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當姜戎在二○○四年出版《狼圖騰》時，坊間對他的身分背景一無所知。十六年後，出版第二部著作《天鵝圖騰》，他仍然低調，連出版社辦的新書發布會也不出席。但坊間已從多年的搜括中，得知他的身分輪廓：姜戎本名呂嘉民，文革時到過內蒙古插隊，其間曾捲入派系鬥爭而被打成反革命，被關押了幾個月。文革後返回北京，參加過「北京之春」學運，後在大學教書。到了一九八九年，因參加六四學運而被捕，收押在秦城監獄，直至一九九一年才獲釋，但一直被限制出境。此後他便鮮少公開露面，直至今天。
以上資料均來自別人的說法，沒得過當事人證實。但從姜戎本人的低調作風，以及由《狼圖騰》到《天鵝圖騰》所展現的精神面貌，他確實代表了一種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在經歷漫長而痛苦的政治折騰後，將個人精神文化關注轉向宏大而抽象的價值上。正面地說，此乃是追尋超越現代世俗的某種崇高和壯美；負面說法卻是，這恰恰反映了他有意規避現實和政治，逃向虛無的文化臆想之中。
自《狼圖騰》出版到二○一五年改編成電影，一直都在爭議的風眼中，頌者讚揚小說生動描繪了蒙古草原的殘酷和浪漫，作者姜戎深刻地寫出了狼群與蒙古牧民的對立與共生關係，狼既是牧民的天敵，也是他們敬畏的敵人，而狼群的兇悍殘忍性格，儼然表現了一種堅毅不屈的獨立個性。
而批評者則主要針對小說的真實性，指「狼」並非蒙古民族的圖騰，小說所述不過是姜戎經歷數年的插隊生活後的文化偏見，他只是借「狼」所代表的崇尚自由和特立獨行，反襯對固有中華文化的不滿。更有極端批評指，狼群生性殘忍冷酷，推崇狼文化根本就是一種「反人類法西斯思想」。
西方主義的文明批判工具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正說明了《狼圖騰》和「狼」這一文學符號提供了一個很容易操作的文化想像：狼來自蒙古草原，而蒙古民族則代表了人直接與自然相處、既是對抗又是共生的關係。這套想像可視作現代中國社會的對照物，支持者會將狼精神描述為自由獨立（這也是姜戎自己的看法），繼而批判現實社會；反對者則強調狼的反人性，視《狼圖騰》為一種對遊牧文化的淺薄想像。然而，兩者均沒有清楚說出《狼圖騰》這場討論背後的政治現實問題：《狼圖騰》是一部以知青插隊為背景的小說，卻繞開了對文革政治現實作直接回應，反而孜孜不倦地以抽象的動物圖騰，討論「民族性」這類政治風險不高的文化議題。
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式的文化想像，穩定地不斷在中國社會裏借屍還魂。例如在六四之前，曾出現過有關電視片集《河殤》的大討論，片集中大肆批判象徵保守中國的黃土文化，並高度表揚象徵進步西方的海洋文化；到二○○六年央視熱播的片集《大國崛起》，刻意隱藏對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的直接批判，轉而借西方近代諸國崛起的讚揚，不大隱晦地表露了當代中國須效法西方強國帝國主義式的興起模式，繼而取而代之。西方主義簡陋地製作了中國和西方文明的二元對立，或是醜化中國文化自身，或是美化西方現代文明，進而以「師法西方」為民族復興的結論。而類似的思路，近年也出現在一些批評中國天朝中心主義的論述裏，有些論者追溯中國歷朝與中北亞遊牧民族的文化相遇、衝突與交融，指出中國歷史上多次重大的文化融合，尤其是在隋唐帝國和清帝國時期，均是漢族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的相遇，而最終在天朝中心主義的思想下，遊牧文化的價值被壓抑了。於是，重述遊牧文化便成了類似西方主義的文明批判工具了。《狼圖騰》的熱潮，大概也是類似一筆。
當然，若以文學上的作者論說，姜戎的創作命題未必有上述的歷史維度。不過他在《狼圖騰》力圖闡述的文化精神，儼然就是一種個人擁抱遊牧文化，以對抗他所身處的社會的抵抗姿態。小說描述主角陳陣（原型顯然是作者自己）在蒙古插隊時收養了一隻小狼，並從狼性中看見大異於漢儒文化的民族生命力。故《狼圖騰》未必是一部民族誌式的紀實文學，「狼」反而應該被理解為作者個人的文學圖騰，它給予作者（或任何能夠與之感通的讀者）文學力量，滿足其逃離腐俗現實、回到追尋自然的原始浪漫主義式欲望。在這一點上，姜戎的第二部著作《天鵝圖騰》更猶有過之。
不容半點塵埃的文藝理型
比起《狼圖騰》，《天鵝圖騰》理應更難引發相關的文化討論。當前中國社會對文化議題爭論的寬容度，可能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新低點，而《天鵝圖騰》名為《狼圖騰》的姊妹作，對現實社會文化的指涉能力也明顯軟弱得多。
姜戎曾言道，他所理解的蒙古草原文化體現於三個「神」：自由神、愛神、美神，《狼圖騰》說的是自由神，《天鵝圖騰》則表現了愛神和美神，這些都是在漢文化和當代社會中已敗壞得很的部分。天鵝總是成雙出現，形貌雪白，體態高美，故被姜戎用作愛與美的文學象徵。小說不再以插隊為背景，而是放在更久遠、更具歷史陌生感的清代中葉，故事講述美麗的蒙古姑娘薩日娜跟情人巴圖一同收養了一隻小天鵝，後來巴圖在大白災（雪災）中逝世，薩日娜傷心之餘，決定獨自守着以情人為名的小天鵝。其間另一個心愛着薩日娜的青年巴格納也一直守護在側，在經歷一番折騰後，薩日娜終於與巴格納結合，而小天鵝亦已長大。
相對《狼圖騰》，《天鵝圖騰》欠缺議論民族性格和文化生態的切入點，其原始浪漫主義也更鮮明和單純。如果《狼圖騰》是作者借草原上的「狼」，思索他身處的文明構造裏所稀缺的自由與奔放，當中尚有一定的文化批判力，那麼 《天鵝圖騰》中的「天鵝」則更像是一種活於神話、活於天堂裏的神鳥，指向一個越過現世文明的文藝理型。故事設置在二百年前的蒙古草原，已大有背遺麈世、追尋理想中的美學烏托邦之態，小說中所寫的原野面貌、風土，乃至在白災中的牧民掙扎，亦跟近世事物相去甚遠。女主角薩日娜擅唱蒙古詩歌，巴格納則會寫歌，小說中紛紛雜雜地描述了很多男女相思相戀的情態，而背景則是如雪天鵝漫飛、成雙成對的降落如畫的草原上。它太美了，而姜戎的文字既優美，描述也細緻詳盡得令人暈眩，彷彿被一種近乎毫無雜質的原始純美和摯愛團團包圍。
姜戎寫作速度慢，醞釀期很長。他說《狼圖騰》和《天鵝圖騰》是太極圖的黑白面，黑色《狼圖騰》中有天鵝的白點，《天鵝圖騰》裏也有狼的黑點，據說《狼圖騰》的醞釀期早在姜戎插隊時被批鬥期間已開始了，二十多年後才開始下筆；而創作《天鵝圖騰》的念頭也是同步出現，他說本打算把狼和天鵝寫在同一部小說裏，後來發覺主題不同，無法寫在一起，才變成現在出版時間相差十六年的兩部著作。從小說結構上看，《天鵝圖騰》比《狼圖騰》更純淨，作者也大幅減少了文化論述的成分，僅保留了一種近乎宗教的聖潔感。姜戎甚至說，不允許把鮮血淋漓的故事放進去。在一次訪問中，他告訴訪問者兩個關於天鵝的故事，他認為這兩個故事特別感人，卻無法放入小說裏。
遺世獨立與逃避隱世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老獵人帶一個小獵人去打天鵝。蒙古的天鵝不怕人，常飛得離人很近。一天，一對天鵝在湖邊飛翔，飛得很近湖面， 老獵人一槍把一隻天鵝打下來。小獵人見狀很高興，便要去撈獵物。老獵人及時阻止了他，說：「等一等。」一會兒後，另一隻天鵝便如瘋了一般飛衝下來，落在中槍天鵝邊旁。這隻天鵝努力用自己的長頸挑動那隻受傷的天鵝，好像想要救活牠。這時候，「砰」的一聲，這隻天鵝也被老獵人打死了。老獵人告訴小獵人，根據他的經驗，天鵝成雙出現，都是同生共死的，你打下一隻，另一隻就一定會回來搶救其愛。所以只要守在受傷天鵝身旁，很快就可連另一隻也打下來，那就可得三四十斤天鵝肉。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對草原情侶。有個親戚想阻止他們的戀愛，後來雙方發生激烈爭吵，青年錯手殺死了這名親戚。事後這對情侶雙雙被判死刑，到了草原上的刑場，兩人向行刑的槍手提出最後的要求：「懇求你們兩個槍手同時開槍，讓我倆聽到一下槍聲。」意思是說，這對情侶希望兩人的心臟可以同時停頓，兩人同時歸天。姜戎說，這兩個故事，還有很多其他故事，便是小說中兩句歌詞的證明：「天鵝的命是同愛同死的命，天鵝的愛是同跳同停的兩顆心臟。」撇除小說歷史時空的差異，姜戎覺得這些血腥而卑劣的故事，無法跟《天鵝圖騰》中的純美聖潔格調配合，故無法把這些故事寫進小說裏。
小說差不多到了最後，男女主角經歷了差點淹沒草原的大白災，終也成眷侶。然後巴格納便向薩日娜說：「我這輩子還是和你、部落，還有天鵝、狼這些本性永善的珍禽貴獸親人，一起搭建和守衛我們自己的小天堂吧。」薩日娜答道：「咱的小天堂已經成功大半了，就差邁過最後一道關卡。騰格里、狼神和天鵝神會保佑咱們的。天鵝是騰格里的使者，牠們飛落到咱們家，就是來傳遞騰格里的天意的。」此話一出，小說的主題也躍然紙上：天鵝就是救贖。作者寄情的，已不再是《狼圖騰》的民族性覺悟，而是歸化於原始而聖潔的宗教精神。在通部《天鵝圖騰》裏，這種近乎宗教性的救贖居然連一丁點血、一小片俗劣都容不下去，撇撇脫脫地寫了一個白璧無瑕的純愛故事，這無疑是一種文學潔癖。
在小說後記裏，姜戎以冷靜的筆觸數算着近年中國種種毒殺天鵝事件，並留下感言「猶如目睹奧斯維辛集中營」。然後筆鋒一轉，旋即說到夜空上有一個天鵝星座，天文學家相信在那個星空的方向裏有一顆與地球相似行星。此時作者心神也離開塵俗的地球，遊牧於象徵愛與美的天鵝星座中。那句「猶如奧斯維辛」本有着強烈的文明批判力度，最後卻給淡化為一句「暴殄天物」，就蒙混過去。
《天鵝圖騰》出版數月，評論都是熙熙攘攘的客套話，論者幸福滿滿地驚歎小說的真摯和高潔是如何美不勝收，又怎樣澄淨心靈。這跟《狼圖騰》出版時的眾聲喧嘩，形成強烈對比。回望姜戎的前半生，《天鵝圖騰》表現的恰是一對顯隱兩面的文學面貌：遺世獨立的絕美精神，跟逃避劣俗現世的隱世姿態。就此而言，它的文學價值跟文化價值，都難以跟《狼圖騰》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