與抗疫，卻因仍未完成博士課程而被勸退。其時他已在牛津大學以榮譽生物化學碩士畢業，又剛發明了追蹤白血球的專利分子科技Hybrid MHC Tetramers，可用作觀察注射在白老鼠後的抗愛滋病疫苗效果。因此，他說自己是「兜了個大彎」，才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他坦承從前總是將自己放在第一位，想去最有名的地方做最重要的研究，所以選擇研究愛滋病。直至去過西非，他才知道自己的價值，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對世界而言是重要的，學會欣賞自己。
二○一八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再度爆發伊波拉疫情，至今仍未結束，逾三千四百人受感染，死亡率達67%。他本在剛果抗疫，但因新冠肺炎大流行，非洲國家相繼宣布封關，由於封關後沒有機制可以繼續支援在地研究工作，故被學校急召回英國。他想過回港幫忙對抗新冠肺炎，但又知道香港有很多比他優秀的專家把關，「香港人效率好高，話做就做，而且警覺性好高，否則你怎可能如此鄰近大陸，又無完全封關的情况下，只得四個人死於肺炎，這真是奇蹟」。他說新冠疫苗的研發速度是史無前例地高速，「如果人人都將專業和資源用來專注地做一件事，是可以好快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