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同在香港，有一群人已絕食逾一個月，為了掙脫不合理的囚牢，fight for freedom。但報章上關於他們的報道少之又少，全城高度抗疫的這星期，他們的生命無奈被排除在許多人的視線之外。
甘浩望神父（甘仔）與他們同行。甘仔在完成50小時絕食的兩日後，如常回到葵芳工廈「居留權大學」的暫址。班上竄出一個上廁所的學生，返回課室時，帶門外找不着門牌的記者進去。窄長的單位盡頭有白板與一些枱櫈，還有幾乎滿座的學生。甘仔蓋上他的日記本，抬頭眨眨眼，精神得很，拿來一盒賀年禮盒裝的巧克力和果汁招待。他說自己絕食過後的第一餐吃了粥，已差不多恢復過來。
甘仔多年來參與過許多場絕食，走到弱勢之中，與人同行。他懷抱「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來到香港，北上中國，一直到今天，他心中仍然有一個理想的共產世界，折射着天國的模樣。
絕食爭取廢除羈留「黑獄」
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IC）羈留人士自6月底發起絕食行動，甘浩望神父在本月初加入聲援，絕食帶備隨身物品不多，行裝裏有他的精神食糧——教宗寫的書，以及他自己的日記。那幾天，因為斷斷續續有人探望支援，他感覺時間過得很快，肚子已不像他記憶中1986年第一次絕食時那樣不適應，甚至神智比平常更清醒和集中——說因為絕食時身體只有一個清晰目標——「Freedom now——」絕食的每一天，他都與其他聲援者舉起黑布白字橫額，向牆內高呼這句口號。當電台節目《Hour of Love》的主持Brother Bruce在大氣電波朗讀聲援者的公開聲明，甘仔一邊聽着廣播，一邊聽到了羈留人士在大樓內因為聽到收音機而發出的呼號。
前身是域多利監獄羈留中心的CIC於2005年正式啟用，首5年由懲教署管理，2010年起由入境事務處接手，裏面羈留的人，一些正在等候獲批「行街紙」、以香港為中轉站申請難民庇護資格，一些簽證到期正等候遣返，但羈留的時間並沒明確標準。
環境「衰過監獄」 難民釋放無期
「他們都唔太識搞羈留所，個情况愈來愈差。」甘仔皺眉，形容裏面「衰過監獄好多」，「他們要用一支牙刷洗廁所，畀佢哋咁細嘅番梘，一個成年人點清潔？醫生是男人，女人入來都要對佢除衫檢查。啲madam阿sir對他們態度好差，要水飲，他們自己做規矩，規矩還規矩，不要太難為人啦」。
絕食行動的目標，是爭取廢除這羈留「黑獄」，「無意思嘅，無咩國家有呢個CIC，一個仲衰過普通監獄嘅監獄。咁樣係為乜嘢嘅？如果你想好似嗰時爭取居留權啲人，拉佢咪即刻遞走，咁你要負責任，使乜嘢要佢坐好衰嘅監獄？」CIC內的羈留人士，一部分是犯事服刑完畢的釋囚。甘仔認識其中一名來自印度的難民，他在香港艱難生活，一次在2016年犯事，服滿兩年刑期後被轉送至CIC繼續羈留。在香港已結了婚的他也不願返回印度，甘仔說，入境處一直以「對社會有威脅」不將他釋放，至今他在裏面已待了另一個兩年。這名難民就是發起這次絕食行動的人之一。
「咁嘅思想（都得）？一個人會變嘛，已經坐完監，使乜你鎖住佢？如果佢再犯罪，咪再坐監。我哋都唔明點解入境處有咁大權力，仲多過法官。」入境處羈留權力有多大？翻查《入境條例》，第37ZK條明文列明：「在不局限本條例賦予的任何其他權力的原則下，可根據入境事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副處長或入境事務處任何助理處長的權限羈留聲請人，以等候其酷刑聲請的最終裁定。」意即，入境處有權無限期羈留酷刑聲請者。
寫歌唱出難民家庭慘况
甘仔說，被囚禁在CIC的人，最叫他們痛苦的，是他們的家庭狀况。
「Alicia is the daughter , the daughter of Shifa!
And we received the gift, and we received it with both hands,
And we received the gift with a lot of thanks
The gift that you cannot compare with the other gifts, you can't compare it!」
這首歌寫在2015年，由甘仔作曲，填詞人是一名難民。歌中主角Alicia是個小女孩，媽媽是來自烏干達的難民Shifa。在Shifa犯事後服刑期間，女兒Alicia暫時被送到保良局。5年前，甘仔接受我們訪問時也曾唱出此歌，當時社會福利署以Shifa曾犯事、無能力照顧女兒為由，正安排將Alicia交予其他家庭撫養，歌詞一句一句唱着女兒對媽媽何等珍貴。當Shifa已離開了監獄和及後被移送到CIC，重見天日時，5年後的今天，女兒卻已被判給一個印度家庭。這幾年間，甘仔一直嘗試叫停領養程序，即使Alicia的婆婆和姨母想爭取她的撫養權、烏干達的外長與社署交涉，仍不得要領。如今，Shifa已返回烏干達，被迫骨肉分離，「她們好想知道細路女點。點解唔可以寄養到18歲，然後讓她決定？」甘仔去信特首，詳細記述事件多年來的發展，仍在等候回覆。
「政府部門都唔睇人，無論CIC、入境處、社會福利署！」甘仔痛斥時，身旁電話突然響起。「Hello? Where are you?」裏面是一把女聲：「I lost my way!」甘仔便以聲音導航，教已遠離地鐵站的她重返站口，從接駁天橋來到我們的所在。
單親媽媽為養家以身犯險
「我同你講佢嘅故事，a long story。」掛上電話的甘仔說，電話裏的她是一名正在尋求法律支援的婦人，也是被囚在CIC的過來人。她曾經是一名外傭，意外懷孕後，男方不肯負責，後來她被老闆解僱，希望申請成為難民，「沒有丈夫，如果回到印尼，她的回教家庭一定好有問題」。身分所限，她不能合法工作，生下女兒Precious後，政府每個月給她的1200元生活費、1500元租金津貼不夠用，為了掙錢養家，她以身犯險，卻在工作時被入境處拘捕。甘仔一次到監獄探訪時認識了她，女兒Precious也一直與媽媽在獄中生活，直到3歲必須離開，暫交由朋友託管。甘仔在那一年為Precious寫了一首歌，歌詞這樣唱：
「Your mother was caught working in a kitchen,
Her crime just was taking care of her daughter,
Taking care of you!
She was put behind grey bars for eighteen months;
You followed her cos you like to be always together with mami」
出獄的媽媽後來再度懷孕，生下了另一個女兒，她有與姐姐一樣珍貴的名字——Pearl。甘仔說，曾有團體建議她交予別人收養，「她說，當然我自己養，我個女嘛！」
「I'm at 9th floor!」電話再次響起時，電話裏的人說。這個媽媽牽着Pearl走進來，居留權大學的法文班剛巧下課，一個大哥哥拉着小小的Pearl，問她姐姐在哪裏。甘仔暫離訪問，從背包拿出一疊文件交給媽媽。與當年的Precious一樣年紀的Pearl，穿著印上小公主圖案的T-shirt在我們身邊徘徊，好奇地敲敲桌面，又摸摸周圍的櫃門。
甘仔回來，向我們說明她們現在的狀况，「突然兩星期前，入境處叫她星期日去報到，提醒不用帶兩個女來。星期日，不用帶女兒，想做什麼？肯定想鎖她進去，一個3歲一個8歲，你還鎖住她，邊個睇住兩個女呢？」甘仔上星期致電CIC，對方說會跟個案負責人員商量，「但他沒有打番給我，卻打了給她，問她點解要告訴神父，叫她不要再跟這些團體聯絡」。「有無搞錯？我哋喺呢度做咩嘢嘅？我是神父啦，你哋都知道晒啦，咁你哋做緊咩嘢，剝削人哋呢？」甘仔懷疑入境處因主意敗露，後來才改變計劃，批准她帶同兩個女兒一起去提交照片續領「行街紙」，並規定此後每星期都要報到一次。他正為她申請法律援助，明日到高等法院申請，希望透過法律程序爭取留港。
不能要行動立即見效
人稱甘仔的甘浩望神父，香港人大抵都知道他是誰，1974年從意大利來港後，一直為基層市民抗爭，多次參與絕食讓他登上報紙頭版。還有兩個月就到72歲的他，說這次過程順利，不知幸或不幸，因為他的身體已經習慣了。他淡然笑說，絕食完成也不是已經成功，幾名立法會議員已相約入境處開會跟進，不過暫無消息。
以絕食作為抗爭方式，甘仔說想與受壓迫的人分擔少少他們行動的痛苦，學習甘地的精神。過往的絕食行動，他記憶中，只有一次立刻取得成果，那是1986年。當年艇戶上許多婦女都來自中國，有出海證而無身分證，因此可以住艇，不能上岸，帶小朋友上學遇上困難，於是甘仔為她們爭取。「但政府拉了我們14個，遞番大陸，我們2月提出如果不讓她們回來，就開始絕食。」絕食3日半後，港英政府連忙派葉劉淑儀為代表談判，答應讓14個媽媽獲釋並返港，而政府及後也給予逾千名水上新娘在港居留權利。
成立「居留權大學」互相學習
「做一個行動要即刻有效果，不可以咁的，資本主義就是投資要即刻有益，但有些事你不可以立刻有效果，比如居留權，繼續爭取啦，10年了，10年之後真的成功，真的批了一半！」那是他1999年參與過的另一場絕食，政府終在2011年放寬限制，父母領取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時，內地子女在14歲以下亦即能獲得居港權。
在居留權運動期間，甘仔為了照顧這批無法上學或工作的青年人，成立了「居留權大學」，教他們英語。2012年開始，愈來愈多難民登門求助，「大學」也慢慢變成了難民的聚腳地。甘仔讓這所「大學」的學生來當彼此老師，星期一至日，互相教授多達12種語言，也學電腦，學手工藝。
絕食的出發點是想與人「一起走一段路」，這也是甘仔少年時離鄉別井，來到香港的原因。年輕時的甘仔接觸到毛澤東革命思想，對勞動十分嚮往，但中國還未開放，他便隻身來到香港這個跳板待命。
初來香港，叫他震驚的是彌敦道的燈光，「1974年我們意大利和歐洲都限制電，石油問題，所以好小心開電，彌敦道就全部着晒燈，用咁多電做咩？」他沿彌敦道走，卻見一個又一個露宿者橫躺大街上，一對路過的夫婦就這樣跨過他們的身體，此番景象，呼喚起他心底對共產主義的共鳴，嘆道：「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有錢佬就愈來愈多錢，工人活得好差。」到埗後，甘仔放棄居住在鑽石山小教堂，搬到木屋區，馬上找一份工廠工作。他做過塑膠廠、假髮廠，親身體會到工廠環境惡劣，眼見多次發生火災，便一而再向老闆建議改善。他笑說，3次被人炒魷魚。
沒多久，為了與正在爭取上岸的艇戶共同進退，他搬到艇上，繼續到工廠上班，於是每天往返海陸，一住便10年。直至艇戶都上岸了，他就在油麻地差館附近露宿，以天為被，足足一年。訪問結束後，甘仔的下一站是深水埗，計劃把抗疫物資帶給街友。
最理想是走共產世界
自幼離家，現在每3年回去居住3個月的意大利對甘仔來說是怎樣的地方？「My home is China」，他斬釘截鐵。1990年代的甘仔如願向中國出發，20年間輾轉在台山、江門、西安、徐州和開封幾個城市定居教書，偶爾才回港。有幾年，他一度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入境，後獲解除，近月卻因疫情而滯留香港。
甘仔眼中，歐洲的民主是經過很長時間歷史的演進所累積的成果，而共產始終是他認為世界最理想的狀態，「成為一個大家庭，大家是兄弟姊妹，沒理由有些人多錢有些人少錢。以前有些民族高級點，人類經過幾千年歷史才爭取到，一定要有的平等」。他認為這其實與基督精神近似，「平等社會，新天新地，天主的天國講的就是這件事」。
去年6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甘仔卻碰巧返回了意大利。不在現場的他倒也明白，這些青年都是想要爭取改變的人。但他認為，不可能只單獨爭取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唔可以唔諗埋中國去改變」。
與「中間的人」連結推動變革
走樣成國家主義的共產主義，絕不是甘仔心中那回事。在內地生活多年的他，卻深知其實有「一千個中國」，即使共產黨內部也有不同派系，不能以偏概全，「中國有些地方不讓小朋友進去教堂，但有些就無問題。我在徐州聾啞學校的其他老師，百分之九十是黨員，他們都知道我是神父，大家都做朋友。所以北京的決定落去省，要看當地政府的人，當地的宗教局、教會地上地下團體、當地學校的人」。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與這些「中間的人」連結，慢慢推動社會變革。
「Freedom now——」在CIC大樓外高呼過後，橫額很快就被要求拆除。牆內的人心心念念的自由，甘仔說，不止他們，全香港都需要。甚至全中國、全世界，卻不是一時三刻的事，就如居港權，事隔多年，他說，現在還在為14歲以上的港人內地子女一直爭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