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周梓樂死因研訊已進行十五天，庭上證人的供辭無不沉重揪心，但亦有一些窩心小故事，其中包括十七歲義務急救員曾朗軒獲裁判官讚賞：「你所做的（急救）基本上和急症室醫生無分別，將來可以考慮做醫生」，庭上眾人輕笑，緩和了多日來繃緊的研訊情緒。休庭前裁判官更代表梓樂父母多謝朗軒：「你當時照顧得梓樂好好。」我們熱淚盈眶，因為在黑暗中看到這一點點看似微小卻充滿力量的人性光輝。那一天庭外，周父輕拍朗軒肩膀，有網民說欣慰地見到周父難得地笑了。曾朗軒將在明年應考DSE，他說不打算做醫生，而是希望將來可以做律師，追求真相和公義。
回憶急救現場 「被嚇呆了」
訪問當日，記者與朗軒重返將軍澳尚德邨停車場，周梓樂墮樓位置垂掛起大幅白色布幕，布幕被強風吹起又驟然降下。細看可見，布幕上被寫上一行黑色小字「一定 我們代你走下去 安息梓樂」。白幕後是一片樹景。
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凌晨時分，在將軍澳發生警民衝突期間，科大二年級學生周梓樂被發現倒臥在尚德邨停車場二樓重傷，延至十一月八日早上不治。
事隔一年多，朗軒只回來這兒兩次：今年周梓樂逝世一周年，他回來參與悼念；出席死因庭前兩天，他回來一趟想喚起和深化當時記憶。他說一直避免回來這兒，亦曾害怕再見到梓樂家人，「當日他家人在伊利沙伯醫院都好激動（emotional），所以我不夠膽去面對。以至是他（梓樂）離開了，更加覺得多了一份責任在自己身上，而且不夠膽再去背負這份責任」。現在平復了嗎？朗軒搖頭，說永遠無可能平復，因為事件就在面前發生。
儘管裁判官在庭上肯定朗軒的急救方式，但他在訪問時苦笑，其實當時被嚇呆了，一陣子才醒覺到自己要做些什麼。據朗軒在庭上表示，當時初步驗傷發現傷者有失禁徵狀，判斷傷者可能盆骨骨折或腦部創傷。然後檢查傷者身體，發現盆骨輕微骨折、按壓腹部有明顯反彈、肋骨有「凸缺感」可能有挫傷，或造成氣胸。朗軒再拿出血氧儀為傷者量度，發現血含氧量低過可接受水平，而且脈搏較慢，需要盡快送院救治。「我都是那句啦，即使是一個普通MO（Medical Officer，醫生）或Med Student（醫科生）在現場，幫他做到即時做pneumothorax（氣胸）針刺，release pressure都好，但因為腦部創傷，即顱內壓都是無辦法在現場釋放。」朗軒在訪問時複述。
與周梓樂的數字關連
事件發生後幾天，他被無力感籠罩，不住地哭泣與失眠，「喊的主要原因是知道他（梓樂）的情况是差到……那份無力感，知道自己什麼都改變不到」。收到梓樂逝世的消息時，朗軒在上課，他不敢亦不想相信這是事實，在學校崩潰嚎哭，「他（梓樂）證實不治那刻我是好記得的，是早上八時九分，為何我會如此記得？因為八月九日是我生日。數字上好像有關連，一望到（數字）就是會完全記着這件事」。
他的急救理論知識源於小學二年級參與童軍活動，以及二○一六與二○一九年分別修讀聖約翰救傷隊急救課程，而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他亦跟隨專業醫護人士進行過多次急救工作，「有好多實戰經驗的，例如骨折、在場的包紮，或之後遇到的化學灼傷（chemical burn），如何去應對或判斷傷勢，再和救護員交代，判斷傷勢都是急救一個好重要的一環」。
大三罷行動 初次獨自處理傷者
朗軒第一次獨自處理傷者是去年八月五日大三罷行動，龍翔道近黃大仙中心停車場，有一名年輕男生被不知是催淚彈或橡膠子彈打中眼角，血流披面，朗軒跑過去將傷者扶到一旁，判斷傷勢與維生指數、檢查視力、進行止血，並尋找現場其他急救員提供物資協助。同時，警方在現場不斷發射催淚彈，傷者豬嘴（防毒面具）沾滿鮮血，朗軒將自己的豬嘴拿下給傷者佩戴，自己忍受着刺鼻催淚煙。「當時當然是驚他（傷者）有事啦，因為他都喊得好犀利，他好驚自己睜開眼看不到東西。（他最後有無事？）不知道，最後送了他上救護車之後無再聯絡。」
回看反修例運動，朗軒說好多深刻片段，「你要說最最最深刻，梓樂一定是其中一個。但我覺得不可以去衡量哪一段是最深刻，因為所有事情都好影響我的人生，可能是中大、救理大這些都是好重要、好影響我的人生」。他記得在警方圍攻理工大學前一天，他自己亦曾在理大逗留，但由於當時現場和平，所以他暫時回家休息，「在那一天之後警方就圍攻理工大學，而我的朋友困在入面」。
當時困在理大的朋友很焦急想知道還有沒有機會離開，街上盡是聲援理大的市民，「當時不斷和朋友講，十一月十七日我和朋友講『入緊嚟，就到』；再過半日講『真係嚟緊，幫緊你』；再過多半日，『轉個彎就到喇』，『旺角嗰邊都嚟緊、尖沙嘴嗰邊都嚟緊』；再過多半日朋友問『點呀？出面點呀？』我朋友已經崩潰，我都崩潰。十七、十八、十九日我沒回過家，沒有休息過，因為大家都好焦急，想入去救番手足出嚟。」
朗軒眼眶泛淚看着遠方沉默。你朋友現在OK嗎？記者問。朗軒猶豫半晌說：「嗯他現在……其實不OK的。一到了（今年）十一月之後，見到他就知道整個人好繃緊，情緒好影響他。」
參與反修例運動 父母反對
原本記者着朗軒帶備急救用具包用作拍照，他回答說被警署沒收了，還沒取回。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旺角被捕，被捕理由是非法集結，他現時拒絕再保釋。他笑說，媽媽當日前來保釋，錄口供時對警察說：「啱㗎喇，困他耐啲啱㗎喇，畀啲教訓他。」他知道父母很擔心他。
自去年六月開始參與遊行，到八月時作為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現稱香港思流）核心成員，和香港眾志在記者會上宣布合作籌備中學罷課。父母見到朗軒上電視後開始阻止他走得太前，「父母極度不想我出去，威迫利誘，說你不出去就加零用錢，以至到你再出去就停你零用錢呀」，朗軒調皮地說。他說父母其實不是反對他參與運動，而是覺得大有人在，不想他去冒險。
但朗軒反覆地說不容自己談放棄，「有誰會不怕坐監？有誰會不怕完全失去自由？但是我會說其他手足跨越了他們的恐懼，跨越了他們所懼怕的事，他們所作的付出，現在不容我自己、不容我個人，不容（香港）思流說放棄，如果我們談放棄，就是愧對了他們所做的犧牲。」
在去年之前，朗軒從沒想過自己會接觸政治，自言「始終都是一個普普通通、平平無奇，一個只是鍾意踢吓波，返吓學咁又一日，咁又一年的學生」。但他現在卻擔起香港思流發言人之一，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生於這個世代。
他還記得小六那年二○一四年，學校常識課的剪報功課，他剪了一則警方在金鐘夏愨道以催淚彈清場的報道，剪報下方要寫上對報道的感想，他寫了四個字：「手無寸鐵」。同年補習後回家，他拿着手機看到學聯和時任政務司長對話。那段時間他心裏暗地崇拜黃之鋒，覺得他好厲害，好像幫到很多人，「當時未知道談判其實失敗了，過了一日之後就知道」。
中三參加六四晚會
「香港會不會有相同遭遇？」
到中三那年二○一七年，他在沒有家人和朋友提議之下，自己獨自前往維園參與六四悼念晚會，「那幾年民族黨被取締、梁天琦被判刑、魚蛋革命被判刑，當時見到社會上面有好多不公義的情况，以至立法會補選區諾軒事件（二○一八年區諾軒代替周庭出選議員被DQ）。以及小時候有聽過六四這件事，加上我個人好奇心重，喜歡探究一些事情，去完晚會才發現這件事（六四）是幾有問題，幾咁悲壯」。
一個初中生，開始會想中共建國以來有多少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成為亡魂，香港有一天會不會遭遇同樣處境，所謂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又會如何，「就算未到五十年，中港融合一直加速緊，現在有香園圍（今年八月開通的蓮塘/香園圍口岸），以前只有落馬洲、皇崗和文錦渡口岸等，有些你和我都未聽過的名字；再到這幾年林鄭在說明日大嶼、大灣區，見到的就是五十年未到，只是十幾二十年香港已經變成這樣，這亦是我為什麼想加入組織（香港思流）和當時想參與六四，就是真的覺得香港這個地方需要改變」。
覺得自己有種責任去行動的想法從何而來？「因為我係一個香港人囉。」他續說：「好不願意見到香港淪為和中國大陸一樣的地方，可能是一些好像很缺乏civilization（文明）的地方。我覺得好不情願，香港，理所當然是香港人有權去決定香港這個地方未來可能的方向。」
說到今年三月底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轉型為香港思流，朗軒有條不紊地解說因為他們十名核心成員，有九個都是DSE應屆考生，因見日後再無可能打着中學生旗號，而且亦不想局限於僅關注反修例運動，而是想更進一步接觸其他政治與民生議題。他們也不想人們覺得他們仍然好小朋友、仍需要人支持，而是想大家知道他們擁有想法和批判。「思代表獨立思考，流代表be water。」
反修例運動完結 不是終點是起點
他又堅定地說，現在是時候宣告反修例運動的完結以及運動失敗。因為他覺得在非民選政府管治下，香港人能夠爭取五大訴求的機會近乎零，因此人們不應再留戀於過往一年曾經出現過的一百萬、二百萬人遊行，否則只是故步自封，應當直面失敗，認清不足之處，尋求邁向成功的出路。
至於何謂成功，在他眼中，代表香港這個地方屬於香港人。即是實現普選？「有好多不同層面，普選是政治體制層面上。亦可以是文化上，香港本土文化不會受到蠶食。」而他認為要取得勝利不可能是未來一年的事，好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或之後的事，而歷時一年的反修例運動雖然完結，但不是終點，可能是一個重新出發的起點。
比很多成年人說話鏗鏘有力、思路清晰，但朗軒有時還是會流露稚氣，尤其是他一邊捧着鮮忌廉雲呢拿味飲料一臉滿足的時候，一邊說着的是反修例運動中的驚險烽煙，「其實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無人會想過自己的童年是會這樣經歷」。而今年原定的中學畢業照拍攝亦因疫情取消，復辦無期。
說到畢業後的前路，他沒有打算聽從法官建議做醫生，理由是「我數學不是一般差的程度」，自言換過八個補習老師，數學科成績還是「U」，因此他認為在現行教育制度要求大學生必須達到數學至少2級（即F）的最低入學要求之下，他無可能做到醫生。
盼將來成為律師
不過，他語言能力不錯，而且對法律有興趣，因為他自言很在乎公義等核心價值。因此他仍然希望靠着努力，他日可以成為一名律師。「在香港學制下，讀法學士（LLB）還有可能是讀副學士再銜接（top up）上去，而副學士就好在乎語文能力和努力。」雖然，他又多次強調，以前很有做律師的理想和抱負，但在反修例運動之後，今日不知明天事，加上法律亦不一定代表公義的時候，他現在亦只能夠見步行步。
在這個時勢，家人有想過移民，他就堅持不想離開香港，「留到幾耐得幾耐，因為好鍾意這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