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去年七月底，一個尋常午飯時間，記者在銅鑼灣港鐵站月台上親睹一名OL突然受驚抱頭蹲下，原來是有個男生為趕上列車而在她面前跑過，這一反射動作，令人不禁猜想她曾經遭遇過什麼，畢竟連串研究調查發現原來有精神創傷的香港人，比例不少。
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早前發表調查結果，發現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雙重影響下，約36%受訪者同時出現中度至高度抑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PTSD）症狀，即每三人便有一人。究竟疫情之後，精神治療制度可以如何改變，社區又可以如何自救和互救？
反修例創傷：
林婆婆•元朗創傷後遺需輔導
六十五歲的林婆婆很愛美，耳垂戴着三隻精緻花耳環，衣領掛有紫色太陽眼鏡，用透明花紋化妝袋裝着防疫小物，大概是因為昔日經營美容院，習慣了對衣著細節一絲不苟。性格開朗的她說，這一年無法露齒大笑，因為去年7．21元朗事件中，她為躲避白衣人襲擊，在元朗站樓梯摔倒，膝蓋跪地，也撞到嘴巴，下排沒了兩隻牙。原先預約好整牙，又因疫情關係要延期。
雖然在訪問時，她不時輕鬆談論家常，但其實在7．21後連續兩星期，她無法進睡，也無胃口進食，只要靜下來就會落淚，其後確診患上PTSD，需要每天服用精神科藥物。現在憶起當日畫面，她仍然會哭：「我行樓梯落去，見到有好多人、好恐怖、好密集，他們兇神惡煞地拿長棍打人和跑上來，我想折返月台，又行得不夠快，我記得有幾個年輕人在我後面想扶一扶我，豈料就是為了幫我而被打，我覺得我連累了他們……」
現在情緒好點嗎？她說今年六月開始逐漸不再需要以輪椅代步，減輕了對腳傷的擔憂；現時會持續到公立醫院覆診取藥，亦會見私家心理輔導，正慢慢康復。但始終社會發生太多不開心事件，她說難以心安。
譚蕙芸•「病識感是救命草」
予人感覺幹練的自由身記者譚蕙芸說，在採訪反修例運動期間亦自覺受情緒困擾，尤其在理大衝突後，她發現有段時間無辦法和沒去過現場的人聊天，「覺得好忟憎，只能夠和經歷過的人傾偈，否則會覺得不被理解，又覺得無能力解釋」。加上她最近要照顧患病家人，令情緒跌入低谷，需要尋求心理輔導協助。
空談叫人有希望無用
但她亦自覺幸運，在反修例運動時精神健康儲備足夠。她回溯起十年前，曾因左耳突然失聰和耳鳴，致失眠數月，萌生自殺念頭，幸而當刻意識到要找朋友幫忙，「病識感真的是救命草，平時要有留意精神健康資料，打好底」。吃一年藥治療抑鬱症，再花上三四年時間靠做瑜伽、靜觀和寫作才真正脫離。「精神健康其實都是要先搞好機器，回到基本，睡好、食好，做運動都好緊要。」
人們總說要心懷希望，但香港的前景如何令年輕人看見希望？她說幸而自己在雨傘運動後港人消沉的數年裏，看過不同國家的抗爭歷史，知道台灣、韓國等地無不以數十年抗爭，才令她不至於被無力感壓倒。「空談叫人有希望是無用的，都無希望。為什麼現在創傷會更加傷？因為現在已經幾乎見不到明刀明槍的對峙，但社會不讓你表達感受，連掀開傷口找水清洗的機會都沒有，無人能肯定是刀傷、瘀傷還是無傷。創傷最大未必是受傷這件事，而是沒有面對這件事。現在怎會談希望？跳得太快了。」
但看歷史、做靜觀都需要靠平日累積，如今要如何急救？她呼籲「為自己做一些事情吧」，即使是再渺小的行為，下樓買份報紙也好，總好過坐在家中覺得做什麼都無用。「去（法庭）旁聽啦，我認識OL太太告假去旁聽。這些小故事，會令人發現還有人在堅持，不可以被想摧毁我們行動念頭的人得逞。」
研究：逾三成人同時抑鬱+PTSD
臨牀心理學家、「良心理政」召集人葉劍青表示，因為反修例運動而求助的病人主要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有抑鬱症狀，第二類是有PTSD症狀，PTSD常見的症狀包括長期處於戒備狀態，和出現入侵性記憶情况，即和創傷事件有關的記憶、噩夢不請自來地持續出現等。
精神科專科醫生黃宗顯說好多反修例運動病人，因為等官司過程漫長，聆訊日期一拖再拖，無了期等待令他們常常擔心自己會復發，亦不敢作長遠打算。「尤其有PTSD的人，通常是社運參與者，目睹的衝擊會大些，看電視都會有困擾，或者是家人有參與。雖然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但年輕人居多，因為熱愛這個地方。」
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在今年二至七月，用電話和問卷訪問11,493名香港市民，近半是25歲以下，73.7%受訪者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40.9%出現中至高度PTSD症狀；當中約36%同時出現兩種症狀。和港大醫學院在一月發表的「港人精神狀况觀察性研究」比較，當時有31.6%受訪者有PTSD症狀，是次研究則達40.9%，有明顯升幅，或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香港人情緒問題。
疫情創傷：
隔離 標籤 不信任充斥
原來因為疫情而衍生的精神問題相當普遍，近日意大利聖拉斐爾醫院研究發現，42%新冠肺炎康復者患焦慮症、31%患抑鬱症、28%患上創傷後壓力症。根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自1981年有紀錄以來，至2018年間，本地自殺率於2003年爆發SARS時是最高的。
SARS患者情緒恢復需數年
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曾在2003年感染SARS，其後成為「沙士互助會」創會會長。他知道當時好多SARS病人都出現情緒困擾，尤其是在疫情早期染病的淘大花園患者心理壓力特別大，因為當時染病是突如其來，毫無準備，因此很多病人一提起染病就會哭。「最初一兩年我們辦活動時都見到好多人有情緒問題，要去到第四年左右，明顯感覺到大家普遍情緒恢復得幾好。」
他自言由於當時擔任醫管局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是抗疫一分子，曾親身見證過醫療團隊治癒病情最差的SARS病人，因此對於自己染病沒有太大不安。不過，他記得初時需要檢查數次才真正確診，入院後數天病情惡化得很快，連簡單落牀都感到氣促，而且治療過程反覆，最後應該亦是靠着康復者血漿治好。雖然只是三星期就出院，但康復過程仍要面對種種不確定，始終SARS是新病症，當時沒有人知道病毒會否長時間影響肺功能，或是有不少病人因為接受過高劑量類固醇治療，而出現骨枯和其他副作用。
他說雖然都是傳染病，但今次疫情有一些不同，好多精神健康問題還包括公共衛生層面，例如感染人數較多，居住在疫廈要如何清潔家居，亦擔心確診後被隔離、被標籤，鄰居疏離、排擠、不信任。而且疫情時間長，要保持身體距離、要在家工作，是一種生活上和經濟上的破壞。而中大醫務中心亦發現疫情第三波出現的社區問題比之前多，「因為第一、二波好明顯是由外地輸入的個案，第三波好像在社區擴散，要做好多企業支援，有些公司打來說，員工的家人樓上確診要怎麼辦」。馮康說其實注重個人衛生、勤洗手就不用太過擔心。
拯救方法：
建立信任 察覺身邊人
面對四成人有PTSD症狀，疫情過後到底在精神治療制度上要如何拯救港人情緒健康？受訪者都表示，香港精神治療制度必須走向社區模式，馮康說人們總將公立醫院精神科輪候時間長，視為精神治療制度好大問題，其實是將問題向精神科專科傾斜，但絕大部分病人只需要見心理學專家即可紓緩病情，「大部分有情緒問題的人看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應該是集中去看金字塔頂端、有嚴重精神病的人，用藥物介入」。此外，屋邨私家醫生接受的全科醫學訓練其實都包括精神健康，可處方簡單藥物、醫治失眠等。而企業和學校亦需要關注員工和學生的精神情緒健康。
可先看心理專家 勿傾斜精神科
黃宗顯指出，澳洲模式是慢慢將住院服務轉移到社區照顧，但需要好多人手和專家資源支援，他在公立醫院任職十七年精神科醫生期間，院方亦曾嘗試發展家訪形式，但後來同事都說工作量愈來愈重，變成每次家訪亦流於形式。他希望醫管局思考公私營精神科服務合作，而私家醫生亦可以多走一步，主動和學校或社工接觸，例如反修例運動中不少病人都是由學校轉介過來，或是社工帶來，不少學生好怕接觸外人，而社工往往花在他們的時間最多，亦最先掌握到病人用藥狀况，「所以要建立一個信任，中間人角色都好重要，好多時都是一個被捕人認識另一個在看醫生的被捕人介紹，自己會比較相信同行人，多過純粹在醫生名單中隨便找一個，他們不會的」。
葉劍青則表示，公立醫院精神科輪候時間長，私家醫生收費貴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他們都在尋求轉型的方法，主要從社區層面出發，包括現在和地區組織討論開班傳授自己照顧自己心理的方法、將「心靈照顧站」遍地開花等，「簡單來說就是自救與互救，平時在網上看多一些照顧自己的資訊，不要將自己認知那套強行硬套在別人身上，還有餘力的就幫忙察覺身邊人的情况」。
最後葉劍青強調，任何治療的第一步都是聆聽，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聽身邊人說話。黃宗顯亦說：「人們現在都了解到精神健康和社會是密不可分，希望有機會可以重建和年輕人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