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從踏上一卡西伯利亞國際列車始，他踴身走往無垠未知。這卡列車通往的未知，是一個漂泊者多年後闢築的文學翻譯與創作道路。三十年前某個夏日，余澤民收到一封信，信箋處處讓本無出國念頭的他，燃起蟄伏內心的流浪夢，輾轉繞旋，後來更成為翻譯三十多部當代匈牙利重要作品的翻譯家。從翻譯二○○二年諾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國際曼布克文學獎得主卡勒斯納霍凱．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以至多位匈牙利當代重要作家如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及納道詩．彼得（Nádas Péter）等，他一直孳孳不息於文學翻譯與個人創作——「文學成了我的生活本身」，余澤民說。
一九八○年代末至一九九○年代初，余澤民從臨牀醫科畢業，轉往音樂系攻讀藝術心理學，作為迷戀藝術和心理兩個領域的人，事實上他當時相當程度感到滿足，同時也不具備出國的物質條件，本以為一直留處北京。然而，一九九一年一封從大學好友自布達佩斯寄來的信件，不僅慫恿他出國，還給他辦了「工作邀請」，就這樣他便「快刀斬亂麻地辦了出國手續」。在鐵路上晃了十天十夜，甫到達匈牙利又被帶到離塞爾維亞很近的南方城市——塞格德（Szeged）。當時對匈牙利所知不多的他，「只知道裴多菲，再有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號》」，更不用說匈牙利語。
翻譯道路的伊始
匈語是他後來從生活中學懂的。到達塞格德後，他只過了兩個多月相對安定、有工作的日子。某天他突然失業，「身分變黑，在無親無故的異鄉跌入了深淵」——隨後是將近十年的漂泊生活：「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睡過無數人家的牀，當然也結交了許多當地朋友，深入到生活之中。」回憶起那些年，他想來「有說不完的曲折、絕望和幸運」，既坎坷也瘋狂，但無論遇上多少人，孤獨，仍然是生活的主調。「孤獨中，是文學拯救了我」，余澤民如是說。那段日子他寫了大量日記，也讀了許多書，然說到開始讀匈語小說，便要數到一九九○年代末——原因是他在朋友家中，結識了撰寫《撒旦的探戈》的作家拉斯洛。
當時他當然並不知道面前的人將會是曼布克文學獎得主。拉斯洛喜愛中國文化，出版過名為《烏蘭巴托的囚徒》的一本關於中國的遊記體小說集。當時拉斯洛常邀余澤民到他家小住，並希望他能陪自己到中國旅行——「這個願望在一九九八年夏天實現了」，余澤民說，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跟作家朝夕相處」，這段故事也在《撒旦的探戈》（聯合文學版）的〈譯者序〉中記述。一個月的旅行完結、回到匈牙利後，已搬到布達佩斯的余澤民住在海爾奈．亞諾斯（Herner János）博士家，某天亞諾斯將剛出版的拉斯洛小說集《仁慈的關係》順手遞給他，「沒想到就那一遞一接，改變了我的命運」——出於對拉斯洛的好奇，也出於懷抱藉此自學匈語的心，於是余澤民抱着字典翻譯了其中一篇，並譯成中文九千字，他說：「但我花費了一個月！」拉斯洛書中那些綿長句子，提煉成電影是導演貝拉塔爾（Béla Tarr）作品中的緩緩長鏡頭，而這種風格，余澤民說，「恰好適用於對黏稠如泥濘的絕望的描述」。當在翻譯時，他並不知道「拉斯洛的文字是匈牙利作家中最難的」，但從那之後，他「翻譯成癮」，兩年內翻譯了二十多位作家的幾十個短篇，「為後來翻譯凱爾泰斯打下了基礎」。
與凱爾泰斯「同居」
翻譯凱爾泰斯，甚或是遇到他，對余澤民影響深遠。二○○二年凱爾泰斯獲諾獎後，余澤民花一年半時間翻譯他四部作品：《命運無常》、《船夫日記》、《另一個人》和《英國旗》。他形容說，那年半間他「可以說廢寢忘食地沉浸其中」，凱爾泰斯「作品的思想性、語言的稠密性、思維的哲學性和小說的現代性」皆讓他茅塞頓開。當時余澤民仍處於生活的漂泊期，一直寄宿在朋友家，「對未來充滿迷惘」，也就是凱爾泰斯，讓他「有了一個真實的錨，拋在了文學中」。他分享說，記得初次跟凱爾泰斯通電話時，他激動得張口第一句話便是：「凱爾泰斯先生，您知道嗎，我跟您同居了兩年！」在晝夜伏於鍵盤、鑽進凱爾泰斯文字思緒底後，余澤民感覺恍如面對面說話，而尤其當他得知凱爾泰斯在多瑙河對岸一個廿八平方米小屋裏寫下這幾部書後，住在廿四平方米小屋的他「甚至在空間中也感覺到了一種欣喜的默契」——他在一篇談到個人長篇小說《紙魚缸》受凱爾泰斯及另一位作家艾斯特哈茲影響的文章〈別人的黃城池，我的紙魚缸〉裏，曾如此寫道。
匈語作家之中，較為人熟知的或許已算是凱爾泰斯，但在余澤民看來，凱爾泰斯即使獲了諾獎實際上也從未流行過，「即使在匈牙利，讀他書的人也是少數」。然而他認為，凱爾泰斯的書卻不會因讀者少而「貶值」，恰恰相反。凱爾泰斯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一直在寫的都與奧斯維辛這主題相關，「但他並非從個體的角度看大屠殺，而是從人類的角度，他從中總結的結論是：『大屠殺是一種人類文化』」。因此，余澤民認為他跟大多數書寫奧斯維辛的作家不同，他「並非將仇恨局限在德國人身上，而是不斷剖析人類墮落的根源，揭示『大屠殺永遠會與人類共存』的事實」。另外，余澤民說，深諳德語、也曾翻譯過維根斯坦、尼采、佛洛伊德等人的凱爾泰斯該認為，「德國人是對二戰反思得最徹底最深刻的民族」，大屠殺不是納粹德國的專利，「曾經在、也將會在其他地方發生，重要的是我們脆弱的個體如何學着倖存」。
匈牙利小說的絕望感
匈牙利小說在東歐文學版圖上，也許不像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等在苦澀中散發着幽默，它們大都流露直面苦難、絕望之感。余澤民說，匈牙利民族的歷史實也是以悲劇為基調的：「從東方遷徙到喀爾巴阡山盆地，雖然得以在多瑙河畔定居，但千年之中戰火不斷，從韃靼人入侵到土耳其人佔領，從自己王朝的斷嗣到一個接一個外來王朝的統治，雖然奧匈帝國時期有過短暫的輝煌，但很快被綁上一戰二戰的戰車，並因《特里亞農條約》被割掉一大半土地和人口，隨後是冷戰，成為蘇聯老大哥的附屬國，直到一九八九年東歐劇變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他細細闡述，並談到在二十世紀，匈牙利和中國的歷史基本上是「平行、相似和呼應的」，特別在冷戰後，「兩個民族經歷的命運極其相似」。
《撒旦的探戈》瀰漫着絕望、毁滅和憂鬱感。余澤民說，這部寫於一九八○年代初的作品，其時正值冷戰、東歐制度最衰敗最絕望的時候，「那時恐怕還沒有人能想到柏林圍牆會倒塌，因此，拉斯洛的作品中看到的除了絕望，還是絕望，生活中的希望只可能是騙局，百姓則在騙子的引領下從一個陷阱走向另一個陷阱」。而當作家將人類的絕望描繪到荒誕的程度，也會生出失語的喜劇感，如《撒旦的探戈》般，「當然這種喜劇沒有絲毫的娛樂性質」，他續指，當人類被帶進一個一個陷阱時，「你會覺得好笑，但因為它揭示的是你身處的現實，所以你笑不出來」。他認為，這也正是匈牙利作家和許多其他中東歐作家作品的深刻之處。在他創作個人作品《紙魚缸》時，特意交叉講述匈牙利和中國這兩個地方的歷史，望表示他對歷史的態度——「當集體遺忘的時候，個體記憶變得尤其重要」。
除此以外，風格獨樹一幟的匈牙利作家納道詩．彼得亦以其方式書寫二十世紀的黑暗史，同時在集體記憶失衡、不可靠的時代，以零碎卻真實的個體記憶，還原部分歷史。納道詩由三部曲小說組成的巨著《平行故事》，乍看也許會被它滿溢性描寫的情節震懾，余澤民說，「在《平行故事》中充滿了器官，但是如果你讀完三部書後就會發覺，他寫了各種各樣的肉慾和性愛，但幾乎沒有高潮，而且沒有廉價的刺激」。納道詩在小說中鋪展的每段關係，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沒有一種關係不是扭曲的、特別的，而每種關係皆為了接近角色內心深處的秘密，為了解開被遺忘、被掩飾、被深埋的醜陋歷史」，如此種種關係，貫穿了歐洲黑暗的二十世紀。余澤民認為書中即使寫到性，再露骨的描寫往往只讓讀者感到「掃興、失望」，因為讀者會被文字「帶入身體內部隱藏的黑暗——黑暗的個體記憶和黑暗的歷史記憶——而感到壓抑、焦慮、恐懼和不適」。納道詩的「身體文學」，余澤民指，核心在於「個體記憶」，它包含的眾多——關於歷史、人性、反叛和宿命。嘔心瀝血翻譯好這三部曲的余澤民認真地說：我完全可以為它寫一本「閱讀指南」。
翻譯讓人可窺視外界
生於一九六○年代的余澤民，童年原在「讀書無用論」、「讀書愈多愈反動」的口號中度過的，那時候他能讀的書「只有《金光大道》、《艷陽天》和《西沙兒女》」。而身處那個時代的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有外國，「更別說世界歷史，連中國史都不清楚，知道的那點兒，也都是假的」。也正是因偶然接觸到的翻譯文學，讓他在瘋狂而封閉的生活中窺視到外面的世界。他憶述，「當時家裏有一本倖存下來的繁體版《俊友》（按：法國作家莫泊桑的小說），在當時社會的語境下，是難以想像『俊』和『友』這兩個字連在一起」，後來他總結當時這感覺帶給了他的是——「美學震撼」，簡單來說，就是覺得這兩個字超級好聽。從此，他小時便很敬重翻譯，讓他記住的第一位翻譯家的名字是李俍民，因為他譯了《牛虻》，「之後是楊武能，因為他翻譯了《少年維特的煩惱》，當然少不了傅雷」，還有常濤，「他雖然算不上知名翻譯」，但《渴望生活——梵高傳》讓余澤民記住了他，因那是他離開中國時唯一隨身帶着的文學書。雖然余澤民讀過的翻譯書不少，但他的翻譯路，其實是自己摸索出來的。
余澤民基本上只翻譯在世作家的作品，原因是，他認為匈牙利當代文學實在太強大，絕對可說在世界文學的最前沿；另外是，他渴望與具博大心靈的人交往。最讓他難忘的是在柏林初次跟凱爾泰斯會面、最後在街頭告別時，他憶說：「老人第三次擁抱我，並跟我說：『你知道嗎，所有翻譯我書的人都是我的親人。』」那句話不僅讓余澤民流淚，且讓他體會當文學翻譯的幸福。和艾斯特哈茲在凌晨時分的多封電郵往來，以及納道詩對譯者不盡的耐心，都讓他極為珍視。跟拉斯洛的感情也就更不用說，除了一同旅遊，拉斯洛寫過的一篇〈奶奶〉，主角便是余澤民母親。而拉斯洛更是每次到中國時，也住在余澤民母親在北京的家；每年農曆新年，也會寄賀卡給她。所以說翻譯拉斯洛不像工作，而更像是情感交流。於余澤民而言，熟悉作家本人，不僅讓他了解對方的作品，也因此熟悉他的生活、語速和語調，他認為對翻譯也有極大幫助。
從眾多翻譯經驗裏，他簡單分享了一些個人原則。在翻譯時，他會試圖捕捉作者敘事的音調、音色，甚至語速，盡量熟悉他或她的文字滋味和詞彙庫，他認為，「一個文學翻譯最好的狀態是想像自己是那位作家，在翻譯過程中要這樣問自己，『如果他會中文，他會用哪個詞？怎麼組這句話？』」，余澤民既不苟同「信達雅」的原則，也不認為「翻譯是戴着鐐銬跳舞」，他認為在一部好的譯作中，作者和譯者是「合著者」的關係。也因此，他更喜歡翻譯在世作家的作品，「因為直接的交往是可靠的理解」。
過去一年的疫情從沒讓余澤民停下，此間他已翻譯好馬洛伊（Márai Sándor）的《我本想沉默》，也根據原版補譯了《一個市民的自白》，並跟《我本想沉默》組成自傳三部曲，這對馬洛伊迷來說，該是個不小的福音。另外他還翻譯了一部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的詩集、一部遊記及一部青少年小說。現在，他正翻譯拉斯洛的早期代表作《抵抗的憂鬱》，他說，進展很慢，「這本書的語言要比《撒旦的探戈》更難，不僅句子長，而且結構複雜」。喜歡兩三本書「平行翻譯」、認為「交替翻譯是種休息」的他，同時也在翻譯的還有納道詩的處女作《一個家族小說的尾聲》和拉斯洛前兩年的新作《溫克海姆伯爵歸來》，此外，他仍有三四本簽了合同的書排隊等着翻譯，當然，也有自己想寫的書。因此，一刻都閒不住的他，即使在疫情隔離期間也不感到孤獨，而想來他說：「孤獨本就是文學翻譯和作家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