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電檢指引加入審查危害國家安全內容，吳國坤翻開了《冷戰與香港電影》所載他的一篇文章〈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的政治審查〉，原本以為塵封的歷史，卻顯得鮮活。吳國坤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電影審查是他的研究範疇，「咁都禁，關乜事呀」、通過審查卻一日下架、禁完突然某天又可上映……他埋頭去尋歷史檔案，發掘香港電影審查史裏的光怪陸離，但他不滿足於講一個被壓制的故事，更去挖與禁制纏生的創作，即使鬼片都可把難以言說的理想借屍還魂，呼應人心渴求。
發黃的紙卡上，最底是審查員（Censor）的簽名，與日期「15/5/51」。這是給專發行中國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的一張電影審查卡，送檢電影是《鋼鐵怎樣鍊成的》，結果它沒能通過，審查員以英文書寫理由，說這部電影涉及有害的宣傳（harmful propaganda）而被禁。
這些紙卡是吳國坤其中一項發現。1953年港英政府頒布《電影檢查規例》，南方影業從1953至1956年曾將59部劇情片及紀錄片、34部新聞片及短片送檢，能通過審查上映的只有5部劇情片、6部戲曲片、6部紀錄片。「1950、60年代為防共禁了很多大陸電影」，政府為防群眾搞事，還禁了他笑言「關乜事呀」的西片《碼頭風雲》（On the Waterfront），電影本來是一個關於美國碼頭工人工會腐敗的故事，但在香港1920年代發生過省港大罷工，以及1949年剛發生電車工人罷工的背景下，電影還是觸動了政府的敏感神經。他考究1956年的政府檔案得知，當年官員認為電影雖不是針對老闆而是工會，但華人觀眾不會理解當中差別，會將工會領袖理解為資本家，遂令電影被禁3年才可上映。
審查界線隨政治形勢挪動
電影審查從來是個隨政治形勢不斷挪動界線的制度，「1920年代剛有電影時，不可對英國人有不禮貌的描繪；去到30、40年代，英國人的態度是不想得罪人，所以不准抗日電影講抗日，只可抗敵」。1950年對電影審查員的內部指引中列出四項標準：加深政治敵對，引發強烈政治情緒，禁；容易觸發種族或民族仇恨，禁；煽動用武力推翻政府，禁；影響及不利於和友好國家關係，也禁。不過有趣的是，到了1970年代，輪到關於文革或對內地有負面描繪的反共電影被禁。台灣中影公司推出電影《皇天后土》，講一個科學家從美國回流中國，卻在文革受迫害，邵氏引入並將此片送審，本已過了審查，上映一天卻要落畫。吳國坤說：「上畫之後新華社話唔得喎，審查官員只好自圓其說，證明他們沒有權力，只是負責把關，出了事還是得聽最高權力指示，抽起套戲。」還有一些謎團未解開。1989年，正在讀大學的吳國坤突然有機會一賭這部禁片，電影不知為何獲解禁公映。「1988年（制定《電影檢查條例》）實施電影三級制，也許是因為這些電影再度送審就過了。」
香港電影一直很被動
「到1990年代，香港進一步在政治文化上開放」，1999年根據《電影檢查條例》所訂的「電影檢查員指引」生效，檢查員的決定要考慮電影有沒有不雅言語行為、暴力罪惡等；以及會否侮辱某些種族、宗教、國籍的人士，而今次修訂就加入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部分，如果影片對國安有影響，「檢查員應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結論」。
「看整個源流，香港電影是處於一個很被動的位置。政府今天亦是完全沒有討論餘地，就似1953年所頒的規定，今次只是回到殖民地時代威權政治的翻版。」
鮮浪潮競賽短片《執屋》無法通過電檢，導演莫坤菱曾撰文說她曾想過作品講到明2019年，沒有避重就輕，是對時局太過樂觀。吳國坤說此後創作者要探索「隱晦的藝術」。
他仍然樂觀，而且這正是他爬梳更多資料書寫厚厚一疊研究專著，想要說的香港電影故事，「當代政治對電影的審查可以被看成為一種文化壓抑（cultural repression），但同時亦能促使作家和藝術工作者在有限的表達空間裏，發揮無限的創意，尋找另類的批判空間」。
例如鬼片，「1950年代，李晨風拍了一套粵語片叫《艷屍還魂記》，殖民地年代chineseness（中國性）被壓抑，拍鬼片其實是想回歸家庭、回歸那種chineseness」。當時鬼片在內地是一種禁忌，「1930年代國民黨認為神怪片有礙國體進步，到50年代共產黨執政完全禁了，因為馬列主義講科學思想」，而同時在香港，港英政府在冷戰角力下，則怕電影挑起兩大陣營紛爭，禁台灣、荷李活的反共片，禁宣揚政治意識形態的影片，卻不怕鬼，也無興趣管。
《艷屍還魂記》改編自《牡丹亭》，杜麗娘在夢中邂逅柳夢梅，思念至死成為鬼魂，但在李晨風的故事裏，卻有杜麗娘父親逼她嫁表哥，在成親前悲憤而死的橋段，吳國坤指出，這裏明顯帶有五四精神中對中國封建家庭的不滿。而製作電影的中聯影業公司由吳楚帆、白燕等演員創立，雖然模仿左翼電影公司以合作公司方式經營，但這部鬼片不見政治意圖，卻有一班電影人的理想主義。
尋索香港電影的出路，吳國坤說自己最近「浮想聯翩」，總想起那個電影人對提升粵語片質素有抱負的年代。有評論認為今日如此審查，倒不如從劇本開始就送審，省得投資者擔心拍好才變禁片蒙受損失，但他說：「我對此有保留，合拍片已發展很多年，其實影響不大，在大陸放到的電影，怎會不符合國安法？最多是香港市場萎縮到只拍合拍片或小本文藝片，對我來說that's not bad，歐洲電影很多也是小成本，劇本與古仔是最重要，當你沒有這條路，便走另一條路，可能會找到另一條新的康莊大道。」
以電影言志 拍出新香港電影
「我的想法是，香港的新一代要走出來，不只是本土的認同。當分野變得更大，主流明星都不拍香港本土的電影，寧願食大茶飯，咪留番畀香港的人繼續努力，不過要攞外國影評的市場，即精英的市場，不是走票房，圍到皮就得，而是靠口碑，要有國際電影的視野才可以，問題是國際的話題在哪，pitching point在那。這要新一代去製造，不一定好流行好大眾，可能是小眾電影。」他笑言，「後生一輩是用電影言志，好型，同以前那種銅臭爭幾遠，以電影言志，拍出風格，讓外國人意會這是新的香港電影」。
博士論文研究成都小說家
他走的是學術路而非創作路，但也算劍走偏鋒。他研究電影也研究文學，在哈佛大學取得東亞語言及文化博士學位，論文關於成都小說家李劼人，名為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他是一個30年代的歷史小說家，寫四川的地方史，50年代中共當政後又把作品重寫」。他之所以重新挖掘研究這個在文學史上被邊緣化的作家，其實是藉此去挑戰學術上的權威，「我反對中國歷史、文學（研究）那種中原或canonise（只重經典的角度），反對看中國文學的歷史只聚焦在名家，睇到呢啲就講，睇唔到的就不存在嗎？我的想法好極端，無審查係無文化，你想想中國文學幾多文字獄，孔子修詩三百，其實就是審查，其他3000首有幾污糟，幾『嗱喳』？」
「我們只能從一鱗半爪尋回歷史中遺失了的，電影亦然，我們看到的只是一萬分之一，從碎片重構歷史。」
我說聽上去是個幾有希望的故事，說不定香港年輕人今天被埋沒的作品，數十年後哪天有個哈佛學者也會把它挖出來，「冇錯嘞，它是存在過的，要相信那個精神，你唔係immortal（不朽）啫，但你的ideas係，idea會stay，但你唔知幾時，可能你睇唔到，你覺得信念是對的，又可以繼續下去，你咪做囉」。
其實他本人也與審查共存，他曾與內地出版社商討出版這份李劼人研究的中文版，「出版社說有些政治見解它不同意，又涉及反右什麼的」，最終告吹。他自嘲這本厚重的英文專著「冇人睇」，但「到死嗰日我都好滿足」。
以背叛的形式創作
對《艷屍還魂記》的分析，將收錄在他的新書《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藝術與傳統》當中。「若我們單純地將『審查』看作是極權政府對創作個體的壓抑，或是為了避免意識形態的禁忌而對文化作品本身的刪減與修改，那必然會忽略審查的另一個積極的面向，即創作者以一種『背叛』的形式來完成書寫。」老師李歐梵在序言回應他這個看法，「我從這些文章得到的結論是：『禁忌』愈多、壓抑愈深，愈能刺激電影從業者（特別是導演和編劇）的創造力」。「昨天今天明天」，看似一個和諧的書名，背後是另一個電影繞過禁忌的故事。
「可能我自己不算一個創作人，未必好fair。但從寫書的角度，你禁咗我，我咪換過第2個題目囉，都係要寫，冇可能唔寫，創作力不因一個直接簡單的政治任務而磨滅，創作是無邊無際的，如果我是創作者，不會甘心就此停下。」這學者的樂觀，亦源於對香港的一份執著。他常與學者爭論全球化研究，「常常都講中美，鬼唔識咩」，「從我專業的角度，香港只是在輿論上被利用的地方。香港是很渺小、很marginal的地方，但香港的重要性正正是冷戰研究給我的啟示，全世界都利用香港，但香港是唯一一個好free的地方可以畀你班友搞諜網。我要用香港做中心去做global studies」。
他對自己各項研究總是帶個近乎自謔的笑容輕談。訪問後我獲得書稿一看，裏頭註釋滿是他從香港及英美等地蒐羅的檔案資料，這才體會到一個忠於自己所做事情的人，擁有怎樣一份瘋狂的堅持。想起在辦公室裏，最後他看看桌上的《冷戰與香港電影》，「我呢篇文邊有人睇㗎，我自己都唔睇啦，寧願今日冇呢啲訪問，呢啲文永遠冇用」。又是如閒話一句，卻在說他的志向，「我退休後就寫一本香港歷史與電影，用電影看香港歷史，我想寫一本這樣的書，不為學術，不求暢銷，總之要有很多材料，是本平實的書」。
■ 作 品 推 介
記者建議提供一些禁片名單作參考，但吳國坤認為，「一些能成功擦邊球和繞過電檢的中外佳作，而且不是大成本投資製作，這些或對電影創作人更具參考意義，惟其以影犯禁，寓意更為深刻」，他推介以下10部電影：
1. 狼山喋血記（1936），費穆
一部沒有日本敵人的「國防電影」，也看不見狼蹤的打狼故事，精準的場面調度與構圖營造懾人的氣氛和心理效果，放棄誇張的故事和抗戰片的濫情。看不見的才更真實。
2. The Raven（1943），Henri-Georges Clouzot
法國某小城醫生遭署名「烏鴉」的匿名信密告，滿城人人自危。在子虛烏有的謊言下，人性只餘自私冷漠，互相猜忌。此片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區拍攝，導演因而蒙上「法奸」污名。法國解放後，該影片也曾被禁播，但最終其藝術成就超越了政治標籤。
3. The Wrong Man（1956），Alfred Hitchcock
「我發現一個真實的故事比任何虛構小說都更可怕！」導演如是說。庭警、主控官、證人，以至陪審員都宣判男主角有罪，妻子不堪重負，但他原來是被「點錯相」。黑色電影的懸疑，西方宗教的原罪觀，置於美國50年代冷戰思維的「獵巫」（witch hunt）政治中，頗堪玩味。
4. Dekalog（1989–1990），Krzysztof Kieslowski
奇斯洛夫斯基的經典作品《十誡》，雖是低成本的電視製作，但具有大師級的視野。1989年出品，正值波蘭經歷政治翻天覆地的變革，國家經濟低迷。導演以10則獨立的波蘭人故事，重新演繹現代人的道德困境。
5. Cafe Funiculi Funicula（2018），Ayuko Tsukahara
在咖啡未冷前，人嘗試拾回從前，重溯過去。戀人絮語，似是故人來，過去了的既已不能彌補，未來又有着茫茫的威脅。在政治氣氛嚴峻的現在，文藝片與都市奇幻可成為當下電影的救贖。
6. 一板之隔（1952），朱石麟
教師和洋行文員租住相連的板間房，因小誤會積怨日深。新租客女教師扮演和事老，讓兩人明白生活逼人，更應該友好共處。戰後南來影人的國語片佳作。原本飾演主角的劉瓊，在影片拍了兩周後，被港英政府懷疑親共而驅逐出境，改由李清補上。1950年代初韓戰爆發，冷戰揭開戰幔，港英政府秘密實行電影政治審查，國際大氣候比今天好不了多少。
7. 艷屍還魂記（1956），李晨風
粵語片，應該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次改編湯顯祖的《牡丹亭》。大陸不容牛鬼蛇神和封建迷信思想。中國鬼魅花果飄零，竟在「鬼佬」管治下的香港得以靈根自植。明代傳奇演繹為民初故事，杜麗娘的起死回生變成回「歸」（鬼）中國文化的圖騰符號。
8. A Man Escaped（1956），Robert Bresson
法人死囚在臨刑前的幾個小時內，成功逃離納粹德軍的監獄。逃亡過程的時間與觀影時間幾乎同步，讓觀眾喘不過氣來。導演示範注重細節及其簡約主義的藝術。拍電影有如逃獄的過程——Less is more。
9. 蘋果的滋味（1983），萬仁
改編自黃春明的鄉土小說。1950年代，台北一名工人出門工作被「美國車」撞上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因肇禍者是駐台的美軍官，事件便從悲劇變成大喜之事，本地家庭第一次吃到的紅蘋果，諷刺意味呼之欲出。1983年，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影片暗地描繪台灣社會的貧窮狀况，看在「忠黨愛國」之士眼裏，甚為不爽，其曾要求禁止影片出外參加影展。
10. Sorry We Missed You（2019），Ken Loach
為金融海嘯所牽連，夫妻失掉房屋，企圖努力振作，拒絕躺平，但被996工作制所奴役。在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之下，英國堅叔告訴年輕一代，電影要為數之不盡的社會弱勢社群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