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知堂老人——周作人（一八八五至一九六七）在晚年時，應身處香港的曹聚仁之邀，寫成三十八萬字的回憶錄——《知堂回想錄》。貴為散文大家，周作人的回憶錄應為文壇瑰寶，但卻礙於周作人的歷史問題，導致《回想錄》的出版、刊載，一波幾折。即使等到周作人逝世之後、一九七○年在香港首次出版，同樣惹來不少問題，是否貼近周作人當初動筆之本意也成疑問。
二○一九年，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回想錄》的排印版本，根據周作人三十八萬字的手稿重新修訂，屬周作人研究以至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進程。今年牛津再隆重出版《知堂回想錄》的手稿本，完整刊印全書手稿。周作人在戰後因「漢奸」罪名入獄，但自出獄後都留在北京，雖然如此，《知堂回想錄》從當初的約稿、後來的出版，到現在牛津版的排印本和手稿本，這書都跟香港密不可分。本版有幸邀得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及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群先生，詳談《知堂回想錄》的出版故事。
林：林道群 然：亞然
然：一般讀者對於周作人這個名字，知道的可能只有幾件事。第一個認識，大概知道周作人就是魯迅周樹人的弟弟，而周作人和魯迅的關係後來破裂了；第二個認識是周作人「漢奸」的罪名，因為周作人曾經在抗戰期間參加華北偽政府，抗戰結束後給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拘捕判刑；第三個認識，周作人是現代散文大家，像胡適就說過「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又或是讀董橋的文章，董生也常常提到周作人，對周作人的文章推崇備至。這幾件事，對周作人的生命和寫作，帶來什麼影響、什麼限制？
林：時至今日，一般讀者還愛讀周作人散文，可見他的確非同一般。他散文寫得好，早見於一九二幾年的《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散文集，畢竟周氏兄弟成名於一百年前了，新文學時期魯迅周作人一出手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當年郁達夫就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魯迅周作人最豐富最偉大。
到了一九四九年後，人在美國的胡適還一再跟陳之藩說，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了。你說的沒錯，一九二三年兩兄弟失和、抗日時期一九三九年周作人加入汪政權成為落水文人，的確至今仍然未有公論。比其兄長，知堂老人長壽得多，壽則多辱，一九六七年終究沒能熬過「文革」。而今作者過身逾五十年，著作版權開放，這幾年他的書有各種各樣的版本，說周作人是現代散文大家，一點都不為過，他近三十本散文集至今讀來仍津津有味。差不多十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過《周作人譯文全集》十一卷，洋洋大觀，他翻譯希臘日本文學，成就非凡，不遜色於他的創作。牛津前年先整理出版《知堂回想錄》排校本，現在又印行手稿本，卻是因為特別的因緣。
連載出版一波三折
然：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二○一九年出版了七百多頁的排印本，到最近再出版了完整的手稿本。實際上，《知堂回想錄》在一九六二年寫完，而周作人亦在一九六七年文革的時候逝世。在周作人去世之後，《回想錄》要等到一九七○年的時候，才在香港由三育圖書公司出版。周作人寫回憶錄，最初是由香港的曹聚仁約稿所促成，亦曾經希望在羅孚所編、香港的《新晚報》上連載，以為周作人提供稿費。但無論是《回想錄》的連載、出版等，都好像一波三折，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林：《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最後也可以說最重要的一部書，成書和出版的確是一個傳奇，尤其這是一個前前後後都發生在香港的故事，甚至時至今天，在我們今次的訪談中，依然有重要的新材料可以一說。
出版《回想錄》手稿本肯定有助周作人研究。事實上，書剛剛印好，我已接到研究周氏兄弟幾十年的中大榮休教授陳勝長老師短訊說，「藥堂談往」手稿的出版解決了困擾他多年的問題。手稿原題「藥堂談往」，全稿用毛筆一直寫到最後第五六三頁，仍然叫「藥堂談往」，署名「豈明」，分四卷二百零七篇。牛津這次封面上特別保留了「藥堂談往」這個原題。
說起來《回想錄》的傳奇故事，最早披露出來應該是一九八七年香港出版的朱魯大《近代名人逸聞》一書，有關《回想錄》在《新晚報》連載一個月被腰斬、《南洋商報》連載十個月、《海光文藝》連載未成、《朝日新聞》日譯出版未果、三育初版一面世隨即全面回收、聽濤初版、三育再版等等，多年來經各方面的補充和發酵，最翔實的，可參見牛津版所附曹景行根據父輩曹聚仁留存材料整理的文章，這次手稿本所附周作人長孫周吉宜提供的材料也同樣彌足珍貴。
「藥堂談往」到「知堂回想錄」
然：從手稿本裏看到，周作人的書名是「藥堂談往」，為何最後卻不以此作書名？
林：書名「知堂回想錄」而不用「藥堂談往」，的確需要說明一下，牛津手稿本所附周吉宜文章，作了很詳細的解說。知堂老人在「藥堂談往」這個書名下寫了兩年，每寫幾頁，便給香港寄去。與至今未公開的周作人日記對照可知，著者在手稿右上角寫有書名「藥堂談往」的，便是每次郵寄稿件去香港時的首頁。
其間曹聚仁一再建議改書名為「回憶錄」，直到就要完成全稿時，老人才說：「此稿擬或易名『知堂回想錄』，抑或仍舊，請代一酌定之。」意思是說未來書名可以改為「知堂回想錄」，但保持原名「藥堂談往」仍是自己的意願，現存資料中未見曹聚仁關於書名的直接答覆，但此後雙方信件中，知堂老人的確不再用「藥堂談往」而改稱「回想錄」，而曹先生仍一直稱以「回憶錄」——周吉宜認為僅剩的這一字之差，對雙方似乎仍然很重要。牛津手稿版可以做的是，把「藥堂談往」作為小題，用作者同意的「知堂回想錄」作為正式書名。
然：當時無論是報紙上連載的計劃，抑或是在三育出版社出版，稿件的目的地都是香港。這些手稿，當年從北京是如何寄到香港？
林：這個問題有點意思。如前所說，知堂老人寫作時以為香港報紙急於連載，隨寫隨寄便於報社發稿，這樣也可及時得到稿費。每寄新稿都會在新稿右上角題寫一次「藥堂談往」，改用新稿紙（全書用了五種不同的稿紙），每頁字數有變也會簡單說明。我數了，總共寄了八十八次稿。我說的香港因緣見效，這些送稿都藉當年《大公報》駐北京的辦事處轉送，否則怕沒那麼幸運稿件能全部順利寄到香港。
周作人無緣見證付梓
然：周作人從完稿到逝世的一刻，文章是否都未曾以任何形式出版過？
林：人在香港的曹聚仁跟知堂老人約寫回憶錄，寫了很多信，一九六○年老人終於同意動筆，你看到這部毛筆手稿不能不驚訝，三十八萬字的蠅頭小楷啊，寫足兩年到一九六二年底，的確仍然一字也發表不出來。一九六四年《新晚報》終於開始連載，也只維持一個月即被腰斬中止，羅孚寫過一篇〈回想《知堂回想錄》〉記述與此相關的事。那時文革已愈來愈近，老人應該無緣見過鉛字印刷版報紙。到了一九七○年《回想錄》終於在香港出版，是時知堂老人已辭世三年，意料不及的是書一面世，又受到北京的壓力。
《知堂回想錄》上下兩冊一九七○年五月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初版，因為書前「原件複製」了一封四頁紙的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札，觸犯了政治禁忌，書一面世被迫全面回收，撕下該信後重新裝訂，後來分別有三育單卷本、聽濤出版社兩卷本流傳於世。後來《周曹通信集》重新編入被撕毁的信，前年牛津排校本也據此重新刊出該信。
今天我受周吉宜所託在此要糾正說明的是：曹聚仁當年的「原件複製」信札並非原件複製。事關早年的影相製版技術有限，其中第三頁第一行還不幸的被製版手民把「也想不出有這樣的人。」裁成「也想不出有這樣的，」，因為標點符號留着，只裁去逗號前面的一個字，研究者一直都未注意到。
手稿三遇貴人保管六十年
然：二○一九年出版的牛津排印本，和早期三育版有什麼分別？重要性在哪裏？
林：牛津版《回想錄》和三育版的區別，可參見書中附錄曹景行、周吉宜、校勘者五度諸位幾篇說明文章。長話短說，曹聚仁當年收到《回想錄》手稿後，從一開始就想保留手稿的完整乾淨，每一頁都花錢找人抄寫才送去排版。雖然曹先生親自承擔校對，但因年事已大，「年老衰殘，精神不濟，伏案校對，腹痛如割」。也就是說，主要是校勘者校訂了不少排校的錯別字。當然畢竟過了幾十年，周作人研究在這些年的確有不少新的發現，牛津版書前附錄的幾十張圖片、書末附錄周作人寫於一九四九年的一封長信、許寶騤的題詞等等，這些都是當年三育版不可能有的重要文獻資料。
然：《回想錄》由寫成到現在二○二一年，手稿本才能出版。整部書三十幾萬字，這麼大部頭能夠有完整的手稿，是否很罕見？當初能夠保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即然保留了，為何中間又要隔這麼長的時間才能面世？
林：《知堂回想錄》不止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六十年來，三遇貴人的悉心呵護，無驚無險。相比於《回想錄》於一九七○年五月由香港三育圖書公司初版的艱辛曲折，而今得以回到香港得以原貌面世，算是功德圓滿。
當年《回想錄》既已面世，曹聚仁得以放下十年牽掛後，把手稿交託給《新晚報》老總羅孚保存，其後羅孚被羈留北京十年，劫後餘生，回到香港，保存手稿二十五年後，一九九三年決定把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時光荏苒，而今又過了三十個寒暑，在周吉宜和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協助下，《回想錄》全部手稿，現在都回到香港，完整無缺的原色刊印出來了。
曹、羅兩位老先生，悉心保存手稿，可以看作是老一輩人的互相信任和愛護，相信直至到羅先生捐出手稿，他們都沒有想過手稿有公開出版的今日。九十年代後，既然手稿已歸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周作人研究始終因為「落水」這個歷史問題，跟魯迅研究的待遇差天共地，若不是周作人後人的努力，以及香港這一塊特別行政區，也許還要再等更長的時間。
然：最後，想問一下牛津版的手稿本和排印本，兩本書的封面，都有一幅小畫，你為什麼偏愛這幅小畫？
林：這好像是一個小秘密，或者說是隱藏的一個語碼。這幅小畫三育版已經印在封面上，我一直覺得好奇，有回讀《周曹通信集》，忘了是一集還是二集，發現這畫原來是知堂老人自己畫在信箋上的，如獲至寶，遂沿用印在牛津排校版和手稿本封面上。周吉宜說牛津的版本最貼近著者的本意，除了正體字豎排，盡量保存了曹聚仁羅孚等先生的努力，也許也包括了這些微小的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