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本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信息，仇恨言論和謊言」。發表言論前一天，利君雅接獲不獲續聘通知，加上近日港台在其YouTube頻道刪除大批「敏感」節目，立法之聲隨即引起新聞自由進一步受打壓的憂慮。另邊廂，有人卻覺得唔使驚，大條道理指好多民主國家都有相關法例。學者李立峯指出各國法例之訂定都有其特定歷史原因，且細節各異，難一概而論。學者李文和曾姿穎則參考浸大事實核查中心實際工作，引述外國例子，指出立法不只是有與無之別，當中涉及很多細節——真假點界定？誰負責判別？誰要為指控負責？判罰的緩衝與罰則，要通盤仔細考量。
假新聞定義 針對事實陳述
新聞系研究助理教授曾姿穎拋磚引玉，先行解釋「假新聞」在學術層面上的定義：
一、含有虛假成分的錯誤資訊。
二、帶惡意動機，造成傷害的惡意誤導。如不是出自惡意，則不會被歸類為假新聞，而是misinformation（錯誤資訊）。
三、以新聞形式發布，其他的則會被歸類為disinformation（虛假資訊）。
她補充：「但判決不是咁容易，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研究團隊另一成員、同系專業應用副教授李文是浸大事實核查中心的聯席主任，每天工作包括檢視和判別大量社交平台上流傳的疑似虛假資訊。他認為理論框架簡單清晰，但現實呈現的方式卻千變萬化，很難有清晰界線。他舉例，攙雜了虛假內容的真實資訊、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標題黨」，和包裝成具知名度的媒體發放的假信息。他續指，比如以諷刺或搞笑為目的之虛構內容，寫得太精彩而令人信以為真，嚴格定義上不算造成傷害，即使動機並非惡意，其實都有問題。
雖然形式多元，他認為「假新聞」的定義卻有一項原則應該執緊──必須是表達事實的內容。「因為這才有標準。假如是觀點、意見，或所謂分析，怎還能判斷真偽？」浸大事實核查中心亦以此作為篩查門檻，「不屬於事實類的，我們就不count」。
宜聚焦事實陳述
李文舉出新加玻於2019年通過的《防止網絡假信息及網絡操縱法》解釋，指法例將假信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揑造信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他指新加坡政府的確以此作為否認打壓新聞自由的辯護理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則提醒要小心細節，當局對假新聞的定義除了事實的真偽（fact that is false），同時包含「誤導性」資訊（fact that is misleading），「指控誤導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還牽涉判斷。開放社會的確可以批評一種表達是不是誤導，framing是否公平，可以爭論，但那不是客觀的分辨。兩張相都可能是真，指控不公平和指控假新聞完全是兩回事」。
誰來判斷真假？
新加坡──政府部門
假新聞法若只針對事實的陳述，對新聞自由的打擊是否已相對有限？李文反問：「但問題是，誰來判斷fact是真是假？」他指新加坡交由政府官員判定陳述的真偽，引起很大爭議。「首先，政府官員的判斷是不是qualified？二來，判斷的過程會否涉及徇私，行使政治考慮？會不會專門針對反對黨的內容，打壓異己？」問到怎樣的處理較理想，李文認為若然司法制度有保證，交由法庭裁決必然比政府官員判別好，可避免政治因素，「但如果司法獨立存疑，大家就會問，兩者有什麼分別？」
德國──社交媒體公司
德國的相關法例則先將判斷的責任交予社交媒體公司。李文指，德國的《社交網絡强制法》訂明，擁有逾200萬德國人註冊的大型社交網站必須在接收用戶通報後24小時內，撤除「明顯」違反德國法律的仇恨言論。而「較不明顯」、「有爭議」的仇恨言論，則被給予7天時間考慮是否要移除，屢屢失責的公司將面臨最高5000萬歐元罰款，相關負責人則最高會被罰500萬歐元。社交媒體公司亦需建立簡單、清晰的通報系統，方便用戶舉報仇恨言論和不實新聞。法律責任全歸社交平台的做法，在當地卻引來反響，社交平台人員認為要肩負沉重工作量和法律責任並不公平，也有人憂慮平台為避免遭受巨額罰款，但凡遇到檢舉都將相關內容一律移除，變相限制了網上言論自由。
範圍
1. 劃特定內容？
「虛假資訊的內容，是某類內容，還是所有內容，這也值得考慮。」李文舉例，法國的《反資訊操縱法》和《反虛假信息法》針對的是指定期限的選舉相關內容。選舉前3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信息申請禁制令，禁止錯誤資訊傳播。候選人於選舉期間，亦有權就具爭議的新聞報道控告媒體，再由法院裁決。
李立峯亦同意劃定明確而有限範圍的重要，必須清晰表達貿然立法保護的究竟是誰，例如德國相關法例針對仇恨言論，因為德國的納粹歷史，某些民族容易遭受暴力對待。他指若一刀切地界定假就不好，難以令人接受，執行上亦有困難。
2.另立法例？增設條文？
二人均留意到香港現行法律裏，已包含散播假消息的刑罰，比如誹謗、發布虛假的投資信息影響股市、發放與醫療和藥品相關的假消息，都有如《誹謗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和藥物管制相關條例規管，只是散佈於不同範疇。另立法例是否必要，李立峯認為討論前提是有清晰目標，暫未見港府講得清楚。
李文重提於1989年被廢除的《公安條例》第二十七條設有的「虛假消息罪」，指香港都有過懲處惡意散佈虛假新聞的法例，六七暴動期間曾被港英政府引用以取締左派報紙《香港夜報》，其後因被質疑侵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被廢止。訂立新聞法是否倒退？他認為必須列明法例的具體內容以證立法的必要。若落實立法，除了額外訂立新法，他提到另一種形式。台灣政府在2018年修訂多條現有法律，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傳染病防治法》等，在它們之下增訂散播與之相關不實消息的罰則。
對象與罰則
法例針對的對象影響實際執法的可能。曾姿穎指，研究團隊發現主流媒體上的虛假資訊，比例其實遠比黨派群組（Partisan Group）低，「極黃或極藍的群組比較多」。由此，李文質疑若只針對傳統媒體的成效，但如果包括社交媒體，每天流傳的信息海量，他懷疑政府是否有足夠資源和知識處理。
處罰的對象和罰則是需着眼的細節。李立峯留意到，尤其民主國家設立與假新聞有關的法例時，往往針對媒體和社交媒體平台，而不牽涉個人。他以法國為例，如有人向法庭提出有媒體內容對候選人作虛假攻擊，法庭判斷合理後，可要求社交媒體移除，「講的不是說要懲罰什麼人，只是有個法律程序讓公權力介入，賦予官方權力移除社交媒體資訊」。李立峯認為懲罰機制反映法例的最終目的，「如果以希望公共空間健康，不讓虛假資訊氾濫，令社會討論或選舉受影響為目的，政府就要思考，是否動輒要拉人坐監？進一步捉拿背後那人要思考成本效益，也要考慮製造的寒蟬效應」。他解釋，一般社交媒體用戶轉發資訊時未必有能力判斷真假，假若法例向任何曾轉發的人開刀，恐怕人人自危，影響資訊流通。
實際執行——對錯外的其他可能
A.無心之失 如何定義惡意？
李文曾任職英國廣播公司超過24年，身為資深新聞記者，他坦言當學術界以惡意與否的界定來判別是否假新聞，實際執行上未必可行。「好簡單，身為記者有時時間匆忙，打篇稿有錯字。有些錯字沒大問題，有些影響很關鍵，意思可能相反。證明動機可以好主觀，以前我做媒體做網站打錯字被捉出來，有些人會陰謀論地問，點解這篇有錯字，那篇就沒有，兩篇是立場不同的文章。解釋不來。」
研究團隊曾訪問不同媒體的新聞從業員，了解機構的內部查核機制，發現許多都沒有書面的查核指引，多憑經驗。李文認為實際操作上，做法非常合理，但編輯間的工作經驗不同，有心把關也難免出錯。此外，某媒體代表透露國際新聞因為牽涉轉載，出錯風險最多。部分通訊社內容廣泛、收費較低，即使頻頻出錯，資源有限的媒體或仍會考慮採用。李文質疑，上述種種無心之失的實際處境，立法時會否納入考慮。
B.真假不是非黑即白
按浸大事實核查中心的經驗，曾姿穎和李文均認為真假很多時存在爭議。以中心3月發布的一項核查報告為例，團隊需判別連登帖文「安心出行手機程式上傳政府出行記錄會保存7年」的真偽。經查核和衛生防護中心核實，若屬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確診者「安心出行」的出行紀錄會儲存在政府系統內最少7年。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回覆表示，一般情况下，沒確診的市民「安心出行」的紀錄只存放於用戶手機，資料會在31日內自動刪除。
即使手執證據，團隊亦曾就判斷存在爭議，有人認為的確有發生，陳述就該是「部分真實」，而李文不同意：「我認為如果『部分真實』起碼要符合一定比例，例如百分之三十、四十之類。是不是監控你？後來我們就看確診的比例，即使所有確診者都使用安心出行，會被上傳至政府系統的比例為0.0043%。如果這樣也說是『部分真實』，我覺得是overstate了，而且有少少misleading，最後我們判斷是『錯誤』。」他以此說明即使根據事實和證據，最終或不能避免牽涉個人主觀判斷。此外，某些個案更是無法判斷，作為查核報告，「無法判斷」是其中一項判定，起碼讓讀者知道事實非如陳述中言之鑿鑿。在立法層面，他認為必須詳細思考各種可能於法例上如何呈現，「好難用客觀方式判斷的內容，立法前就要思考是否要先將這類內容撇除（於法律處理的範圍）」。
C.參考誹謗法？
「不要忘記，誹謗法本身就是一種假新聞法，我誹謗一個人，是因為我講的內容不實。」李立峯點出假新聞法可參考誹謗法對傳媒的保障。「首先，一般誹謗官司一開始未必立刻告傳媒的，你想想以往梁振英，都是先發信，好多時是要求道歉。如果傳媒機構查核後發現有錯肯公開道歉，基本上不用告。假若你堅持告上法庭，傳媒至少可因作過道歉為自己辯護，可能判得相對輕。」另外，他提到誹謗法裏，英國傳統中新聞界負責任新聞作業（responsible journalism）的辯護理據，「假設你是新聞工作者，假設梁振英對林鄭月娥提出一個好嚴重的指控，你報不報？你不可以當它不存在，真的提出了這個指控。但你報了，而林鄭月娥說是假的，告梁振英之餘可不可以告埋你？誹謗法有個特徵是任何人重複過那句話都可以被告，但法例裏有所謂responsible journalism的defense。」李立峯解釋，如果傳媒報道時，不只純粹報道指控，有盡力查證，引述不同意見，也給機會對方回應，報道更關乎公眾利益，便可以此辯解。
接收資訊也要學
李立峯說，法律與言論自由之間永遠存在張力，不可能有一種完全解決問題又完全不影響言論自由的做法。而民主社會很多即使不立法規管，也非坐視不理。一些國家會動用公帑推動媒體素養的教育，公民社會也幫忙查核（fact checking）。李文認同針對資訊接收者比生產者更有成效，「我們收到資訊的來源很多元化，要規管是否可能完全堵截所有假新聞？我覺得好難」。曾姿穎認為提高公眾的傳媒素養的重要在於每個人除了是接收者，社交平台也讓大家成為了內容生產者，可以加減少少或寫上自己的理解轉發。因此，中心特意製作提高媒體素養的教材和資料，放到網上供大眾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