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6月24日，《蘋果日報》在風雨中停刊。香港媒體馬不停蹄採訪蘋果記者、學者、市民，記錄過百名讀者深夜到偏僻的將軍澳工業區哭別《蘋果日報》，半夜各區報攤外也出現長長人龍搶購最後一期報紙，百萬份蘋果最終章近乎售清。
香港鬧得沸沸騰騰，一牆之隔的內地卻一片寂靜，《蘋果日報》停刊成為禁詞，沒有一家媒體敢於報道、評論或歌功頌德，而建黨一百周年臨近，在這個敏感時間，中央政府自要避免引起任何臆測或不穩定因素。
隨着這份近年象徵敢言、自由的報章被迫停刊，香港的新聞自由會否有一天與內地同化，新聞審查成為日常，連《蘋果日報》停刊也不能再提？研究中國媒體、曾任內地《南方周末》記者的方可成認為，這天雖然有可能，但並不是一時三刻來臨，也許我們是時候汲取內地記者「跪着反抗」的經驗。
方可成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助理教授，研究和教授中國媒體發展。他在2010年加入《南方周末》任職時政版記者，親身經歷過來自國家和自我的新聞審查。
每個記者都有很多不能刊登的稿
「在內地，主要記者、編輯每天都收到來自各個省的宣傳部門的通知，通知有什麼新聞不能報，有什麼新聞可以報但不能報得太大，還有哪些新聞是鼓勵你去報，當然是那些比較正面的，比較說共產黨好話的新聞。」他舉例，現在內地正開放「三胎」政策，鼓勵市民多生孩子，宣傳部可能會向傳媒下達指令，最近不准報道育兒憂慮議題，不要渲染生個孩子有多貴，養個孩子有多難。
不聽話，或者報道了宣傳部沒有明文說明但其實不能報的新聞，就要處罰，小至報道被刪除、寫檢討書，大至報刊不能出版、記者被裁。「我們每個記者都會有很多沒有發出來的稿子」，要方可成數數看有哪些題材被禁，但這些寫了沒出的文章已多得他記不清。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是在2012年8月寫的，看上去完全不敏感的新書訪問，而且是退休國家領導人出的書，「我覺得這個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常規的操作了，就是退休官員出一本書，這個多正常，而且還是人民出版社，也就是最官方的那個出版社」。方可成照常採訪、寫稿、排版，在文章都已經印刷好時，凌晨時分才收到指令說不能出版，連已經印好的報紙也要全數銷毁，原來是因為臨近2012年11月習近平上台，「當時要開黨大會，新領導人換屆，換屆是最最最敏感的時間，而且你知道在中國有一種所謂的『老人政治』」，意思是退休的官員在黨內還有影響力，所以退休的領導人出書，會被認為要傳達信息，支持哪個候選人。
為避免花了心血時間編採後才胎死腹中，內地記者、編輯會先自我審查，而考慮出版時間是否敏感就是其中一個要點：3月上旬要開兩會，不能報道政治議題、不能批評政府，整個6月不能報，七一、十一也不能報，連續兩個星期批評了政府，那接下來的日子就低調些，這是有經驗的《南方周末》編輯的生存之道。
然而在2013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辭事件，宣傳部不平常地越過前線記者、編輯修改文稿，還改得錯漏百出，引起編採人員在微博公開事件，集體抗議，讓方可成更深刻地體會到，即使如《南方周末》算是比較敢言的媒體，仍然逃不開體制，不可能拒絕審查、硬生生對抗體制，只能「跪着造反」。
跪着造反 官僚體制中找空間
「跪着造反」，是因為身於體制內，為了報道真相，推動社會更好地發展，內地記者不得不跪，妥協於來自政府和自我的審查，但同時想方設法在僅有的空間內做高質素的報道，例如利用中國特別的官僚體制和競爭心態。「一個省的報紙，它不太能報道自己省裏面的壞事情，但能報道其他省的壞事情」，這在內地形成「異地監督」的現象，每個省的宣傳部只要求省內記者不要報道自己的醜聞，以免影響自己升遷，但不會阻止記者去挖其他省的醜聞。
「比如說《南方周末》，它是廣東省的報紙，所以《南方周末》要聽廣東省宣傳部的話，廣東省發生了什麼大的災難、醜聞，廣東省的宣傳部會直接下令說明，不要報道或者少報道，但是如果湖南省，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會影響廣東省官員的晉升，所以他相對來說就不太會管。」如果真的發生重大事故，記者還會把新聞材料交給別的省份的媒體作報道。
除了在不同省政府之間游走，記者也會利用不同部門之間的利益關係，「你出來一個新的政策，可能令一個部門非常高興，他一下子有了更大的權力，可以有更多的收入，但同時，另一個部門，他可能就是受害者」，只要記者找到這些不滿的內部官員願意放料，就能挖出有用的資料做深度調查報告。
就算是相對保守的欄目，方可成和同事也曾嘗試從中監督權力，他在《南方周末》負責時政版，其中有一個欄目相對不敏感，主要向讀者解釋中國政治如何運作，如什麼是書記、人大常委。當時有陰謀論指地方官員少報礦難、火災等災難死亡人數，以免被定義為「特別重大事故」而要問責下台，《南方周末》記者就利用這個欄目，解釋傷亡人數達多少才是「特別重大事故」，嘗試監督地方官員有沒有瞞報。
由《南方周末》到《財新網》，內地不時有傳媒批評政府而沒有被審查掉，之所以可以較敢言，主要靠維繫跟宣傳部的微妙關係，「政府為什麼要去花這麼大的精力去支持一個可能會說自己壞話的媒體，是因為他希望有媒體做他的工具，可以在需要做宣傳的時候去使用它，但是如果它要起到一個宣傳的作用，就必須在民眾當中有影響力和公信力，你希望它有影響力和公信力，首先你就必須做一些真的好的報道」，即使報道會批評政府，跟宣傳內容、官方說法不一樣，中央也就只能忍耐。
例如去年初，新冠疫情仍然十分嚴重時，《財新網》、《三聯生活周刊》、《人物》雜誌也針對武漢的疫情發表批評政府的報道，例如訪問「發哨子的人」艾芬、揭發醫院沒有足夠防護物資、領導拿走市民捐給紅十字會的口罩，但記者也沒有嚴重後果，至少不像獨立公民記者如陳秋實般失聯、被捕，因為公民記者不是由國家控制，為了以儆效尤，懲罰也相對較重，「北京政府自然是對制度內的人，他一方面管得更嚴，另一方面你犯了什麼錯誤，相對來說也會更寬容一點」。
中港區別仍大 仍有希望
要迎接這些滲入新聞每一環的審查日常，學會跟中央政府斡旋，儘管難以接受，但或許是《蘋果日報》消失後，香港媒體總有一天要面對的命運，但方可成似乎比香港記者更為樂觀，「其實內地和香港還是有非常大的區別，不知道兩年後、5年後、10年後會怎麼樣，但至少現在，還有非常大的區別」。
在內地，黨媒姓黨，所有媒體都是由政府所有，政府可以直接干預編採過程，但香港大部分媒體都是商業性質，由私人擁有，「如果政府想要給媒體施加壓力的話，他沒有辦法以非常直接的方法，我是你老闆，所以我讓你幹什麼，你就得去幹什麼」，但間接的壓力也不容小看，凍結資金足以令《蘋果日報》選擇自行停刊，「如果站在北京的角度，看香港的媒體就會覺得，你們並不是政府所有，所以我自然對你們就沒那麼放心，他有可能會採取一些過激的方式，我覺得這次對蘋果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直接把整個報館關掉的手法，方可成回想，即使在內地傳媒界也很罕見，但前提是內地報館全由國家擁有，在關閉報館前還可以用很多方法令記者噤聲。
方可成相信，香港新聞界與內地同化的日子不會太快來臨，因為這不是關掉一兩間傳媒就能做到的，而是要長年累月改變文化規範和價值觀，「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政府用一個別的方法，使自己看上去更加體面，來讓《蘋果日報》自己選擇關閉的，政府怎麼做和媒體間關係怎麼樣，媒體應該怎麼運轉，仍然有一個非常強大的norm（規範），存在於每一個香港人的心中，也存在於政府，這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被一下子打破的」。
即使面臨國安法，和未來很大可能落實的23條，但如果要跟內地比，方可成認為香港還是法治社會，至少可以有規有矩上法庭審訊，公眾和記者也可以旁聽，「大家會說，現在香港的法治是不如之前了，但是因為它的基礎還是挺高的，所以就算比之前差了，它的基本情况還是比內地好的，因為內地有同樣情况，可能真的就消失了」，例如多次踢爆中國官員瞞報和造假的《新京報》前社長戴自更，就被指涉嫌受賄被捕失聯，傳被判刑8年。
「大部分內地記者，想做一些真正的新聞的記者，仍然會認為香港是一個更好的，更可靠的，更讓人羨慕的地方，哪怕是今天這個狀况。」
壞時代是好作品的溫牀
方可成說自己好像經常趕上尾巴，「選新聞業也是想加入還處於黃金時期的行業吧，但等我畢業的時候，黃金時期已經到尾巴了。我2019年到香港，就是香港一個時代的尾巴」。
對於這個時代的年輕記者來說，他們也像是趕上新聞行業的尾巴，在社會運動後畢業，想投身傳媒行業，但發現可以容身的媒體不多，新聞自由也似乎岌岌可危，但無論在內地、香港，為什麼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仍然要做記者？
「我們舉一個更糟糕的例子吧，比如說俄羅斯、白俄羅斯、墨西哥之類的，這些國家，他們的記者是會被暗殺的，究竟在這樣的環境，還是有人在這樣國家，都願意去做記者」，他提醒香港的記者和市民不要被絕望、無力感淹沒，堅持做新聞的價值，提醒大家正確的價值觀，「人類是有這樣一種需求，來呈現更多的真相，來實現對權力的監督，實現自己的社會的責任，這種內心的驅動，我覺得是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
「甚至對於有些人來說，反而愈是在這種不利的環境之下，他反而愈被推動，比如說特別開放的社會，你去做一些很重要的揭黑報道、調查報道，可能大家反而覺得很平常，但是在中國這種很壓抑的環境之下，反而你能做一點什麼，大家對你的關注，對你的讚譽，然後覺得你實現了重要的社會責任，反而你會更有滿足感。」這讓記者想起，民主派初選案47名被告之一的鄒家成，在獲准保釋後所說的「壞時代是好作品的溫牀」。
說起內地記者的文章，可能發出後很快就會被刪除，也不能留下署名，記者問方可成，不會感到難受嗎？「肯定不好受的，但我們都習慣了，只要能夠發布就是勝利。」只要曾經報道過，發過聲，就贏了。
■問
朱琳琳，「星期日生活」記者，畢業論文由方老師指導完成，因為老師評分不錯，而覺得似乎自己畢業後可以試試做記者。
■答
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前《南方周末》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