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又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1880），以哲學故事「宗教大法官」最為矚目，上文已討論了伊凡的虛無哲學。按道理，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對手的言論，是他所反對的，偏偏「宗教大法官」成為了小說的重心，而且最為矚目。
當然，伊凡並非全錯，他預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反正沒有上帝，一切都可以做，而人有物質、求新與權力的欲望。這些欲望在沒有寬恕、拯救和審判的世界中，俘虜了人的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伊凡和「宗教大法官」的反對聲音，體現於一對師徒：佐西馬長老（Father Zosima）和阿遼沙。
阿遼沙離開伊凡後，走到長老修道室，此時佐西馬長老行將就木，對阿遼沙留下最後的指示：離開修道院，像修士般居於塵世。長老預告「你會有許多敵人，但就連你的敵人也會愛你的。生活將給你帶來許多不幸，但你會恰恰為了這些不幸而感到幸福，並且祝福生活，還使別人也祝福」。
佐西馬長老的訓言
阿遼沙將佐西馬長老的自述傳略、談話和訓言編寫下來。在訓言中，佐西馬長老的話，與伊凡恰好針鋒相對，長老認為「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別是在最近時代，但是在他們的自由裏我們看到了什麼呢，只有奴役和自殺」。這個世界只求滿足不斷增長的需要，於是，「富人方面是孤立和精神的自殺，窮人方面是妒嫉和殘殺，因為只給了權利，卻還沒有指出滿足需要的方法」。
佐西馬長老崇尚宗教信仰，追求精神的自由和快樂，他相信教士可以教育俄羅斯人民，而人民可以戰勝無神論派，但唯有上帝可以拯救俄羅斯。長老的思想帶有階級色彩，他認為人民仍然相信真理，保持信仰，承認上帝。反之，上流社會的人卻是跟隨科學，依靠自己的智慧來建設合理的生活，而不是依靠基督。長老預言「他們想建立合理的生活，但一旦否定了基督，結果必將流血遍地，因為血可以召來血，動劍的人將被劍所傷」。
眾所皆知，俄羅斯在20世紀初以所謂科學的唯物主義，加上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蘇聯，卒之成就了史太林的獨裁暴政。俄羅斯人過去並沒有走上佐西馬長老的道路，而是拐往伊凡的道路。在20世紀，長老的願望暫時好像落空了。
佐西馬長老又指出，人不能做裁判官，「沒有人能在地上裁判罪人，除非他自己覺悟到他和站在他面前的人同樣有罪，而他對站在他面前的人所犯罪行的責任，也許比任何人都要大。只有當一個人悟到了這一層的時候，他才能成為裁判官」。長老對於裁判官有甚高的道德要求。
人對於世間的惡行總感到悲憤，甚至想報復，佐西馬長老卻說要耐心忍受，「正直的人逝去了，他的光明仍將留存下來」。
佐西馬長老的訓言建基於俄羅斯的處境，帶有東正教教義和神秘主義色彩，如今看來難免也是太理想化。一些老生常談的話不夠動聽，並非雄辯滔滔，卻可能是對的真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可是伊凡的「宗教大法官」故事，比佐西馬長老的訓言更受人注視。以上就是小說第二部的尾聲。
阿遼沙的塵世生活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第三部回到中心情節，話說佐西馬長老逝世，屍身腐臭，人們議論紛紛，蜚短流長，裁判長老，而阿遼沙遵照長老遺訓，離開修道院，到塵世上去生活，他面前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當然是大哥德米特里與父親的衝突。德米特里的問題是，一方面欠了未婚妻卡捷琳娜（Katerina）一筆錢，無力奉還，另一方面和老卡拉馬佐夫一樣，愛上了放蕩女子格魯申卡（Grushenka）。德米特里無計可施，竟拿着銅杵回家，打傷了追逐德米特里的僕人格里戈里（Grigory），不幸的是，當晚老卡拉馬佐夫在家中被殺，最大嫌疑人就是德米特里……
阿遼沙的第二件事，是他認識了一班少年學生，其中伊留莎（Ilyusha）的父親曾被德米特里侮辱，所以懷恨在心，此時伊留莎患了重病，阿遼沙和另一個大概14歲的學生柯里亞（Kolya），都很關心伊留莎。柯里亞是早熟的孩子，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也不信仰上帝，他的思想呼應着伊凡。隨着角色之間的交往日深，阿遼沙、柯里亞與伊留莎一家都成為朋友。可是，伊留莎已命不久矣……
伊凡的魔鬼夢魘
德米特里本來打算與格魯申卡展開新生活，但他因涉嫌弒父被捕了。伊凡對於案情十分懷疑，他與父親的私生子斯麥爾佳科夫（Smerdyakov）3次晤面，終於他從對方口中得知真相：原來是斯麥爾佳科夫弒父。
斯麥爾佳科夫不是為了錢弒父，而是受到伊凡虛無思想的指導，斯麥爾佳科夫對伊凡說：「這的確是您教我的，因為您當時對我說了許多這類的話：既然沒有永恆的上帝，就無所謂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這話您說得很對。我就是這樣看法的。」
接着一節「魔鬼 伊凡．費多羅維奇的夢魘」中，我們知道伊凡與斯麥爾佳科夫晤面後，已經神志不清，甚至產生幻象，魔鬼對伊凡說：「什麼也不必毁滅，只要毁滅人類關於上帝的觀念就行了……所有舊的世界觀都將自然而然地覆滅，尤其是一切舊道德將全部覆滅，而各種嶄新的事物就將到來。人們將聯合起來，從生活中汲取可能的一切，但目的必須是純粹為了謀取他們在現實世界上的幸福和快樂。……人藉自己的意志和科學的力量，無限制地不斷戰勝自然，因而不斷感到高度的愉快，以致在他心目中，這種愉快終於完全取代了過去一切關於天國的愉快的嚮往。」
諸如此類的話，令伊凡十分害怕，他落入瘋狂，而斯麥爾佳科夫就上吊自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過魔鬼的幻象，說明伊凡虛無思想的破產，但似乎魔鬼的預言，正好就是20世紀至今現代人的寫照。現代人心中沒有上帝、天國、道德，就為所欲為，只求滿足物質、奇蹟與權力的欲望。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第四部以第三卷「錯判的案子」告終，顧名思義，沒有弒父的德米特里被判有罪，罰20年流放苦工。阿遼沙深信大哥無罪，甚至認可潛逃計劃。小說的結局是伊留莎的殯葬，阿遼沙與柯里亞等少年道別，並鼓勵說：「一個好的回憶，特別是兒童時代，從父母家裏留下來的回憶，是世上最高尚，最強烈，最健康，而且對未來的生活最為有益的東西。人們對你們講了許多教育你們的話，但是從兒童時代保存下來的美好、神聖的回憶也許是最好的回憶。如果一個人能把許多這類的回憶帶到生活裏去，他就會一輩子得救。」
一些相關的評說
上文只是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極簡單撮要，關於小說的評說相當多，但面對一部經典，單單閱讀文本並不足夠，我們還需要看相關解說才可理解通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方面，除了格羅斯曼（Leonid Grossman）和謝列茲涅夫（Yury Seleznev）等作者外，美國學者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的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是煌煌巨著，單單就《卡拉馬佐夫兄弟》而言，弗蘭克曾說：「俄國激進派接受了植根於東正教信仰中的俄國農民生活的道德——社會價值，但仍然拒絕接受作為那些價值來源的信仰本身，而是繼續堅持他們的無神論。這種內在矛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和最偉大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中心，作品大膽地試圖利用神義論主題來應對這個問題。」弗蘭克又稱許說：「在對基督教永恆困境的莊嚴呈現上，沒有哪個現代作家能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
弗蘭克重視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創能力，包括將個人問題，與當時重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結合起來。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意識形態和哲學背景，弗蘭克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伊萬諾夫（Vyacheslav Ivanov）、格羅斯曼、舍斯托夫（Lev Shestov）和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等俄國哲學家的著作，令他受益良多。
獨裁政治和塵世天國
俄國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and Dostoevsky），1900至1902年在《藝術世界》連載，這部書不是普通的文學傳記和批評，而是結合文學、宗教、哲學的論著。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個人全集前言中說，在寫作該書時，已認為俄國的獨裁政治，通向神權國家和塵世天國。後來，他知道獨裁制度的宗教力量，就是魔鬼的力量。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目光相當敏銳，看出獨裁政治的力量不單是塵世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歷史，教我們看清全局，永久的繁榮和持續急速發展，也可以是塵世天國的目標。
另一位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從小已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影響，重視人的自由。別爾嘉耶夫1921年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爾嘉耶夫二人世界觀的融和交錯。別爾嘉耶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一樣，不甘願寫一部文學傳記和批評著作，而是將文學放在精神領域中審視，所以他是從人、自由、惡、愛、革命、俄羅斯、大法官等主題關鍵詞出發。
此外，別爾嘉耶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一樣，了解神權政治的強權本質。別爾嘉耶夫進一步指出神權政治與基督的自由是違背衝突的。伊凡的「宗教大法官」故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神權政治的攻擊。而且，「只有拒絕謀求地上權力，基督的自由才是可能的。神權政治必然垂涎地上統治」。而敵基督的神權政治以物質與奇蹟為誘惑，要建立地上的全權王國。
除了別爾嘉耶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還有另一位俄國思想家羅贊諾夫（Vasily Rozanov），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大法官傳說》（Dostoevsky and 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就集中疏解「宗教大法官」故事。
積極的愛
天主教神學家漢斯‧昆（Hans Küng，又譯孔漢思）和文學批評家瓦爾特‧延斯（Walter Jens）合著的《詩與宗教》（Dichtung und Religion），是本文最後要引介的一部書。《詩與宗教》討論了帕斯卡爾、萊辛、荷爾德林、諾瓦里斯、齊克果、卡夫卡的著作，其中一章專門說《卡拉馬佐夫兄弟》。
漢斯‧昆的評論文章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基本上是一種積極的、行動的基督教……與破壞性的自私自利相對立的，依據耶穌，那是一種相互幫助、相互給予、相互奉獻、相互愛護、互相寬恕的基本態度。這種積極的愛的基督教使人發生改變。它不僅具有一種個人的維度，而且也具有一種政治-社會的維度。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像托爾斯泰那樣提出政治的和教育的解決方案。佐西馬長老的談話是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宣揚，這是一種既不導向新的奴役也不導向自殺的自由；是一種建立在每一個人的精神尊嚴之上的平等，是一種克服現代人的疏離和孤獨的博愛。」
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天主教有所批評，但天主教神學家漢斯‧昆的這段話，是關於《卡拉馬佐夫兄弟》要旨最簡潔的概括，短短一段話就已記下小說的重心，那就是，積極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