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大公報》頭版點名香港多個「黑暴」、黃色藝術團體及藝術家受藝術發展局資助，局方即日發聲明回應；同日立法會裏有議員容海恩向特首質疑M+博物館（M+）一些藏品，「疑似違反國安法」。到藝發局網頁碌一碌，10個藝術項目的資助申請審批員中，約翰百德（John Batten）名列藝術行政、藝術評論、電影及媒體藝術、文學藝術、視覺藝術五大範疇，可謂「躺着中槍」的一分子。問這名資深藝評人有沒有興趣談談這些事，他爽快答應，翌日頂着白髮的百德在咖啡店出現，一坐下便小心翼翼問，「不如……我們買件芝士蛋糕兩份分？」他把蛋糕切開，大的一份讓給我，樂滋滋地吃起來，問及那個批評藝發局資助分餅仔分得不好的頭版，他不意外也不擔心，至於容海恩的話，「別理她就好」，不過他對近日「熱切關心」香港藝術發展的媒體和議員倒有個建議，「與其點一些努力兼具創意的機構名，不如考究一下得到政府優厚支持及資助，卻沒有盡力做事的藝術組織？」
藝發局的角色是什麼？
藝發局回應中解釋資助的評審機制以「同儕評核」為基礎，會邀請藝術界的專家、資深藝術家及顧問擔任審批員，協助評審資助申請，同時說明如獲資助藝團「在現行法例下被確定為鼓吹港獨、推翻政府」，局方有停止資助的權利，也會審議如何處理2021/22年度資助審批。「我多年來對藝發局都很多批評」，百德說藝發局有兩個主要角色，其一當然就是批錢，其二是向決策者提供有關藝術發展的意見，「這是局方從沒做好的」。還有一個角色，是自己舉辦展覽，「例如跟M+一起搞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M+負責策展那邊，但我真不知道藝發局的角色是什麼」。
但他說，如這次要批評藝發局，卻需仔細想想「誰是藝發局」？「是員工嗎？還是那些被選進去的委員？他們本身就是藝術家。」27名大會委員中，其中10人由藝術界選出。而審批員由局方主動提名及公開徵聘而來，現屆任期由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人數眾多，如「電影及媒體藝術」便有65人。資助分好幾類，以報道提及的年度資助為例，評審小組有5至7人，最少一半是審批員，其他是大會委員，以該藝術組別的主席或副主席優先，而所有小組成員必須與申請沒有利益衝突，他們會就申請書評分和給意見，再由藝術支援委員會考慮通過，超過100萬元則要經大會確認。
若看局方聲明有關於評審機制的部分，百德說這個回應某程度上還代表了審批員。「當我讀到這份聲明時，我覺得是合理的，它基本上只是說所有資助計劃都要合規矩，包括香港法律。」藝發局是獨立法定機構，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同為非政府部門的公營機構，「現時看不到會有任何改變，當然事情可以發展得很快，制度可以改，也可扣減對藝發局的撥款，不過——」他定睛看我，「首先，首先我們要處理實際發生了的事，不要去管那些maybes」。
「不覺得他們想理這一塊」
對於容海恩的一番言論，「我覺得親北京陣營的人要想清楚，如果走這條路線，說不能有這幅那幅照片，只會讓他們看起來很笨。現在發生的是，像容海恩那樣的人武斷地說有什麼不妥，又毫無根據，我們只需要對她說：不，你錯了。如果她是有權力的人，那才糟糕得多」。但他認為林鄭月娥的回應裏亦提及尊重文化藝術的表達自由，又說「這條線應該分得到」，「她是試着帶出博物館的人會懂得專業地下決定。是的，我們都知道她和政府受北京控制，會拘捕黃之鋒、黎智英，但即使在內地的展覽也是頗開放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受眾太少，我不覺得他們會想理這一塊」。
容議員，不如質詢下香港藝術節？
見議員那麼關心藝術，他建議去關心一些獲得政府很大支援、資助，卻沒做好份內事的機構，「我現在就這樣想的話，包括香港藝術節，它需要注入活力，以1至2年的合約來委任節目總監，給方向和個性都多年不變的藝術節一些創意」。翻查審計署2019年關於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的報告，康文署自2009至2010年度起每年資助1720萬元，另有額外撥款、民政局配對資助等，在2017至2018年度政府資助共3900萬，佔其總收入三成。而從藝術節新聞稿可見，節目總監至少自2004年起未曾換人。「類似的還有藝穗會，政府象徵式每年向營運者收一元租金，現在那裏卻變成飲飲食食的地方或只作租場，而不是積極向年輕藝術家提供支援和機會的場地，這才是刻下迫切需要的。」
我們要聰明一點
百德1992年來香港時，中環至半山的電梯仍未啟用，那一帶能找到雜貨舖、麵包舖，還未是畫廊林立的地帶。來自澳洲的他曾經做過社工，年少遊遍各地後，又因八九六四前往中國見證歷史轉折，愛上一個香港女孩，是他定居在這個城市的契機。1997年，他開了John Batten Gallery，2001年起籌辦Hong Kong Artwalk，讓一眾畫廊在晚上開放，買票的人可以參觀，享用酒水食物，所得收入就捐給大學畢業展之用。而他說香港藝壇重要的一章，是油街藝術村開幕，1998年因政府物料供應處倉庫空置招租，藝術家紛紛以低廉租金進駐，「它呈現了什麼可以在香港發生的潛能，郭孟浩（蛙王）呀、黃國才呀，搞電影的、攝影的，都有了自己的空間」，翌年底政府就決定拍賣地皮，後來替代油街安置藝術家的牛棚已不復當年自由蓬勃的藝術社區光景。
發掘年輕藝術家的有趣故事
但香港的年輕藝術家還在努力着，這名年過60的藝評人是國際藝評人協會香港分會主席，筆下除了評展覽，這一兩年亦開始抽時間走訪香港年輕藝術家的工作室，了解他們的故事，為他們撰寫簡介，「我說你可以把它遞給策展人或其他人」，他為藝術家寫創作的緣起、關注主題、有什麼演變，他喜歡作品什麼特色，「我有興趣寫年輕人多於著名的藝術家，你知道嗎？我才剛寫了一篇關於黎仲民的，他的故事好有趣，幼年住在深水埗，往澳洲的大學讀經濟，他很討厭讀，就回來了，躲在公共圖書館裏學攝影、看漫畫，後來去讀卡通繪畫的課程……」百德把聽到的故事娓娓道來，「他把玩具製成樂器！你有見過他嗎？他真的很棒」。
他又不只寫藝術。理大事件發生時，他掛着記者證到現場，拍下過千照片，記錄另一個歷史時刻，他憶述走出校園到茶餐廳稍歇，有個女孩闖進來告訴他何處有衝突，希望他能到現場，「那時在示威現場總會有人呼喚記者到一些地方去見證、目擊事情發生」，他往女孩所指的地方走去，不料突然被幾個警察包圍，「他們對着我叫，HKID！HKID！我遞高雙手，說在背包，有人一手扯開我的頭盔，幸好我沒繫下巴的帶，他們一見到我的白髮，登時呆了，立刻就讓我離開」。
如果在黃色貼紙上寫「我愛中國」
百德用的是一部Nokia舊式電話，隨身帶着一個沉甸甸的背包，裝起手提電腦和相機。在2019年運動爆發時，他說即使不像別人埋頭在智能電話更新消息，亦會不能自拔地扭開收音機聽新聞發展，直到他察覺需要有暫停的時候，「有半年左右吧，我無法去看任何展覽，真的沒動力去看」，而且創作力盡在街頭爆發，「很多人不是藝術家，弄好了圖，在電腦印一印，就往街上貼」。這種力量，在他眼中還延續着，就算國安法佈下濃厚陰霾，力量仍未消失。「我們只是要聰明一點，其實有多少作品、展覽，你可以說它是違反國安法？如果我畫一張貼紙，上面寫我愛中國，底色是黃色，那又怎麼說？」
香港的藝術家沒有放棄以創作呼應時代，百德說容海恩也許可以去看看嚴瑞芳正展出的作品，她要求正能量、表達審美眼光，又不能顯得對國家不敬，「你看到作品裏有美麗的女子在跳舞，依容的準則都可以是剔、剔、剔、剔、剔」。
不必追問準則把線定死
他是一個在現實中樂觀的人。《理大圍城》多次臨時取消放映，他覺得不必急於現在繼續安排放映，可等事情冷卻下來再試不遲，反而建制派若多番攻擊，只會令更多人愈來愈好奇而想一看。「本來我去過現場，不想看有關這件事的電影，但現在我也想看看了。」創作總還有縫隙空間，若要向相關的管理或舉辦單位追問到有明確準則為止，把線定死，亦有點不智。M+的發展，他亦沒多擔憂。艾未未舉中指、六四照片等藏品被指不敬，仍視乎展出時策展人給予觀眾一條怎樣的脈絡去觀看，况且他還是免不了得解釋一下，艾未未舉中指並不只在中國，那是一系列的作品。太樂觀嗎？「我是覺得應該要樂觀。悲觀有什麼意思？我樂觀是因為年輕的藝術家都在做十分有趣的事。你想想，雨傘運動之後，有哪個展覽越過國安法的線？我想不起有哪個藝術家、哪個展覽刻意去說，我們不要共產黨、我們要獨立。」
評過無數展覽作品，閱讀他的文章，會發現有時談着一個展覽，又會從作品說到某本書、某首歌，某件時事，「固然是可以純粹寫藝術，但經過這幾年，藝術已經融入文化、融入政治，書寫時會與政治、社會議題相關，也是合理的吧。我發現我想寫的，是這個城市正在發生的事」。
始終保存一份良善
我們談到常在《星期日生活》發表作品的藝術家程展緯和白雙全，也常回應時事而創作，但百德以他的眼光看到，他們作品打動人的，是一份對世界的良善（kindness），「這是一個藝術家很重要的特質，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簡單，但在藝術世界或任何行業，都要面對各種壞事，他們卻始終保存一份良善，對人也好，對這座城市也好，這與做一個好或不好的藝術家無關，他們關心的總是跳出自身多一點點，藝術界存在很多自我中心的想法，你當然可以有野心，需要以此野心推自己向前，但也可能會令你成為一個混蛋」。
談藝術自由，也許亦是談處世，紅線的確就在面前，有些事的確無法做，但百德覺得，我們仍可以選擇表現出沒有放棄，「像我在巴士看到車頂有張小小的貼紙寫着Save 12，兩個月都還在那裏，我便在想，well-d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