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與D見面，模樣相當溫文。他拋出身上的標籤「中產」、「理性」、「愛分析」，跟眼前形象亦很相符，不過我們聽到後來，他回溯過去，說到某個衝動時刻，令同枱各人都感到驚訝。人總是立體的，D對他人其實懷着很柔軟的同理心，也讓他就算已過「後生仔」階段，仍保持自身吸收、演化的可能，像臨牀心理學家Chloe比喻，驟看如硬化了的陶瓷，卻原來還能拉坯繼續塑造自己。
時：7月5日晚上7:30至9:30
地：灣仔富德樓流動共學課室
問：臨牀心理學家葉劍青、Chloe、Ingrid
答：D（化名），形容自己曾是典型中產，「極端理性」，傘後開始在社區漂書，雖似是超級和理非的活動，但當中理念已有轉化。
7‧1 鬆綁了和理非想法
問：如果用顏色來形容2014及2019年，你會用什麼顏色？
答：我會用黃色來形容2014年、黑色是2019年。因為黃、藍分野從2014年開始，那時我也是很左膠的人，到2019年內心有轉化，對於社會運動，尤其用和平或暴力手段有很多反思。
七一立法會事件對我的影響很大，6‧9前我已開始參加遊行，但仍用「雨傘」的心態去做這件事，6月有段時間不在香港，去了台灣，趕及在7‧1前夕回來，遊行完後在政總外見到後生仔已經入了立法會，經歷過雨傘，又作為左膠、和理非，那一刻都會想「死喇，係咪有鬼混咗入去衝？」、「差佬會藉機話暴力」。
但後來他們在裏面所做的，真的很震撼，好記得那時在外面，我跟朋友一起收到他們傳出的一篇宣言，不是純粹撤回條例，是要取回話事權。那一刻真的完全想像不到香港會發生什麼事，因為完全未試過。梁繼平在議事堂公開除下口罩等，好多事都令人反思，他們進去以後並非我們和理非幻想的差，也有一些我們本身想像不到的可能性發生。
問：可否多說說為你帶來的震撼？
答：我相信這不止是對我自己一個有這樣的改變，是全香港有參與運動的人的一個反思，很多人討論暴力是怎樣一回事、暴力的正當性是什麼、什麼情况下可以用、不可以用。
6‧16之後我去了台灣，剛巧到訪一間書局，有賣跟台灣本土抗爭有關的產品，我買了一支高身的酒，寫着「暴民」，原來台灣抗爭也不完全是和平，「暴民」從字面解釋是用暴力的民眾，如當地原住民長期受壓迫，沒理由一個無權無勢的人受壓迫，仍蹺起手任人魚肉吧？去到某個程度，用暴力抵抗，是否合理？
問：台灣之旅，加上7‧1一落地的經歷，鬆綁了你的和理非想法？
答：我在7‧1之前一天回來。那時遊行集會仍未發展到在不同區發生，行完一個大型遊行，其實不知下一步會如何，但意識到今次不一樣。
問：你的震撼或轉變如何影響之後參與？有沒有故事可以分享？
答：2014年我在運動中有少少角色，令我不可完全自由參與每天在佔領區發生的事；到2019年，沒有任何職務、角色，純粹是市民，我便開始想，是否仍用以前的模式參與運動？
最後我嘗試一個不同的方向，讓自己有不同的角色，希望我在運動中的參與可讓更多身邊人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因為我這個年齡層的朋友、舊同學，很多都是藍或中間偏藍，我想像他們不會很活躍參與遊行示威，但如果只從主流媒體接觸（資訊），見到的很有限，我希望用第一身的角色，而又作為一個朋友，給他們更深入的資訊。有時是參與者，有時蒐集現場資訊，回家後將所見所聞寫在facebook。我覺得我有些責任給身邊不同的人資訊，令他們可平衡些。
問：這是將你自己的交情押出去？
答：他對我的信任是重要的，如果你覺得我講大話就沒辦法，如非，這會否可提供其中一個真相或角度？我一直相信，如果可以接收正常信息的話，對運動的判斷會不同，因為大部分人都是理性的，而他們現有的立場好多時是因為主流媒體沒有真正客觀的報道。
借漂書 與街坊了解議題
問：你對和平有所反思，但是否仍抱「和理非」的「理」？
答：我本身是一個中產，中產的特性就是和理非，比較功利、機會主義，好少講粗口，更少會郁手郁腳，但如果在一個多元的社會，可能很多人是粗聲粗氣，或情緒容易爆出來，人人各有不同能力。
我常說自己是個極端理性的人，見到好唔鍾意的事都不會即時爆出來，但我反思之後，就覺得自己其實是異類，大部分人情緒去到某個位，會爆出來是很自然的反應，亦不應完全排拒之後的行為。可能其他人會覺得我，「你都黐線嘅，咁都仲企喺度，郁佢啦」，社會應該是這樣，如果發生了極度不公平、令人很不忿的事，而一部分人如後生仔有些激烈行為，我覺得很正常。我現在四十多歲，如果早廿幾年遇上這場運動，十多歲的我會怎樣做？可能跟他們一樣去了前線，為何要用一個「成人的角度」去批判所有其他作出不同行為的人？
所以我對暴力的看法是，當然不可小事就用暴力，但如果去到一個大部分人都接受不到的位，暴力可能就是某些人表達其不滿的必然行為。
問：你是否2019年才有這方面的思考？我們想追溯更多，如在你的學習經驗，是否都有這種追求和需要？
答：我想是雨傘之後到反修例之間這段時間，接觸到更多不同的人。以前我真的是很typical的中產，星期六、日去商場睇戲食飯，然後跟朋友聚會諸如此類。社會運動嚴格來說是在2012年反國教才開始接觸。雨傘之後好興講深耕細作，用自己的方式在社區延續理念，之後我跟一些朋友朝這個方向看有什麼可以做，便選擇了漂書。
問：如何受此影響，放下你的「中產」、斯文？
答：一路都好斯文，漂書也是好斯文的活動，只是以前較少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但在漂書的過程必然要吹水。我們常說漂書只是工具，在過程中會就社會議題，如透過易拉架讓街坊了解，如高鐵車站原來不是很方便；一個800幾億的項目，計番平均每個納稅人畀萬幾蚊，這些資訊不是人人接觸到，都會在檔口嘗試讓街坊去看。
突破心理關口 練大咗個膽
問：要繼續做不泄氣，這對你來說很重要？
答：反國教是所謂成功過，之後參與過的運動短期看都是失敗收場，我開始有強烈感覺，是否模式本身有問題？所以到了2019年，運動氣勢真的很不同，一步步升溫，大家一起去做以前沒做過的事，所以我也會想，下一步會怎樣？還可以再做什麼？政府又會如何？有很多想像。
問：可否再分享更多那時期的想像？轉型做「朋友記者」後仍在一直變化？
答：去到11月是另一個比較震撼的時刻，我身邊有個家人當時在理大裏，感覺很切身。宣布封理大入口那一晚，我與家人嘗試入理大不果，在某一個出入口被截停，那次應該是我第一次被SS（截查搜身），那班警察當時情緒也很繃緊，他們持槍指住我們搜身，搜到一半發現我們身上什麼也沒有，才比較鬆懈，最後沒拘捕我們。我與另一個親人一起，還有其他不認識的人，一行大概6人，全部搜完身都沒事，被放行時的情境就好似戰爭片中的戰俘，他們叫我們向某一方向走，在後面一直跟着。警察像在押送我們，沿途不停罵行得慢，我很記得有一句，「你哋唔係好叻㗎咩，你哋識射箭㗎嘛，做乜行得咁慢？」當時理大有箭射出來，我想他們很介意這件事，我倒摸不着頭腦，關我咩事？
問：感受是如何，驚？嬲？
答：我當刻出奇地鎮定，後來問平時細膽的身邊人，也說唔驚。
問：是什麼令你鎮定下來？
答：嗯……可能是我沒做錯事吧。我只是想入去找我的家人勸他出來。
問：我想再擴大思考，你是否覺得自己沒做錯事就不用怕？除了那次較嚴峻的情况，會否有時都驚？
答：我覺得2019年時面對這些場面都比以前鎮定。2014年，我曾遇過類似情境，9‧26衝入公民廣場，我是其中一人，入去後閘關起來，很多警察圍住我們，那刻我成個人震晒。
問：所以你的情緒智商也演進了？
答：就像一個訓練，2019年太密集參與運動，一個星期兩三次，唔知係咪練大咗個膽，我想2019年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突破心理關口的一年，在街上見到好多不是社運分子的普通市民，大家都在做平時自己不能想像會做的事。
問：理大之後，還有什麼感受？
答：之後真正的遊行集會要數到2020年1月19日了吧，在中環的集會被中途腰斬，也是臨走時被SS，但那次好輕鬆，（警察）也沒對我們惡形惡相。搜身的警察搜完問我一句「放工呀？」那天是周末，不知他為何這樣問，我便答，「啱啱參加完集會」。然後照樣放行，明顯我們這些中佬不是目標，我們走了之後，剩下的後生仔也被拘捕了，許智峯也在場，我還親眼見許被他們撞埋牆，好粗暴好粗暴。
問：那時心態又有沒有什麼變化？我們聽到一些故事，心態上可否多說些？
答：都感受到運動開始平淡，加上疫情開始，意識到很難像2019年那樣。一路以來，我沒有因為運動平靜而很傷感，可能因為經歷過2014年後的低潮，拉好多人，中間的遊行示威可以少人少得好緊要，2019年前亦沒想像過會突然彈返上來，社運經歷高潮再有低潮，都好正常。我想是這個原因令我沒有太不開心，而且中間也看了很多書。
我也看不同的歷史，如台灣、韓國，像之前提及，我7‧1前去台灣，曾特意去看戒嚴時期的相關博物館，見到他們需要幾十年時間才有改變的希望，現在香港只是幾年時間。
共度低潮 讓同路人看見彼此
問：剛才聽你說2014年自己很「左膠」，但又入了公民廣場，雖然以今時今日看可能也算「左膠」，但當時並不那樣？
答：那是我2014年做過最激的一件事。
問：那時是什麼心態？
答：我後來回想那刻，是接近沒有思考。2014年之前，我的感覺是公民廣場是我們集會的地方，我第一次接觸社運是反國教，就在公民廣場；HKTV事件也在同一位置，對我來說公民廣場有特別的意義，一個屬於我們集會示威的地方，但無啦啦被封。突然那刻聽到「我哋衝入公民廣場」，好似同我講咁，我就跟身邊的人說，我要入去，就跟其他人衝了入去。一定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問：對於你這樣「極端理性」的人，也很訝異自己這樣做？
答：是的，那是我近年做過唯一一件比較衝動的事。記得當時感覺很強烈，公民廣場被封之後，集會示威變成要在外面的欄杆外看向裏面，我望住裏面很大一片空地，便想我們應該在裏面，而當時有呼籲是，我們一齊去攞番我們的地方。
問：你在2014年後嘅漂書也看歷史書，度過低潮期，現在又如何面對低潮？
答：漂書於我是一種工具，但到了此刻，漂書意義又不同了。我很感受到現時的社會氣氛，經過2019年之後，很多人都說參與過運動的市民是共同體，但當運動平息以後，發生很多不開心的事，我們有沒有一個機會讓大家見到對方？2019年可將運動帶入每一個社區，有連儂牆、各區遊行，當時街坊連結、互助，現在低潮時都不見了，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會很不安、失落。
我們盡量希望present自己是同路人，令他們經過時見到，還有人在。曾試過有街坊行埋來講一兩句，之後便哭了。
open mind中產 如陶瓷硬了仍可變
問：不如我們現在做迴響？
Ingrid：我以前也常常尋找這些平台，所以你說當中的失落，的確會有這樣的感覺，見到還是有人會做，聽到都覺得窩心。剛才提到經歷低潮，作為心理學家，我們都會這樣跟人說，但自己要承載低潮也不容易。我很驚嘆你有很多分析在其中，說自己極度理性，但又不是很典型，亦會感受其他人是如何。
Chloe：不少中產或上年紀的人在2019年都不斷演化。我見到他有open mind去吸收，常說中產是收成期，好似一個陶瓷已硬化成了形，但原來不是，在你身上展現的，是還可以拉坯、還可以變，還有顏色可溝落去。你很願意吸收不同的資訊再演化。
問：聽完迴響，你有什麼想補充呢？
答：我漂書並不在居住的社區做。而因緣際會，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我幫某人助選，另一個街坊幫另一人助選，選舉完後，我們做了一件事，把選舉過程中認識的一班區內街坊拉番埋一齊，開了個群組，可以有一班同路人經常聯絡，一直到現在仍維持，仍可互相幫助、打氣。
問：這是你和街坊捱過低潮的方法？
答：至少在我們的群組，我哋見到大家都喺度囉。
問：現在很多中產講移民或走難，你看你的中產社群，會否頂得住這個問題？
答：走的不少，就算曾積極參與的也（有人離開）……
問：有沒有痛心失望？
答：我又冇好痛心，如果本身立場好黃都決定走，我其實明白，反而我要說服自己為何不走。
問：那你如何說服自己？
答：我不會斬釘截鐵說一定唔走，但未去到我完全忍受不到那步，還不想走。
我始終覺得這裏要有人在，不止是年輕人，你見到年輕人在香港沒什麼機會，而我們這些有更多社會資源，而又沒有太大負擔的人，留得咪留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