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王家琪著作《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實在有板有眼。王家琪是年輕學者，現於樹仁大學中文系任教。她相當用功，整理了在中文大學中文系的碩士論文，收於她編著的《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至於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也斯的文學史論述。我們以下的筆談，主要討論她厚厚的新書《也斯的香港故事》。
王：王家琪 鄭：鄭政恆
也斯的文學評論
鄭：首先要恭喜你整理好博士論文，出版了《也斯的香港故事》，我相信日後任何人要研究也斯，都會參考這本書的真知灼見。為什麼當初以也斯的文學史論述為研究題目呢？
王：謝謝你！選定博士研究題目的時候，是也斯去世的第二年。當時有大量的評論和研究陸續發表，很多學者着手整理也斯留給我們的文學遺產，但是似乎較少人專門整理他的評論。我們研讀香港文學的時候，往往在各種重要的課題上遇見也斯，不止是他的文學作品，還包括他的香港文學評論和學術論文。他的見解左右着相關的研究框架和基本認識，顯然極為重要。但是他的評論數量很多，散落在報章專欄、雜誌、多種評論集和選集之中，各篇文章即使在談論相同課題，但是他每次都談出不一樣的新見解，或由不同的角度作出補充。如果我們能夠把也斯對香港文學的看法系統地整理出來，就能夠在他建立的論述基礎之上，繼續推進香港文學研究了。換言之，就是嘗試把他的文學評論由「參考資料」變成「研究對象」。
近年學術界重新想像文學史的可能形態，陳國球教授在《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香港的抒情史》等書中的相關討論尤其精辟，突破了一般我們以為「文學史」應該是順時序敘述、「情節」客觀完整的敘事體的想法。他提出文學史可以充滿個人性和主觀性而不減其學術價值，非歷時式、論文集合式的一組文本未嘗不可視為「文學史」的其中一種面目。因此我大膽以「文學史論述」來稱呼這批文本，是因為也斯雖然沒有寫出一部以「香港文學史」命名的著作，但是他對香港文學的評論每每展現出高度自覺的「文學史意識」，經常從整體上概括香港文學的特點，他對香港文學的討論是區塊式的、以議題為中心的，不志在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在幾個他認為最能演示香港特質的議題，深入研析，解釋這些課題和香港文學、文化、社會及歷史的關係，追蹤個別文學現象的成因、發展、特點。雖然把這些個別的「情節」加起來並不等於一部「完整」的文學史，但是他的評論多具備一定的時間性框架和源流梳理，或討論不同年代作家和思潮之間的承傳關係、梳理某些文學現象的形成脈絡。由此來看，也斯的文學評論實在可以視為一種香港文學史，而且是對現今香港文學研究而言十分重要的的一種。
文學家和評論家雙重身分
鄭：許多讀者閱讀也斯的詩、散文與小說，而你集中焦點，大量閱讀也斯的專欄雜文、評論與學術文章，對照也斯的文學創作與文學論述兩者，是否帶給你很不一樣的體會呢？
王：如果我們翻開各種香港文學論文集，會發現也斯是非常少數既以學者身分發表論文，同時又以作家身分被其他學者研究和談論的，這種「雙棲身分」是他非常獨特的一點。身兼文學家和評論家的身分令也斯不滿足於學院式評論，而發展出甚有個人特色的、介乎散文和論文、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寫法。不止可以說他的評論風格特點受其創作影響，他所評析探研的課題也往往是來自他個人參與的文學經驗，論述也多由個人回憶的展陳、提升、總結再加以延伸到公眾層面。這種特點在他討論一九七○年代的時候最為明顯。他集中談論的基本上是他所喜好的課題，本意不在反映香港文學歷史的全部面貌，而是想為這些他熱愛的文學流派、現象或他所關注的課題建立文學史論述。我們閱讀其論述時，可以在他對題材的選擇和詮釋角度等等看到他個人美學口味的反映。
書中我收集了我能夠取得的也斯的所有評論材料，數量最多但是最少被整理的是也斯的報刊專欄，主要包括《香港時報．文藝斷想》、《快報．我之試寫室》、《快報．書與街道》、《星晚周刊．雜文集》、《信報．觀景窗》、《大公報．文學筆記》及《大公報．比較文學》等等。其次是散見報紙雜誌上的單篇文章，包括《中國學生周報》、《星島日報•大學文藝》、《號外》等等。另外還有他參與編務或創辦的刊物《文林》、《四季》、《大拇指》，當然還有全部的已結集評論。以上評論材料之中，如果只算報刊專欄，我收集到的就有二千三百四十七篇，其中被結集成書的只佔這批材料19%左右。部分材料可以在大學圖書館的微縮膠卷之中找到，但是也斯筆耕時間最長的《快報》專欄，則全賴陳進權先生捐出他的私人收藏才有辦法讀到，極為珍貴。讀這些專欄文章帶給我無限的樂趣，這些專欄文字由生活雜感、散文、連載短篇小說、電影評論、劇評、書評、詩評到遊記等等包羅萬有，而且也斯幾乎從不斷稿，長時間持續的專欄變成一種文壇歷史的紀錄，讓我們看到文藝潮流的興衰，以及也斯青年時期文學觀的形成與變化。
也斯的論述建基於「後殖民」
鄭：《也斯的香港故事》共有五章，分別從「後殖民」、「現代主義」、「都市文化」、「生活化新詩」及「抒情」五個角度切入討論，談「後殖民」一章很精彩，觀察到也斯一九七六年的兩篇文章〈孤寂的迷宮〉與〈兩種幻象〉，有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的文化理論的影響，而也斯在九十年代就對法農（Frantz Fanon）的後殖民理論，有限地選材吸納。以時序而言，「後殖民」一章的討論重心是也斯在九十年代的論述，時間上相對是較後，但你將「後殖民」一章放在全書最前，是因為你覺得也斯的「後殖民」論述有特別重要的位置嗎，還是別的緣故？
王：「後殖民」是也斯所有香港文學論述的重要背景，其他課題的研究皆是建基於此，所以我把「後殖民」放在第一章。也斯的後殖民論述主要關注的不是殖民地香港與宗主國英國的關係，而是香港後殖民主體性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民族主義是其論述中的關鍵他者，賴以界定香港文學的處境、特點和優勢。他對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都市文化、現代抒情等等的研究，無不是對應這個後殖民語境，力圖論證香港在戰後為現代文藝發展提供的自由空間，以及怎樣選擇性繼承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現代派文學，由此發展出香港文學的主要特點。
其實不止是也斯，九十年代以來許多本地學者關注香港文學史，也是借助後殖民理論思考香港的處境，以及回應當時內地所編寫的香港文學史，其中的民族主義論述導致他們對香港文學史的扭曲與誤解。也斯提出的香港文學論述不少能夠與內地評論家的看法對應起來，尤其是他的香港現代主義與都市文化研究。例如通過對香港都市文化的討論，企圖說明香港在文學上比內地發展得更早更前衛，又例如他嘗試論證香港這塊邊緣的殖民地如何改變了來自中原的南來文人的文學風格等等。先在第一章探討這個後殖民課題，才能夠理解也斯的用心所在。
從對立面反向了解也斯位置
鄭：印象中，你的博士論文裏，也斯的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都市文化研究，是整體一章，如今將現代主義文學與都市文化分為兩章處理，為什麼有這個新的章節安排呢？
王：當時把「現代主義」和「都市文化」這兩個課題合併討論，一來因為兩者關係十分密切，二來有意比較這兩個論述框架處理相同案例的效果，例如馬朗和劉以鬯是也斯經常討論的重要個案。現在把它們分開，主要是考慮到章節結構的均衡，其他四章都是以單一關鍵詞為題的。而且把現代主義與都市文學分開討論，可以更完整地探討這兩個課題，這次出版之前就擴寫了「都市文學」的部分。
鄭：我覺得你談七十年代生活化新詩史的建立一章也很精彩，王良和的博士論文《詩觀的衝突與主流的競逐：香港八九十年代詩壇的流派紛爭——以「鍾偉民現象」映照》，已整理余光中的「余派」與也斯的「現代派」之間，主流位置的競爭。再加上你借用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雙重拒斥」（double refusal）理論，即「我討厭X，也同樣討厭X的敵手」的佔位策略，明白到也斯七十年代對抗現實主義、八十年代又抗衡「余派」的用意。從位置之爭去了解香港詩壇的發展面貌，有沒有給你啓迪呢？是否足以解析通透七八十年代香港詩壇的轉變？
王：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晚近已經成為顯學，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文學場域理論之外，他在《學術人》（Homo Academicus）一書討論的學術場域，對於我們重新認識八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學學科的建立也十分有啟發。如果集中在「佔位」的概念上，文學場域理論尤其適用於解釋典範和世代的轉變，這種「世代更替」的訴求經常出現在也斯青年時期的專欄文章。以布赫迪厄的術語來說，也斯是經常作出「拒斥」或「否定」舉動的作家，這對於理解他的論述對立面非常有利。我們可以詳細檢視也斯早期的專欄材料中曾經批評過的作家、作品和流派，由他所拒斥的「對立面」反向了解他當時在文學場域的位置以及場域的情况。例如「生活化」，也斯曾經把「生活化」與「新古典」和「寫實」並列為七十年代新詩的三大方向，但是這三者果然有這麼大的差異嗎？差異在哪裏呢？還是因為它們之間有不少共同之處，才需要「劃分」流派來嘗試釐清各自的定位？所謂的「新古典」從當時的材料來看，其實可以視為現代詩的不同路向，而「寫實」與「生活化」又可以視為對於現實的不同回應。當然這還遠遠不能說解析通透了，但是位置之爭讓我們可以提出這些問題，從論述策略上理解也斯是怎樣建立起七十年代生活化新詩史的。
也斯的現代抒情
鄭：關於抒情，是文學研究界的重點話題之一，你在《也斯的香港故事》的最後一章，討論也斯現代抒情的抗衡，在你的研究中，也斯曾拒斥批判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新古典主義，似乎是不斷抗衡，處處作戰呢。也斯傾向現代抒情，你以小說《剪紙》為討論之一，我沒有看過原來《快報》的連載版本，只看過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單行本，連載本與單行本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王：我寫過一篇文章比較《剪紙》一九七七年的連載版本與一九八二年由素葉出版社初次結集成書的單行本，基本的情節主線以及著名的魔幻寫實段落，在《快報》連載的時候已經定型了。最大的不同是小說中拼貼大量粵劇唱詞，這些其實是出版的時候才加入的，包括「我」和瑤、大姊對唱《紫釵記》，在影城神秘的二女對唱《再世紅梅記》，以及行文間不時引用的粵劇曲詞，一律是後來加上的。
其次是結局的重寫，連載版的結局頗為戲劇化，黃求愛不遂，錯手用剪刀刺死了喬。「我」驚聞噩耗趕至，自責沒有及時阻止悲劇發生，並暗示「我」懷疑自己喜歡了喬才介入她和黃的事情。單行本「我」對喬的感情被刪去，變成單純的旁觀者。結局改寫為黃每晚徘徊在喬的住家附近，有一晚以剪刀誤傷她的男性友人；喬也輕傷住院，「我」一度以為喬「不在了」，其實正是原初的結局。
另外是部分人物的改動，例如瑤的幻想愛慕對象「唐」是新加入的。在原版裏，瑤愛慕的是教她剪紙的朋友華。單行本把瑤的單戀對象改成素未謀面、從未到過香港而且早在文革期間已經逝世的唐，瑤和唐從不相識，更能強調瑤的妄想症。
鄭：你發現了也斯對於粵語抒情的討論，對照今時今日的香港處境，也斯對粵語問題的見解有沒有值得再反思的地方？
王：也斯很早就思考粵語作為一種文學語言的表述能力，在《剪紙》的連載版本之中，已經有喬和「我」在的士上收聽電台點唱的情節，暗暗批評它們無法傳達真摯的感情。有趣的是，小說幾次引用的粵語流行歌詞都是許冠傑的。也斯曾經在《大拇指》寫過一篇文章批評他的歌詞只是大量借用陳詞舊句，完全沒有傳達真實的感情，也在《快報》寫過幾篇文章探討粵語的表達問題，他提出了很有意思的疑問：粵語是否只能是輕浮、油滑、低俗、搞笑的？粵語能否傳達真誠感人的抒情效果？近來粵語文學成為熱門課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在今天還是值得繼續追問的。
想問也斯這個問題
鄭：你雖然未能夠向也斯當面請教，但你對也斯的充分了解，足以教人感到難能可貴。其實你心目中也斯的形象是怎樣的呢？
王：我僅僅在大學本科一門文化研究的選修課上見過也斯先生唯一一次。任教那門課的何慶基教授居然邀請到也斯來為我們分享他的幾次跨文藝實驗展覽，又即席念了幾首他的食物詩。可能因為我不算真正認識也斯，我對他的印象都是來自文本材料的。
鄭：又如果你可以向也斯當面問詢，有什麼問題你很想問他？
王：想問的問題很多呢，比如如果由他主理一套香港文學史，他會怎樣設計？但是其中一個我最好奇的問題是，到底他是怎樣維持《快報》那個長達八年的專欄，每天寫作從不中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