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8．31太子站事件到底有多少傷者？為何傷者數目由十變七？時任消防處高級助理救護總長（港島及九龍區域）羅信堂當時表示，已盡力翻查所有紀錄，但就無法確定傷者數目有差別的原因。事隔一年，他回憶當時，說自己每一句也是憑良知直話直說。
回顧去年反修例運動，衝突由最初集中在港島區，到後來蔓延至油尖旺、將軍澳、理工大學，全部都是羅信堂的轄區範圍，他要負責部署各區救護人手和應急計劃。那半年，他發出的應變計劃不下八十個。十一月十九日他更到理工大學現場指揮救援工作，將傷者分流送院。
雖曾親歷八仙嶺大火、SARS與南丫海難等更為惡劣的生死場面，但這場社會衝突還是令他揪心，因為這些傷者不是由意外造成，而是人為的、因為政見所爆發的衝突而造成，這使他不住地反問：「何必呢？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記者採寫今期「無定向學堂」（SW03）有關殘疾人士抗疫指南時訪問了羅信堂，他現為香港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總監。事前在Google搜尋資料時偶然發現，「羅信堂」的名字連結着整個頁面的8．31新聞，都是有關他先後於去年九月十日及十九日消防處記者會上，以發言人身分就8．31事件解畫。事隔一年，他直視記者雙眼說：「我抱住一個心態，我是講事實，這個最緊要，一定要對得住自己個良知。」
反修例運動「絕對是災難」
羅信堂現在擔任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總監，雖然換了跑道，不變是仍然繼續與災難打交道。他說災難的定義很簡單，只要一件事情發生，超出了現在能力和配套可以負荷，需要做特別安排或調動，就是災難。因此今次社會運動對於香港人來說，絕對是一個災難。若視六月九日民陣大遊行為反修例運動起點，他在七月至八月運動中段，擔當了救援指揮行動的重要角色。因為較早時的六月，主要為局部地區爆發，各區指揮官能夠各自分區處理，但自七月運動戰線蔓延至跨區進行，就需由他親自助陣，安排跨區資源調配、運作和支援。那段時間，每日先回救護指揮中心看新聞掌握事件情况，然後做風險評估，預測哪一區可能發生潛在衝突，並做好部署、制訂應急計劃。他記得高峰期曾連踩十七天，中間有四晚通宵，簽發的應變計劃至少八十個。
翻聽過千條錄音 尋找事實
8．31當晚其中一個爭議點，是太子站傷者數目由最初十人（六紅二黃二綠）（紅為嚴重，黃為不太嚴重，綠為輕微）變為七人（三紅二黃二綠），及後有不具名消防員在記者會上指處方事後多次修改當晚通訊紀錄。羅信堂說當晚他不在太子站現場，也不在救護指揮中心當值，而是以隨時候命形式，一直留意事態發展。但他自言作為「港龍（港島及九龍區域）阿頭」，對當晚行動有概念，事後處方亦翻聽全部過千條當晚行動的通訊錄音和詢問每一個在場的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有信心是道出了事實：「計數（傷者數目）那裏，記者有時出去採訪都是這樣，有時寫下（速記）資料，和（最後）寫給編輯的，可能和你原稿有不同，其實那次就類似這樣。有時救護員在現場速記的東西，和再交上去（控制中心）的資料可能有些出入，這些是事實來的。」
編造謊言或許更易
他說也許編造一個謊言，例如推說是控制中心人員失誤寫錯資料，可能更容易了事，但「事實就是事實，不知道的地方就是不知道，這樣反而可信。因為講真話是理直氣壯，是不會前言不對後語的」。三十年救護生涯見證着救護員由昔日只負責擔抬傷者進院，直到推行輔助醫療，救護員可以為傷者打針、開藥治療，繼而走向專業發展，除了是技術上的提升，更需要持守有救無類的專業精神。他語重心長地說：「Right time、right person、do the right thing，如果你攙雜了個人想法就不專業，別人就不信你，就不尊敬你的專業，說謊是會將這些年來前輩和大家的努力摧毁。」
救護天職是無差別救人，面對8．31當日警方被指無差別「打人」，以及有市民指摘警方曾一度阻礙救護員進太子站救援，他有何看法？今年五十六歲的羅信堂說，自己在去年十二月底開始退休前休假，今年六月正式離開政府，並在離職前簽署了保密協議，涉及8．31的行動細節他無可奉告，亦不便評論其他部門執法方式。他說只能分享從多年救護生涯中體會到，每個衝突都有其原因，而救護員工作的好處是全副精力集中救人，不論受傷原因與事件對錯，「因為救護人員到場的時候，事件其實已經發生了。我們到場時是不能夠知道整件事的前因後果，所以專業救護人員不應該對事件作出判斷」。
反修例運動中，他由開始時見證着公眾在示威時分紅海讓「白車」經過，到後來演變成因對救護車存在猜忌而致無法順利到場，「我們控制不到別人如何看我們，我們的職責是確保市民得到需要的救護服務。所以事前要想好部署，如果白車真的過不到要如何做呢？後期的應變計劃就要包括應對這個可能性」。九月後，他發展出一套跨區調配資源的方法，慢慢放手予其他同事作指揮工作，然後退到幕後支援，直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最後的工作天。
他重複說慶幸自己無入錯行，因為法例上救護員被賦予持平地救援所有人的權利。「在社會運動中，我一直都和各區同事和指揮官說，我們要『有救無類』。值得慶幸的是，起碼在我當時任內，我下面二千個救護同事，是無收過任何一些救護員選擇性救人的說法，這件事好緊要，因為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救護生涯三十載 退下火線繼續救人
眼前的羅信堂頭髮濃密烏黑，臉上少見歲月痕跡，他笑笑強調自己無植髮亦無染髮，大抵是因為自小喪父，早就習慣了刻苦生活。初中時，爸爸確診肝病，由入院到離世只一個多星期，家庭驟失經濟支柱。他邊打工邊讀書幫補家計，在一九八○年代考進香港大學念理科。當時香港還只有港大和中大兩所大學，「入大學那年媽媽亦退休，我說我的學費、食宿自己應付，讀大學的每年暑假我都打兩份暑期工，每日由早上七時至晚上九時，沒有放過一天假。還有錢給媽媽和讀書中的弟弟。這些刻苦日子，回頭看是磨練來的」。
畢業之後，喜歡教書的他到葵盛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當理科老師，但因年幼喪父令他有着一份救人的使命感，在一九九一年成功投考消防處救護主任。在任職見習救護主任兩年半期間，需要揹着俗稱「包頭」的救護行裝，即「紅帽（頭盔）、水鞋、太空褸」到全港所有救護站「頂更」，暫代放假主管職位。一九九三年在牛頭角救護站「頂更」時，遇上人生第一單大事故，中華航空班機在啟德機場着陸後衝出跑道並於海中墜毀，他即時擔起救護指揮官，先做現場評估，留意風向、飛機殘骸位置，選擇安全位置部署傷者分流站、救護車泊車位置等，「確保怎樣埋位可以安全工作是首要，因為救援人員的安全是top priority」。完成部署後展開救援工作，同時通知醫院可能有大量傷者送院。
救援八仙嶺山火 景象深印腦海
一九九四年正式成為救護主任，膊頭由一粒花變兩粒。一九九六年駐大埔救護站時發生八仙嶺大火，他跳上第三架救護車出動，「我和第二隊及第三隊救護人員，共七人一起上山。行到山中間，第一隊上山的救護員剛好下山，我當時有一個好大的感受是，咦他們揹着的傷者，這麼多老人家？原來不是，傷者被火燒，頭髮燒到灰白和燒爛衫，全部都是學生，到現在，景象仍然好深刻」。
「要讓同事安心工作」
二○○一年時他到澳洲查爾斯史都華大學修讀緊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碩士課程，二○○三年SARS爆發時，他在救護總部做策劃和物資採購工作，因此有份負責採購SARS時的醫護物資。「好早期時已經知道出現不明肺炎個案，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於是，他馬上做風險評估，得知主要是經過飛沫傳播，病徵包括發燒，便即時採購N95防護口罩和耳朵探熱器，當年救護車上只配備口探探熱器，「做風險評估永遠都是作最壞打算，作最好準備。最壞打算是什麼？大爆發囉，好多人感染囉，我們的同事好驚囉。評估之後要想出緩解措施，要有足夠的裝備給同事，而且有足夠行動指引和應變計劃，令他們可以安心工作，不是只叫同事出去執生」。他認為SARS時，整個救護部門應對計劃做得不俗，最終只有兩名前線救護人員受感染，但對整體服務影響不大。
南丫海難是否可預防？
今年中秋節是十月一日，與國慶同日，令羅信堂不禁回想起南丫海難。二○一二年十月一日晚上南丫四號出海觀賞國慶煙花，被海泰號撞擊後翻沉，事故造成三十九人死亡。由於事件發生前一日是中秋節，該場煙花又被視為是中秋餘慶煙花。羅信堂那晚與家人食飯時收到電話，當時他被調到保安局負責修訂不同政府應變計劃。保安局在當晚啟動緊急應變計劃，在政府總部設立監測和支援中心，「我的角色是在中心內看看有什麼支援可以給予前線拯救單位，細節不方便分享。但我們收到的資訊亦是最新的，看着死亡數字一直上升，覺得好可惜，是三十九條人命，一個慶典，咁就無咗」。他還記得通宵後翌日早上回家忍不住哭泣。
這三十年救護生涯，他覺得八仙嶺、SARS和南丫海難三場事故令他深有感受，這些意外是不是可以預防呢？「如果社會有應急的準備和教育，他們可能不用死的。例如說南丫海難死因庭後來都找到好多做得不妥當的地方，船上救生衣不足夠，或者船的座位鬆脫，令乘客走不到。」
宣傳防災意識也是救人
他說固然不希望災難發生，但希望公眾在面對災難時懂得做好預防和應變。因此，今年三月他應邀出任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總監，主要工作是加強公眾對災難的防護和應變能力。羅信堂說或許是緣分，據知中心在二○一四年成立，部分原因是因為南丫海難，令社會人士認為本地需要有一個教育防災知識的機構。
在現時新冠疫情期間，中心舉行了兩場網上分享會，羅信堂擔任講者，講解非政府機構如何在災難下保持基本活動的營運持續計劃（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BCP），他滿足地說自己現在得以將昔日的救災經驗和防災知識學以致用，亦終於可以再教書了。
太太說他離開政府後變得輕鬆了也開心了，他說的確是，以前在救護隊工作時，即使睡覺，電話亦不離身，需要隨時候命出動，而現在真的可以關電話睡覺了。但他說會一直仍然堅守初衷：「我常對（救護）同事說，記不記得當初如何應徵這份工？每個人，包括我都是答想救人。」而無論是在前線救災，抑或是在幕後宣傳防災意識，其實都是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