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每個周日，Sisi（楊思思）都會到維園與外傭一同聊天、跳舞，她記得第一次到這裏，是年頭2人限聚令實行時，看到大草地坐了不少人，走到外傭中間才發現，原來常被政客批評的所謂「聚集」，都是兩人一組坐，地上還有一些工會自製的1.5米距離長紙板。她曾遇見保安覺得這樣還不夠，拖動地上的背包，說背包也要隔1.5米距離，在她與朋友介入下才作罷。修讀人類學碩士的Sisi研究疫情下外傭與維園管理者之間的關係，過去4個月作田野考察，亦聽過工人姐姐跟她說使用草地時受到差別對待。歧視總是細微的，而人建立理解信任的過程也是。問Sisi有什麼心得，她說與席地而坐的外傭說話時，「我覺得姿態很重要，一定要蹲下來，不可以站着跟她們講話」。官員下令外傭強制檢測造成維園大排長龍；審視強制打針時特首才說會着下屬了解相關組織的意見，可有這女生的簡單心思？
Sisi來自上海，「我2019年時自己一個人來香港旅行，很喜歡這個地方，也認識了我的男朋友，他是香港人」。去年8月再度來港，她延遲了修讀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的碩士課程，先到中大讀人類學，「我覺得（香港）給我很多觸動吧，當時本科快畢業，覺得如果能夠來了解一下香港，並且可以跟男朋友生活一段時間，也是很好」。
公園共融一景 留下深刻印象
最初印象，是上環荷李活道公園一景，「裏面有幾個亭子，這個亭子一群白人剛剛跑完步在喝水休息；另一個亭子是本地香港大爺在下象棋，還搧着摺扇在那邊討論；旁邊是戴着頭巾的穆斯林女士在野餐，躺在座椅上或地上」。嘩，她心想，「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畫面，當時覺得是香港多元及文化共融的一個象徵吧，來香港讀書後，看到外傭周日在一些公共空間裏面聚會、休息，我對這現象蠻感興趣」。
她傳電郵給支援外傭組織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申請做義工，不過陌生人相遇，還是讓她內心醞釀各種「小劇場」，「她們邀請我坐在地上時，我心裏有一點點猶豫，因為她們從自己的墊子上站起來讓座位給我，我就想是不是他們出於客氣，萬一我坐了，她們沒有座位怎麼辦，可是立馬又想，如果我不坐，她們會不會覺得我看不起他們？」她終究坐下來了，發現外傭都準備好一卷膠墊，隨時可攤出一張靈活設座，還熱情奉上食物，「後來有一個姐姐跑過來跟我說，Good! I love you, because you eat everything!」
同跳Zumba，她都有一番掙扎：「我第一次跳，跳得還蠻好，哈哈，有一個姐姐就拉着我說到前排來，我就覺得她們平時沒有什麼機會出來跳舞，我會不會搶掉她們的風頭之類的，但後來發現想太多，如果記得住動作，跳得比較好，應該站到前排，不會跳的人就可以看着你跳，後來跳舞就變成責任，她們會說『Sisi快點來跳舞』，如果我中間休息，她就說『快回來』，因為發起跳舞是工會的人，有人先跳才會有人加入。」
初到香港生活先隔離14天，讓Sisi失去循序漸進適應環境的機會，終於可外出時，去一趟超級市場都滿心惶恐，她說想起很搞笑，「超市裏基本上不需要說什麼話啊，就是說『唔該、畀個袋我吖、唔使袋、畀現金』，但我當時特別緊張」；不敢到茶記叫餐「打大佬」，先到大快活點個B02餐，「有一個點單的人每次都聽錯，回到家我就好沮喪，為什麼連說一個數字別人都聽不懂？我的廣東話就這麼糟糕嗎？」她笑，「後來才發現那個人聽力不太好」。
同為外來者 理解外傭處境
男友曾提醒她在外面別說普通話，她也怕自己被認出不是香港人，後來沒有遇上歧視，令她不再那麼誠惶誠恐，但亦因此很理解外傭的處境，「有一個姐姐說從來沒有離開過港島，去過一次元朗就再也不敢去了，她迷路了很害怕，打電話給朋友說怎麼辦，找不到路。路標看不懂，問路也問不到，在一個未知的環境當中，沒有說對方的語言，其實是很不安、很恐懼的事情」。
Sisi現在會與香港朋友一起教外傭講廣東話。但她說來氣憤，「有一次我想她們看到我的嘴形，把口罩拿下來一下，正好有勞工處的一群人，他們每次都一群人過來舉着橫幅，拉着擴音器播放要保持距離，一個男人邊走邊這樣」，她說着敏捷地從維園球場邊的幾級長椅跳下來，仰着頭向下望，威風地指向我，「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就這樣指着我，我心裏很生氣，一般情况下我就會跟他對抗，啊你什麼態度啊，你這什麼意思我不懂，但不想給其他人帶來麻煩，就沒有作聲」。
她已很熟悉康文署、勞工處、保安如何來巡。聽過印尼工人說曾在草地上跳舞，被保安要求戴口罩，便指着旁邊踢球的人問，為何不也管他們？保安因此算數。亦曾有保安在同類情况回答姐姐，踢球的人有permission，姐姐轉身一問那踢球的白人男子，他卻老實答沒拿permission，保安隨即退場。Sisi轉述外傭一句話，we need to be strong, we need to fight all the time! 可她亦觀察到，很多時候外傭會與保安打關係，不斷說「唔該晒」、「你真係好人」來面對衝突場面，「有姐姐說，我們不能像你這樣正面去跟他們爭論，因為如果爭論的話，最後可能要報警，警察來會看我們的ID，他看到上面有W，知道我們是外傭，會對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公、私領域間的角色 引發焦慮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1月時提出周末推行外傭禁足令，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拒絕，稱不能禁止外傭離開工作場所，即僱主的家，但Sisi留意到勞工處1月底卻呼籲外傭留在「家」中。她認為外傭周末聚會引起香港社會的焦慮，與她們的工作在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模糊有關，「我們把公領域和私領域分得很清楚，家就是隱私、親密的場地，家外面的事情就是公共的，傳統的性別分工就是女性負責家務，現在這些家務被外包（判）了，由異國外來者進入私領域，在親密的家庭環境當中，以計算工資、時間的方式來運作，變成像從公領域突破進了私領域，形成一定的緊張和威脅，她們本身的身分也很模糊，明明是家裏外來的人，卻承擔着最親密的工作，如給孩子洗澡、為家人做飯。所以僱主會對這個外來者很焦慮，也會說怕她們在外面做的事情污染到家庭」。
羅致光4月底被問及為何僱主沒被要求接受檢測時，說僱主「風險相對較低」，Sisi質疑：「你想想，其實大家同處一個屋簷下，僱主每天去搭地鐵上班，外傭每天待在家裏，僱主接觸到的人從機率上肯定比外傭多啊，但他們會把外傭視為感染的風險來源，卻不把自己視為來源，這不是一個科學意義上的風險，而是心理距離上的，覺得她是外人，又跟我處於很親密的空間裏。」她圍繞維園的長龍舉牌抗議，要求檢測及注射疫苗政策「不要歧視」，有外傭看到即說，「我們已經被歧視了」，「我反應不到，覺得很難過」，她知道有穆斯林工人因齋戒月早上4時至晚上7時不能進食，「她那天早上3點半起牀，吃一點東西，再睡到6點起來，先把家務做好，6點半出發，大概8點半到這邊，等到中午的11點多才做到檢測」。
「像我剛才說的文化共融，好像沒有很融，雖然在同一個地方看到不同的人，但他們之間未必有交流」，她說住下來的日子久些，不怎麼喜歡去上環，「因為那個階層分配很明顯，你能看到所有的消費者都是外國人，送外賣的都是南亞裔人，在路上推車打掃都是年紀比較大的香港本地人，那個感覺讓我很不舒服」，她倒提起油麻地的駿發花園，不因「文青」地留戀電影中心，是因為那裏的廣場，「有很多不同族裔的小朋友在那邊玩耍，小朋友，我就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席地而坐是髒？
何君堯1月則建議過，外傭席地而坐，不如把一些空置單位或校舍改成服務中心，「總比讓這些物業投閒置散，要外傭在街上流離浪蕩好」。這坐在地上被視為「流離浪蕩」的想法，引發Sisi以論文研究一些人眼中外傭即使鋪好墊子，坐地就是「髒」，到底怎麼回事。「我坐在墊上跟她們聊天，聊了一個小時之後，發現因為把腳放在地墊外，我穿的白色鞋沾上草地的泥而髒掉了，然後才看到原來她們都把鞋脫掉才坐在墊上，為什麼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可以脫鞋呢？我們身體的一些習慣，其中已經包含了社會文化的一些觀念。」她訪問印尼組織領導人Eni，「她說我們東南亞人就喜歡坐在地上，一些餐廳會有非常豪華的地氈，上面擺精緻的矮桌，大家都習慣坐在地上。如果開放一些空間給她們，她們也願意，但她覺得要有一些前提，比如不要強迫她們坐在椅上，坐椅子上在我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她們來說可能就是一種強迫。這個姿勢本身只是不同的習慣而已，在這邊卻被賦予一個高低的含意，坐在地上是很不完美很可憐的行為，但對她們來講並不是」。
所謂「髒」，也可指向不符合秩序的情况，「尤其在香港這樣一個很現代、很『文明』、很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我們身處的空間都是被規定好的，像外傭坐在街上、路上，是一個突破大家腦中規定的行為：馬路是用來走的，要讓人和物品快速通過，她們突破了這種規定，就坐在那個地方」。髒，也許來自我們對空間的理解並不相同。Sisi提及有香港朋友跟她說，「他之前也覺得姐姐坐在路上很髒，但佔中之後，當自己坐在馬路上、在路上架帳篷，去改變這個空間慣常的定義時，他的想法有一種轉變」。
上人類學的課，她學會人難免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像在地鐵3秒鐘之內決定坐在誰的旁邊，一個年輕女性、一個老年女性、一個男人，老師會問你坐在誰旁邊，如我說會坐在年老女性旁邊，理由是她比較安靜，其實這些都是stereotype。老師就說，承認吧，我們每一個人都是racist、sexist，要承認自己是這樣的人，但在看一個人的時候，學會退後一步想一想，我為什麼會這麼想、是不是有別的可能。如看到一個白人女性走在街上大搖大擺、撞到旁邊的人都不道歉，一路衝過去，第一反應可能覺得她就是white woman，很privileged，根本不在乎旁邊的人，但也可以退後想想，會不會是她出了什麼急事」。
一個練習，對政治人物、官員，大家都適用，「我們有一份功課是在地鐵上觀察一個人的衣著，然後用你自己的想法解釋他為什麼要這麼穿，例如穿粉紅色的衣服，是不是因為想顯示自己很可愛？想完之後，再想出另外幾個可能性來解釋這件事情」。
當Sisi走進維園的外傭之間，才了解她們三三兩兩一群，並不全部互相認識，不能因同一膚色族裔，就斷定所有人是共同聚會：有的曾因僱主沒收手機、沒給足夠食物等苛待，逃出來遇上另一名外傭，才接觸到工會，在維園從被助者變成助人者；有的守在帳篷外，僱主對她很好，帳篷也是僱主送的，但她轉贈給睡在裏面的朋友，因朋友工作的家庭沒為她安排一間房，就送她一所維園的周末房間好好歇息；又一個女孩總是獨坐，她個性不喜社交，告訴Sisi來這裏只為像在自己國家一樣，有回到所屬社群的感覺。
其實我不喜歡「姐姐」這個詞……
年輕外傭1997年生，與Sisi同年，記者想想，其實她不是工人姐姐，是妹妹。「對，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姐姐』這個詞，用性別來指稱一個工作的種類，就像在醫院叫姑娘，可是香港很多護士都是男的。但因為必須去交流，只能用大家最常用的方式而已。」她說正式而言，一般也避免稱外傭為helper，「雖然很常用，但這讓她們不被看作是正經的工作，也沒享有跟其他工人一樣的權益；而說foreign，他們比我卻在香港生活更久，所以我會稱migrant domestic worker」。
Sisi留港未足1年，卻告訴我許多我從不知道的事，只因她自然地搭一句話，跳一支舞，和不間斷地與人用心相處了解，她說仍會每個周日到維園。攝記聽她因為什麼都吃被大讚，輕輕說，「其實她們本身也很簡單」，我加一句，「也許人與人相處本身就簡單？」Sisi則說她的小劇場：「可能很多時候只是我們自己腦海中想像的一些隔閡，隔閡更多是來自我這邊，她們並沒有，一直是很歡迎的態度。」最初覺得香港什麼都好，問她現在對這個城市的感覺可有變？「我是覺得，不是只有一個香港，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香港，可能同處於這個地方的人，經歷跟故事完全不一樣，他們的世界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