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視達人}Sisi 讀人類學看疫下維園 與外傭同坐同舞

文章日期:2021年05月09日

【明報專訊】每個周日,Sisi(楊思思)都會到維園與外傭一同聊天、跳舞,她記得第一次到這裏,是年頭2人限聚令實行時,看到大草地坐了不少人,走到外傭中間才發現,原來常被政客批評的所謂「聚集」,都是兩人一組坐,地上還有一些工會自製的1.5米距離長紙板。她曾遇見保安覺得這樣還不夠,拖動地上的背包,說背包也要隔1.5米距離,在她與朋友介入下才作罷。修讀人類學碩士的Sisi研究疫情下外傭與維園管理者之間的關係,過去4個月作田野考察,亦聽過工人姐姐跟她說使用草地時受到差別對待。歧視總是細微的,而人建立理解信任的過程也是。問Sisi有什麼心得,她說與席地而坐的外傭說話時,「我覺得姿態很重要,一定要蹲下來,不可以站着跟她們講話」。官員下令外傭強制檢測造成維園大排長龍;審視強制打針時特首才說會着下屬了解相關組織的意見,可有這女生的簡單心思?

Sisi來自上海,「我2019年時自己一個人來香港旅行,很喜歡這個地方,也認識了我的男朋友,他是香港人」。去年8月再度來港,她延遲了修讀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的碩士課程,先到中大讀人類學,「我覺得(香港)給我很多觸動吧,當時本科快畢業,覺得如果能夠來了解一下香港,並且可以跟男朋友生活一段時間,也是很好」。

公園共融一景 留下深刻印象

最初印象,是上環荷李活道公園一景,「裏面有幾個亭子,這個亭子一群白人剛剛跑完步在喝水休息;另一個亭子是本地香港大爺在下象棋,還搧着摺扇在那邊討論;旁邊是戴着頭巾的穆斯林女士在野餐,躺在座椅上或地上」。嘩,她心想,「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畫面,當時覺得是香港多元及文化共融的一個象徵吧,來香港讀書後,看到外傭周日在一些公共空間裏面聚會、休息,我對這現象蠻感興趣」。

她傳電郵給支援外傭組織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申請做義工,不過陌生人相遇,還是讓她內心醞釀各種「小劇場」,「她們邀請我坐在地上時,我心裏有一點點猶豫,因為她們從自己的墊子上站起來讓座位給我,我就想是不是他們出於客氣,萬一我坐了,她們沒有座位怎麼辦,可是立馬又想,如果我不坐,她們會不會覺得我看不起他們?」她終究坐下來了,發現外傭都準備好一卷膠墊,隨時可攤出一張靈活設座,還熱情奉上食物,「後來有一個姐姐跑過來跟我說,Good! I love you, because you eat everything!」

同跳Zumba,她都有一番掙扎:「我第一次跳,跳得還蠻好,哈哈,有一個姐姐就拉着我說到前排來,我就覺得她們平時沒有什麼機會出來跳舞,我會不會搶掉她們的風頭之類的,但後來發現想太多,如果記得住動作,跳得比較好,應該站到前排,不會跳的人就可以看着你跳,後來跳舞就變成責任,她們會說『Sisi快點來跳舞』,如果我中間休息,她就說『快回來』,因為發起跳舞是工會的人,有人先跳才會有人加入。」

初到香港生活先隔離14天,讓Sisi失去循序漸進適應環境的機會,終於可外出時,去一趟超級市場都滿心惶恐,她說想起很搞笑,「超市裏基本上不需要說什麼話啊,就是說『唔該、畀個袋我吖、唔使袋、畀現金』,但我當時特別緊張」;不敢到茶記叫餐「打大佬」,先到大快活點個B02餐,「有一個點單的人每次都聽錯,回到家我就好沮喪,為什麼連說一個數字別人都聽不懂?我的廣東話就這麼糟糕嗎?」她笑,「後來才發現那個人聽力不太好」。

同為外來者 理解外傭處境

男友曾提醒她在外面別說普通話,她也怕自己被認出不是香港人,後來沒有遇上歧視,令她不再那麼誠惶誠恐,但亦因此很理解外傭的處境,「有一個姐姐說從來沒有離開過港島,去過一次元朗就再也不敢去了,她迷路了很害怕,打電話給朋友說怎麼辦,找不到路。路標看不懂,問路也問不到,在一個未知的環境當中,沒有說對方的語言,其實是很不安、很恐懼的事情」。

Sisi現在會與香港朋友一起教外傭講廣東話。但她說來氣憤,「有一次我想她們看到我的嘴形,把口罩拿下來一下,正好有勞工處的一群人,他們每次都一群人過來舉着橫幅,拉着擴音器播放要保持距離,一個男人邊走邊這樣」,她說着敏捷地從維園球場邊的幾級長椅跳下來,仰着頭向下望,威風地指向我,「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就這樣指着我,我心裏很生氣,一般情况下我就會跟他對抗,啊你什麼態度啊,你這什麼意思我不懂,但不想給其他人帶來麻煩,就沒有作聲」。

她已很熟悉康文署、勞工處、保安如何來巡。聽過印尼工人說曾在草地上跳舞,被保安要求戴口罩,便指着旁邊踢球的人問,為何不也管他們?保安因此算數。亦曾有保安在同類情况回答姐姐,踢球的人有permission,姐姐轉身一問那踢球的白人男子,他卻老實答沒拿permission,保安隨即退場。Sisi轉述外傭一句話,we need to be strong, we need to fight all the time! 可她亦觀察到,很多時候外傭會與保安打關係,不斷說「唔該晒」、「你真係好人」來面對衝突場面,「有姐姐說,我們不能像你這樣正面去跟他們爭論,因為如果爭論的話,最後可能要報警,警察來會看我們的ID,他看到上面有W,知道我們是外傭,會對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公、私領域間的角色 引發焦慮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1月時提出周末推行外傭禁足令,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拒絕,稱不能禁止外傭離開工作場所,即僱主的家,但Sisi留意到勞工處1月底卻呼籲外傭留在「家」中。她認為外傭周末聚會引起香港社會的焦慮,與她們的工作在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模糊有關,「我們把公領域和私領域分得很清楚,家就是隱私、親密的場地,家外面的事情就是公共的,傳統的性別分工就是女性負責家務,現在這些家務被外包(判)了,由異國外來者進入私領域,在親密的家庭環境當中,以計算工資、時間的方式來運作,變成像從公領域突破進了私領域,形成一定的緊張和威脅,她們本身的身分也很模糊,明明是家裏外來的人,卻承擔着最親密的工作,如給孩子洗澡、為家人做飯。所以僱主會對這個外來者很焦慮,也會說怕她們在外面做的事情污染到家庭」。

羅致光4月底被問及為何僱主沒被要求接受檢測時,說僱主「風險相對較低」,Sisi質疑:「你想想,其實大家同處一個屋簷下,僱主每天去搭地鐵上班,外傭每天待在家裏,僱主接觸到的人從機率上肯定比外傭多啊,但他們會把外傭視為感染的風險來源,卻不把自己視為來源,這不是一個科學意義上的風險,而是心理距離上的,覺得她是外人,又跟我處於很親密的空間裏。」她圍繞維園的長龍舉牌抗議,要求檢測及注射疫苗政策「不要歧視」,有外傭看到即說,「我們已經被歧視了」,「我反應不到,覺得很難過」,她知道有穆斯林工人因齋戒月早上4時至晚上7時不能進食,「她那天早上3點半起牀,吃一點東西,再睡到6點起來,先把家務做好,6點半出發,大概8點半到這邊,等到中午的11點多才做到檢測」。

「像我剛才說的文化共融,好像沒有很融,雖然在同一個地方看到不同的人,但他們之間未必有交流」,她說住下來的日子久些,不怎麼喜歡去上環,「因為那個階層分配很明顯,你能看到所有的消費者都是外國人,送外賣的都是南亞裔人,在路上推車打掃都是年紀比較大的香港本地人,那個感覺讓我很不舒服」,她倒提起油麻地的駿發花園,不因「文青」地留戀電影中心,是因為那裏的廣場,「有很多不同族裔的小朋友在那邊玩耍,小朋友,我就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席地而坐是髒?

何君堯1月則建議過,外傭席地而坐,不如把一些空置單位或校舍改成服務中心,「總比讓這些物業投閒置散,要外傭在街上流離浪蕩好」。這坐在地上被視為「流離浪蕩」的想法,引發Sisi以論文研究一些人眼中外傭即使鋪好墊子,坐地就是「髒」,到底怎麼回事。「我坐在墊上跟她們聊天,聊了一個小時之後,發現因為把腳放在地墊外,我穿的白色鞋沾上草地的泥而髒掉了,然後才看到原來她們都把鞋脫掉才坐在墊上,為什麼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可以脫鞋呢?我們身體的一些習慣,其中已經包含了社會文化的一些觀念。」她訪問印尼組織領導人Eni,「她說我們東南亞人就喜歡坐在地上,一些餐廳會有非常豪華的地氈,上面擺精緻的矮桌,大家都習慣坐在地上。如果開放一些空間給她們,她們也願意,但她覺得要有一些前提,比如不要強迫她們坐在椅上,坐椅子上在我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她們來說可能就是一種強迫。這個姿勢本身只是不同的習慣而已,在這邊卻被賦予一個高低的含意,坐在地上是很不完美很可憐的行為,但對她們來講並不是」。

所謂「髒」,也可指向不符合秩序的情况,「尤其在香港這樣一個很現代、很『文明』、很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我們身處的空間都是被規定好的,像外傭坐在街上、路上,是一個突破大家腦中規定的行為:馬路是用來走的,要讓人和物品快速通過,她們突破了這種規定,就坐在那個地方」。髒,也許來自我們對空間的理解並不相同。Sisi提及有香港朋友跟她說,「他之前也覺得姐姐坐在路上很髒,但佔中之後,當自己坐在馬路上、在路上架帳篷,去改變這個空間慣常的定義時,他的想法有一種轉變」。

上人類學的課,她學會人難免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像在地鐵3秒鐘之內決定坐在誰的旁邊,一個年輕女性、一個老年女性、一個男人,老師會問你坐在誰旁邊,如我說會坐在年老女性旁邊,理由是她比較安靜,其實這些都是stereotype。老師就說,承認吧,我們每一個人都是racist、sexist,要承認自己是這樣的人,但在看一個人的時候,學會退後一步想一想,我為什麼會這麼想、是不是有別的可能。如看到一個白人女性走在街上大搖大擺、撞到旁邊的人都不道歉,一路衝過去,第一反應可能覺得她就是white woman,很privileged,根本不在乎旁邊的人,但也可以退後想想,會不會是她出了什麼急事」。

一個練習,對政治人物、官員,大家都適用,「我們有一份功課是在地鐵上觀察一個人的衣著,然後用你自己的想法解釋他為什麼要這麼穿,例如穿粉紅色的衣服,是不是因為想顯示自己很可愛?想完之後,再想出另外幾個可能性來解釋這件事情」。

當Sisi走進維園的外傭之間,才了解她們三三兩兩一群,並不全部互相認識,不能因同一膚色族裔,就斷定所有人是共同聚會:有的曾因僱主沒收手機、沒給足夠食物等苛待,逃出來遇上另一名外傭,才接觸到工會,在維園從被助者變成助人者;有的守在帳篷外,僱主對她很好,帳篷也是僱主送的,但她轉贈給睡在裏面的朋友,因朋友工作的家庭沒為她安排一間房,就送她一所維園的周末房間好好歇息;又一個女孩總是獨坐,她個性不喜社交,告訴Sisi來這裏只為像在自己國家一樣,有回到所屬社群的感覺。

其實我不喜歡「姐姐」這個詞……

年輕外傭1997年生,與Sisi同年,記者想想,其實她不是工人姐姐,是妹妹。「對,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姐姐』這個詞,用性別來指稱一個工作的種類,就像在醫院叫姑娘,可是香港很多護士都是男的。但因為必須去交流,只能用大家最常用的方式而已。」她說正式而言,一般也避免稱外傭為helper,「雖然很常用,但這讓她們不被看作是正經的工作,也沒享有跟其他工人一樣的權益;而說foreign,他們比我卻在香港生活更久,所以我會稱migrant domestic worker」。

Sisi留港未足1年,卻告訴我許多我從不知道的事,只因她自然地搭一句話,跳一支舞,和不間斷地與人用心相處了解,她說仍會每個周日到維園。攝記聽她因為什麼都吃被大讚,輕輕說,「其實她們本身也很簡單」,我加一句,「也許人與人相處本身就簡單?」Sisi則說她的小劇場:「可能很多時候只是我們自己腦海中想像的一些隔閡,隔閡更多是來自我這邊,她們並沒有,一直是很歡迎的態度。」最初覺得香港什麼都好,問她現在對這個城市的感覺可有變?「我是覺得,不是只有一個香港,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香港,可能同處於這個地方的人,經歷跟故事完全不一樣,他們的世界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文˙ 曾曉玲

{ 圖 } 鍾林枝、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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