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姜戎《天鵝圖騰》:純愛與高美的潔癖,容不下俗劣的救贖

文章日期:2021年01月17日

【明報專訊】當姜戎在二○○四年出版《狼圖騰》時,坊間對他的身分背景一無所知。十六年後,出版第二部著作《天鵝圖騰》,他仍然低調,連出版社辦的新書發布會也不出席。但坊間已從多年的搜括中,得知他的身分輪廓:姜戎本名呂嘉民,文革時到過內蒙古插隊,其間曾捲入派系鬥爭而被打成反革命,被關押了幾個月。文革後返回北京,參加過「北京之春」學運,後在大學教書。到了一九八九年,因參加六四學運而被捕,收押在秦城監獄,直至一九九一年才獲釋,但一直被限制出境。此後他便鮮少公開露面,直至今天。

以上資料均來自別人的說法,沒得過當事人證實。但從姜戎本人的低調作風,以及由《狼圖騰》到《天鵝圖騰》所展現的精神面貌,他確實代表了一種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在經歷漫長而痛苦的政治折騰後,將個人精神文化關注轉向宏大而抽象的價值上。正面地說,此乃是追尋超越現代世俗的某種崇高和壯美;負面說法卻是,這恰恰反映了他有意規避現實和政治,逃向虛無的文化臆想之中。

自《狼圖騰》出版到二○一五年改編成電影,一直都在爭議的風眼中,頌者讚揚小說生動描繪了蒙古草原的殘酷和浪漫,作者姜戎深刻地寫出了狼群與蒙古牧民的對立與共生關係,狼既是牧民的天敵,也是他們敬畏的敵人,而狼群的兇悍殘忍性格,儼然表現了一種堅毅不屈的獨立個性。

而批評者則主要針對小說的真實性,指「狼」並非蒙古民族的圖騰,小說所述不過是姜戎經歷數年的插隊生活後的文化偏見,他只是借「狼」所代表的崇尚自由和特立獨行,反襯對固有中華文化的不滿。更有極端批評指,狼群生性殘忍冷酷,推崇狼文化根本就是一種「反人類法西斯思想」。

西方主義的文明批判工具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正說明了《狼圖騰》和「狼」這一文學符號提供了一個很容易操作的文化想像:狼來自蒙古草原,而蒙古民族則代表了人直接與自然相處、既是對抗又是共生的關係。這套想像可視作現代中國社會的對照物,支持者會將狼精神描述為自由獨立(這也是姜戎自己的看法),繼而批判現實社會;反對者則強調狼的反人性,視《狼圖騰》為一種對遊牧文化的淺薄想像。然而,兩者均沒有清楚說出《狼圖騰》這場討論背後的政治現實問題:《狼圖騰》是一部以知青插隊為背景的小說,卻繞開了對文革政治現實作直接回應,反而孜孜不倦地以抽象的動物圖騰,討論「民族性」這類政治風險不高的文化議題。

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式的文化想像,穩定地不斷在中國社會裏借屍還魂。例如在六四之前,曾出現過有關電視片集《河殤》的大討論,片集中大肆批判象徵保守中國的黃土文化,並高度表揚象徵進步西方的海洋文化;到二○○六年央視熱播的片集《大國崛起》,刻意隱藏對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的直接批判,轉而借西方近代諸國崛起的讚揚,不大隱晦地表露了當代中國須效法西方強國帝國主義式的興起模式,繼而取而代之。西方主義簡陋地製作了中國和西方文明的二元對立,或是醜化中國文化自身,或是美化西方現代文明,進而以「師法西方」為民族復興的結論。而類似的思路,近年也出現在一些批評中國天朝中心主義的論述裏,有些論者追溯中國歷朝與中北亞遊牧民族的文化相遇、衝突與交融,指出中國歷史上多次重大的文化融合,尤其是在隋唐帝國和清帝國時期,均是漢族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的相遇,而最終在天朝中心主義的思想下,遊牧文化的價值被壓抑了。於是,重述遊牧文化便成了類似西方主義的文明批判工具了。《狼圖騰》的熱潮,大概也是類似一筆。

當然,若以文學上的作者論說,姜戎的創作命題未必有上述的歷史維度。不過他在《狼圖騰》力圖闡述的文化精神,儼然就是一種個人擁抱遊牧文化,以對抗他所身處的社會的抵抗姿態。小說描述主角陳陣(原型顯然是作者自己)在蒙古插隊時收養了一隻小狼,並從狼性中看見大異於漢儒文化的民族生命力。故《狼圖騰》未必是一部民族誌式的紀實文學,「狼」反而應該被理解為作者個人的文學圖騰,它給予作者(或任何能夠與之感通的讀者)文學力量,滿足其逃離腐俗現實、回到追尋自然的原始浪漫主義式欲望。在這一點上,姜戎的第二部著作《天鵝圖騰》更猶有過之。

不容半點塵埃的文藝理型

比起《狼圖騰》,《天鵝圖騰》理應更難引發相關的文化討論。當前中國社會對文化議題爭論的寬容度,可能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新低點,而《天鵝圖騰》名為《狼圖騰》的姊妹作,對現實社會文化的指涉能力也明顯軟弱得多。

姜戎曾言道,他所理解的蒙古草原文化體現於三個「神」:自由神、愛神、美神,《狼圖騰》說的是自由神,《天鵝圖騰》則表現了愛神和美神,這些都是在漢文化和當代社會中已敗壞得很的部分。天鵝總是成雙出現,形貌雪白,體態高美,故被姜戎用作愛與美的文學象徵。小說不再以插隊為背景,而是放在更久遠、更具歷史陌生感的清代中葉,故事講述美麗的蒙古姑娘薩日娜跟情人巴圖一同收養了一隻小天鵝,後來巴圖在大白災(雪災)中逝世,薩日娜傷心之餘,決定獨自守着以情人為名的小天鵝。其間另一個心愛着薩日娜的青年巴格納也一直守護在側,在經歷一番折騰後,薩日娜終於與巴格納結合,而小天鵝亦已長大。

相對《狼圖騰》,《天鵝圖騰》欠缺議論民族性格和文化生態的切入點,其原始浪漫主義也更鮮明和單純。如果《狼圖騰》是作者借草原上的「狼」,思索他身處的文明構造裏所稀缺的自由與奔放,當中尚有一定的文化批判力,那麼 《天鵝圖騰》中的「天鵝」則更像是一種活於神話、活於天堂裏的神鳥,指向一個越過現世文明的文藝理型。故事設置在二百年前的蒙古草原,已大有背遺麈世、追尋理想中的美學烏托邦之態,小說中所寫的原野面貌、風土,乃至在白災中的牧民掙扎,亦跟近世事物相去甚遠。女主角薩日娜擅唱蒙古詩歌,巴格納則會寫歌,小說中紛紛雜雜地描述了很多男女相思相戀的情態,而背景則是如雪天鵝漫飛、成雙成對的降落如畫的草原上。它太美了,而姜戎的文字既優美,描述也細緻詳盡得令人暈眩,彷彿被一種近乎毫無雜質的原始純美和摯愛團團包圍。

姜戎寫作速度慢,醞釀期很長。他說《狼圖騰》和《天鵝圖騰》是太極圖的黑白面,黑色《狼圖騰》中有天鵝的白點,《天鵝圖騰》裏也有狼的黑點,據說《狼圖騰》的醞釀期早在姜戎插隊時被批鬥期間已開始了,二十多年後才開始下筆;而創作《天鵝圖騰》的念頭也是同步出現,他說本打算把狼和天鵝寫在同一部小說裏,後來發覺主題不同,無法寫在一起,才變成現在出版時間相差十六年的兩部著作。從小說結構上看,《天鵝圖騰》比《狼圖騰》更純淨,作者也大幅減少了文化論述的成分,僅保留了一種近乎宗教的聖潔感。姜戎甚至說,不允許把鮮血淋漓的故事放進去。在一次訪問中,他告訴訪問者兩個關於天鵝的故事,他認為這兩個故事特別感人,卻無法放入小說裏。

遺世獨立與逃避隱世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老獵人帶一個小獵人去打天鵝。蒙古的天鵝不怕人,常飛得離人很近。一天,一對天鵝在湖邊飛翔,飛得很近湖面, 老獵人一槍把一隻天鵝打下來。小獵人見狀很高興,便要去撈獵物。老獵人及時阻止了他,說:「等一等。」一會兒後,另一隻天鵝便如瘋了一般飛衝下來,落在中槍天鵝邊旁。這隻天鵝努力用自己的長頸挑動那隻受傷的天鵝,好像想要救活牠。這時候,「砰」的一聲,這隻天鵝也被老獵人打死了。老獵人告訴小獵人,根據他的經驗,天鵝成雙出現,都是同生共死的,你打下一隻,另一隻就一定會回來搶救其愛。所以只要守在受傷天鵝身旁,很快就可連另一隻也打下來,那就可得三四十斤天鵝肉。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對草原情侶。有個親戚想阻止他們的戀愛,後來雙方發生激烈爭吵,青年錯手殺死了這名親戚。事後這對情侶雙雙被判死刑,到了草原上的刑場,兩人向行刑的槍手提出最後的要求:「懇求你們兩個槍手同時開槍,讓我倆聽到一下槍聲。」意思是說,這對情侶希望兩人的心臟可以同時停頓,兩人同時歸天。姜戎說,這兩個故事,還有很多其他故事,便是小說中兩句歌詞的證明:「天鵝的命是同愛同死的命,天鵝的愛是同跳同停的兩顆心臟。」撇除小說歷史時空的差異,姜戎覺得這些血腥而卑劣的故事,無法跟《天鵝圖騰》中的純美聖潔格調配合,故無法把這些故事寫進小說裏。

小說差不多到了最後,男女主角經歷了差點淹沒草原的大白災,終也成眷侶。然後巴格納便向薩日娜說:「我這輩子還是和你、部落,還有天鵝、狼這些本性永善的珍禽貴獸親人,一起搭建和守衛我們自己的小天堂吧。」薩日娜答道:「咱的小天堂已經成功大半了,就差邁過最後一道關卡。騰格里、狼神和天鵝神會保佑咱們的。天鵝是騰格里的使者,牠們飛落到咱們家,就是來傳遞騰格里的天意的。」此話一出,小說的主題也躍然紙上:天鵝就是救贖。作者寄情的,已不再是《狼圖騰》的民族性覺悟,而是歸化於原始而聖潔的宗教精神。在通部《天鵝圖騰》裏,這種近乎宗教性的救贖居然連一丁點血、一小片俗劣都容不下去,撇撇脫脫地寫了一個白璧無瑕的純愛故事,這無疑是一種文學潔癖。

在小說後記裏,姜戎以冷靜的筆觸數算着近年中國種種毒殺天鵝事件,並留下感言「猶如目睹奧斯維辛集中營」。然後筆鋒一轉,旋即說到夜空上有一個天鵝星座,天文學家相信在那個星空的方向裏有一顆與地球相似行星。此時作者心神也離開塵俗的地球,遊牧於象徵愛與美的天鵝星座中。那句「猶如奧斯維辛」本有着強烈的文明批判力度,最後卻給淡化為一句「暴殄天物」,就蒙混過去。

《天鵝圖騰》出版數月,評論都是熙熙攘攘的客套話,論者幸福滿滿地驚歎小說的真摯和高潔是如何美不勝收,又怎樣澄淨心靈。這跟《狼圖騰》出版時的眾聲喧嘩,形成強烈對比。回望姜戎的前半生,《天鵝圖騰》表現的恰是一對顯隱兩面的文學面貌:遺世獨立的絕美精神,跟逃避劣俗現世的隱世姿態。就此而言,它的文學價值跟文化價值,都難以跟《狼圖騰》相提並論。

文•鄧正健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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