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本在1970年代初誕生的雜誌，命名為《70 年代雙週刊》（The 70's Biweekly）（下稱《70年代》）。說是雙周刊，由1970年1月至1973年7月，42個月時光總共才出版29期，但過了半世紀，這本脫期是常事的雜誌仍烙在知道它的人心中，文化評論人何阿嵐說：「看得愈多，會發覺一本雜誌不只是一本雜誌，愈挖愈深，返唔到轉頭。」在他與Mike Kwan、阿朗這一代青年眼中，關於香港的過去，這塊瘋狂的拼圖輪廓仍未清晰，而他們為了當下想要補上。自去年6月爆發新一場社會運動，3人從《70年代》的自由奔放裏感到更強的時代呼應，決定發起眾籌展開採訪計劃。
開放空間 來報社書店聊
何阿嵐把雜誌的原大小複印本放在桌上，比摺起一半的報紙還長些。第24期封面是好大的一個毛主席，被稱為中國革命中的「黑手」，翻開最底編者話，行文語氣坦誠：「《70年代》這份刊物，不單是幾個人合作的產物，從撰稿、訪問、翻譯、攝影、校對、排版以至發行，每次我們都動用了不少的人力，而且全部都是義務的，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要是刊登工作人員名單，總有一百數十位，所以我們以後不再刊登編會的名單了，要是讀者們希望認識我們，或者加入我們的工作行列的，請有空的時候到我們的報社或書店聊聊便是。」
雜誌由莫昭如、吳仲賢等人創辦，當年二人不過23、24歲。曾讀政治的影評人Mike Kwan說：「當時報社是一個開放空間，五湖四海覺得雜誌有趣的人都可上門傾吓偈。」所謂「70人」（讀作七零人），都是一張許多人進進出出的流動名單，雜誌經營風格相當隨心所欲，有時只列編輯數人，曾參與編版的作家如淮遠未必見名；某期又會突然生出廣告部，可能負責的是把雜誌親手派到報攤。何阿嵐說採訪計劃從去年3月已開始，訪問過七、八名成員，「成員分作兩種不同層面，第一是編委會的一班人，另一班主要是參與社運為主，如接受我們訪問的楊寶熙是1976年學聯會長，則很少在雜誌寫文章」。而楊加入時是中七學生。
《70年代》不僅是刊物，還是一個行動組織。「其中一期講越戰美萊村大屠殺，全期主題是反戰，他們的宗旨是反帝反殖反資，立場反美反英，同時又反中共，N邊都不討好。」翻看1970年11月16日的第15期封面，右上角有個小小標誌，向上伸的拳頭寫着「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內版更刊登一份聯署表格。1971年2月20日，《70年代》曾發起保釣示威，最經典一期封面要算1971年7月第21期，刊登7‧7保釣示威中威利警司棍毆青年的一張照片，旁邊是「抗議」兩個大字，及「香港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的聲明，要求警方道歉，「重申我們有和平示威的權利！」
「70人」：手足是行動派多於寫稿
莫昭如也開始集合一些70年代的同路人，談談如何書寫他們這個年代的人與事。這天與他坐下來的，有楊寶熙、草創成員胡子，與比較後期才一起「混」的雄仔叔叔。常常有人總結，「70」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與托派的組織，他這樣認為：「你可說是有這兩個重要的傾向，但其實當時一班後生仔是對當年社會不滿意，面對歸屬感的問題，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什麼人？再看世界有人在搞革命，又打越戰，這些事在你身邊發生，就去學習、認識。很多當初一起做事的人也有是毛派的，有些後來是民主黨，有些是認同中國……各種各樣的人，都是一同做事、成長、尋找。」
胡子說：「70的手足是行動派多於寫稿，一說有示威行動開會就坐滿了人。」雄仔叔叔亦記得每次示威，反加水費、反公屋加租，幾十人出去，自然就有更多人加入，楊寶熙說聚來有數百人。當時70被視為激進組織，莫昭如記得有人在街上放了個寫上「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炸彈炸傷人，結果令他們被懷疑，警察上門搜查，胡子記得同樣的事情，不過是反加水費，最後要出聲明澄清但不割席。總之被政權視為搞事分子則是不爭事實。不過他們說比起67暴動，警察對他們可客氣很多。雄仔叔叔說：「如果班後生覺得我們這班老鬼有些inspiration，可能是看到我們跟他們都有對極權的反抗。但我們那時哪有羅冠聰他們慘？」
包容很大 涉獵範疇廣
年輕人對《70年代》深感興趣的其中一個地方，是它的「國際線」。其實3人最年長都不過生於1988年，未曾經歷火紅年代，然而何阿嵐以傳媒經驗來翻50年前的雜誌，「會覺得這份雜誌咁樣做都得嘅？這個平台的包容很大，一期講孟加拉水災，另一期講文革，再下一本變了講哲古華拉，即使現在來做都不易處理」。他笑言，雖然有些內容是照搬西方雜誌的圖文，至少也看到編委揀選內容的眼光，Mike舉例：「他們介紹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托洛斯基主義等，雖說是『抄』，翻譯之中也有自己的想法或理解。在那個時代背景，做這樣的理論介紹都是一件前衛的事。」在今日都未有多少人了解孟加拉的香港，昔日卻有《70》一期特刊，談當地的人道危機，「有讀者來信說看了這期特刊走上報社找他們傾、一齊做義工宣傳，又如楊寶熙在學校搞眾籌捐錢」。
在第28期，《70年代》為美國青年革命組織「氣象人」（Weathermen）做專題，更專訪參與過氣象派運動的人，探討激烈的社運行動，在前言道：「氣象人對美國社會的分析，對革命策略的部署，對戰術的運用，自然有十分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們對運動的全盤投入，他們勇於嘗試新的生活方式，他們能獨立建立一套新的革命綱領，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另類文藝平台 設前衛書店
這本鑽研理論與政治的雜誌，卻同時有不少文藝內容，既有詩與散文，登過也斯譯聶魯達的詩，亦引介電影、攝影作品，吸收不少外國雜誌養分，有時取來圖文便登， Mike 說：「雖然他們揀題目是『拿來主義』，但對拿出來的東西卻幾認真，如電影論述頗one of a kind。」報社還辦了「前衛書店」，每期賣個小廣告讓讀者來支持，涼冷氣也好，能透過他們訂外國刊物如《世界報》（Le Monde）等，也能買保釣戰歌唱片。「一個詩人曾在訪問談及自己非70成員，但會不停寄詩過去，因為只有《70年代》可以刊登他的詩，那些詩比較激進，好多時有粗口、直接罵當權者，其他平台如《中國學生周報》這些比較溫良恭儉讓的平台就不會出這類詩。」可是今天關於《中國學生周報》研究繁多，《70年代》的一切，仍只見散落各處的吉光片羽，3人希望把碎片好好整合。
「他們在堅持什麼、相信什麼？」何阿嵐說「70人」之中，「我們訪問時最有趣是發現，接觸到這本雜誌所以參與社運的人有各種身分，大學生、基層出身、剛逃難到香港的人，更有中學生；而2014年運動大家還是跟着大台走，2019年便見到師奶、學生、阿叔、中學生，各種人都有參與運動，也有一些相似」。其中一名受訪青年教他難忘，當年是一日打三份工的基層，仍參與保釣，「他接觸『70』的原因是因為收到一張關於釣魚台的單張，覺得點解會發生呢啲事？」有趣是後來青年變成空手道教練，還得過獎。「但他的底蘊沒變，覺得那件事不正確，所以去參與。他們部分人對政治的理解不是那麼清楚，或有一套強烈的價值觀，但往往因為正義感、對錯而去做」，到今天，人們走出來，「也未必很能夠清楚分析局勢，但因為覺得有種責任，所以開始去做一件事。這段經歷或多或少影響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令他們走向不同的方向」。
「我們不知將來發生什麼事，或將來我們要跟政權打多久。我想在他們身上可能會找到一些什麼，可能是信念、可能是價值觀。」3人想把《70年代》的故事拍成紀錄片，曾為攝影記者的阿朗過去一年出入運動現場工作，「見到現下年輕人的情感、情緒，覺得與當時那班人所做的有某一種可以對照的性質。」對年輕人的比較，楊寶熙直言沒感覺很相似，她說：「要說似，我會說當年的人來自四面八方，各自有思想衝擊，互相成長，然後因應各自經歷、特點，各自走上不同的路。今天的人也是這樣，雖然我們未看到後半部，但像黃之鋒反國教到今天坐過監、羅冠聰與周永康的路又很不同，似的是那種聚合、衝擊、成長，然後散。」雄仔叔叔補充：「不是散band那種散，是走進社會不同角落。」
■《70年代雙週》採訪計劃眾籌網頁：bit.ly/2CMTV7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