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當下香港滿佈政治紅線，連出版一部繪本童話書都有可能被捕。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編著的《時代的行動者》，開宗明義談反修例運動群像，於風聲鶴唳的當下出版，不可能說不敏感。李立峯還要剛剛上庭做完《國安法》首案的辯方專家證人。
「過去一年多，問我有無壓力，其實本來是無，但自己有無顧慮都好，確實身邊開始有人會『關心』你、讚你，嘩你真的『好勇』，仲敢出書呀？你就開始想，原來這是一個你需要想的問題。」李立峯一笑置之。
《時代的行動者》從去年3月開始籌備，李立峯回想，當時還是疫情初期，亦未有《國安法》，目標是找一群學者和記者參與，編寫一部面對香港讀者、以學術探討反修例運動的著作。「編寫一部學術書，跟報刊專欄寫文章不同，起碼是一年幾的漫長過程。但好明顯，這一年幾無論環境、氣氛、形勢，其實都變得很不一樣。」籌劃至今，以學術書來說，時間算短，但香港變化實在太快。學術研究本應是大後方位置，但退避三舍的人愈來愈多，留下來的人，像自嘲經常被鬧過分樂觀的李立峯，便突然好像走得很前。「不能否認今日社會氣氛是令人焦慮的，我亦不能代表書中所有作者覺得完全安全，不用顧忌。所以你揭開本書，便見到有些作者是用了筆名，是有原因的。」
「但去到這一刻，雖然氣氛有轉變，我仍不覺得有什麼原因導致不可以繼續做學術探討。」這句話可圈可點。訪問同日，《國安法》首案裁決，被告唐英傑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成立。而李立峯答應為唐英傑上庭作專家報告，解讀「光時」口號，距今不到兩周。
蘋果倒台，港台被整頓，許多學人傳媒人，包括林行止、蔡子強都決定休筆，不再寫評論，既是迴避《國安法》紅線，亦難免心灰意冷，覺得再寫都無用，而且文章已追不上政治局勢的改變。但李立峯反而覺得，學術文章正正因為它反應較慢，時效性低，至少今日仍然有得做。
時局雖快 學術分析仍然有得做
「學術文章的 production cycle 可以很長，其特質與一般要追時效性的新聞寫作不同，它針對比較理論性的問題，而不是為了追上當刻正在發生的事情。譬如書中第一章寫傳統社運組織，就是想處理一個基本問題，在無大台、無central leadership的社會運動裏，不代表沒社運組織的蹤影。社運組織的位置，與群眾的互相溝通，誰是主導，都是理論性問題，跟2021年或再之後發生的事情無關。你可以認為這些基礎問題是脫離現實狀態，2019、2020年的香港，在學術寫作框架下只是一個案例，是可以用同一堆問題去問台灣太陽花，甚至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社會運動，它不受時效性和後面發生的事情影響。」李立峯轉念一想，接着說：「但唯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是學術文章寫到最後，你總要落結論，當觸及如何展望未來，你本身所想像的未來可能已有改變。」
《時代的行動者》的出版，除了政治敏感，對某些讀者來說，都帶點事過境遷、為歷史爭取結案陳詞的感傷。但無論反修例運動是否已告一段落，李立峯強調：「一本書不能總結一場社運，亦不是我們想做的事。任何學者都無可能寫一本書，為運動下一個definitive的結論。」他自覺作為編者，僅為著作提供一個研究方向及其架構：「一場社會運動是可以從很多方向入手研究，而2019年香港爆發的社運，最值得探討的特點，是它近乎全民動員的狀態。到2020年5月，我們都有做民意調查，結果顯示45%的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有參與過這場運動，無論是去過一兩次和平集會，貼過連儂牆，總之任何形式的參與。其實一般社運講到參與率有10%到20%已經高，而這場運動卻在大半年內有百分之四十幾的動員率，比對全世界任何一場社會運動都是相當高。」
「另一有趣現象是，反修例運動跟過去的七一、六四遊行不同，在七一、六四，你的參與身分是香港市民，但在運動裏面，會有很多特殊的社會身分，譬如有公務員集會，有記者遊行，有教師，早期一點有較少見到的牧師，有銀髮族遊行，還有母親集會，中學生拉人鏈，大家都會highlight 自己屬於哪個社會範疇、行業，又經常說有不同戰線，有公會戰線，有國際線，所以它的內部是由很多不同範疇的行動者，分不同戰線，藉此介入社運。」
而編著《時代的行動者》一書的最初設計，就是用不同類型的行動者作為切入點，再找不同記者和學者參與，各自思考和處理與社運相關而不同類別的問題，從而在學術框架下解讀整場反修例運動。「與其說這本書是要總結這場運動，不如說它想嘗試帶出一些可能性，一些思考的空間。梳理一場運動，可能對我們如何理解未來，會有着某些影響或者啟示。」
書中劃分8種行動者，包括傳統社運黨派、前線抗爭者、國際線、「接放學」的家長、中學生關注組，而最後一章，是個人認為關係最曖昧的一類行動者：新聞工作者。傳媒人士在這場社運中的角色尤其微妙，既好像有同情抗爭者的成分，但又基於職業道德，始終保持某種不可跨越的距離。
最曖昧的行動者：傳媒
李立峯強調，將新聞工作者、記者歸類為行動者之一，是學術判斷多於政治取向，而且他自己是新聞傳播學院出身，本身特別關注傳媒與社運的關係。「書中所指的行動者，不代表他們『參與社運』。如果『參與社運』指他們支持社運，所以參與的話，絕大部分現場的記者都不算，專業人士亦不算。但他們在不同moment都有各自介入社運的位置，不能說與這場運動無關。」李立峯提到，運動期間常見一大討論，就是走在前線採訪的記者算不算是「手足」的爭議，「新聞工作者固然不會覺得自己是參與，但不能否定，他們就是介入了這場社運。不計你是哪間傳媒，做了什麼，但傳媒一旦存在本身已是介入，起碼其他行動者以至警方都會因此有所反應，有無傳媒在場，大家的反應是會不同的。」
若然講傳統傳媒道德，記者雖然介入社運，但真正目的都是報道。「無論傳統傳媒、網媒、學生媒體，你拍到什麼，如何講述這場社運，如何報道抗爭事件，傳媒的介入是重要的。而譬如網媒直播，譬如新聞工作者與抗爭者之間的關係，這些傳媒現象都值得討論。」
當客觀中立的新聞操守，與個人對社運的認同有所衝突，不能並存，許多新聞工作者都心存疑問，又或者立場上受到抗爭者和警方兩邊質疑。李立峯承認很難一言撇清：「在傳統新聞理念，既要客觀中立，又要批評和監督政府，它本身都有內部張力。而在這場社運，張力更明顯，一方面你不應該take side但你知道這場運動以至其訴求，是爭取整體社會的自由民主發展。而自由民主發展與新聞工作者的基本理念相關，公民社會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新聞自由，當大家都爭取一個廣義理解下的自由民主社會，傳媒專業與社運基礎理念本身是有某種親近性。」
「但任何一個社會，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理念，都有某種政治基礎。」李立峯話鋒一轉：「如果說做新聞就要中立客觀，其實不對，並非全世界都是這樣。譬如19世紀美國新聞界就不跟你講客觀，要到20世紀初，所謂民主市場社會的出現，新聞界才開始有所調整，關心客觀性，即是說它是符合特定條件才會出現。」
中立之外 要「真」還是要「贏」？
「香港亦是一樣，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報章不重視客觀，要到80年代才開始有這套新聞理念。一來，是有新聞學院教授從海外回流，帶來自由主義新聞觀，另外就是當時香港進入政權移交過渡期。在中英爭拗之間，香港作為第三者，客觀中立突然在80年代有其特殊意義，即是你既不親中又不親英。」
李立峯認為，早在回歸之後，尤其2010年左右，香港的客觀中立政治基礎已不存在，趨勢很明顯。「在80年代，於中英兩個主權之間中立，是make sense的，到回歸早期，你都可以說在建制和民主派之間中立。但過去十幾年，權力愈來愈一面倒，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謂中立又是什麼和什麼之間中立呢？」他感嘆反問﹕「連最傳統的新聞工作者都開始質疑，掙扎亦愈來愈多，為什麼我還要客觀中立？」
客觀中立已名存實亡，而過去一段時間，焦點開始移動。「後來大家說的不是客觀，其實是真相。新聞工作者要去到哪個位置，跟抗爭者會有明顯區分呢？就是當你去問『要真還是要贏？』的時候。如果你有新聞道德，你的答案不是贏，一定是真相為先。所以新聞工作者無法散播傳言，他不能夠不嘗試查證傳言，便在未經查證之下當是真相。你可以不再講客觀中立，但不能背離真相。因為求真是ultimately要做的新聞工作。」
與新聞界相同，學術界最終所關心的事情，同樣是真相。「社會上總有負責整理和傳遞真相的崗位，令人可以充分、真實和恰當地理解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新聞、學術、教育、法律，理論上都在其中，要為社會搞清楚真相。當然我們希望以上這些都能良好運作，如果運作得差，就甚至反過來幫忙散播假消息。」
李立峯打趣說，在求真的過程中，學術界確實比較後，影響亦相對次要：「新聞有好強的時效性，學術沒有。距離上是無可否認遠過做記者，如果新聞是歷史第一稿，學術界可能就扮演第三、第四稿，哈哈。」
不是配合大龍鳳 不是有得贏才做
誠然，新聞界與學術界都是建基於某些政治基礎，才可以叩問真相。但面對《國安法》的步步進逼下，不少人都帶有悲觀的憤恨，回頭質疑新聞工作者和學者，尤其剛剛替唐英傑案做過專家證人的李立峯，即使不是假消息、散播歪理，而是真學術、認真做，都可能只是配合政治鬧劇，演一場大龍鳳，為社會帶來一個假象：香港的客觀氛圍仍然具備政治基礎條件，可以繼續做新聞工作，做理性學術研究的充裕空間。
「有半杯水，總有人見到少了一半，有人見到還有一半。」李立峯感慨說：「當然現在擺明不是半滿，可能只剩兩成、一成。還剩下多少空間，就有幾多空間，但很難完全說那個空間是零。我意識到香港人會有這種想法，但社會是否去到連講任何一句真話的討論空間都沒有？去年《國安法》推行那一刻，其實已經有好多掙扎，當你表現到完全無事，不用驚，秉持信念照做，講得太輕，確是有點天真有點傻，再極端一點，就會被人覺得你替政權塗脂抹粉。」
「但你講到煞有介事，好像一定會死，其實就只是加強了自我審查，激發大家不斷互嚇，加快死亡速度。而站在我的位置，是否真的什麼都不做？」李立峯明白，有人覺得他不應該做專家證人，為不公義的審訊做了某種權威學術包裝：「恕我不認同，那不單止專家報告，記者都不應該寫（法庭）報道，辯方律師又是否一開始都應該放棄呢，往後所有官司都不用打？做與不做，並非建基於你覺得那場官司有無得打下去，我怎會樂觀到妄想覺得專家報告可以影響裁決呢？兩年前我已經做過一次專家證人，講完一大輪都是嘥氣。」他頓了一下，緩緩說：「不是因為有得贏所以先會去做。而是當你仍然站在位置，就要承擔某個責任。有人到處去找專家證人，而你只是要下一個決定，做與不做。事情到你手，唯有盡做。心底裏怎樣想是一回事，但除非你拒絕去做，當你做的時候，就要假設它有得做。」
而之所以答應去做、而且盡做，李立峯突然說得感性：「回想 2019年示威現場，大家來答問卷，或者花時間做小組討論，香港市民幫你做研究，其實都是想自己的聲音被人聽到。既然有機會，我就想將他們的聲音帶入法庭，亦因為今日仍然有公開審訊，可以帶出去整個社會。」
「盡做的客觀效果會否只是製造假象，令大家覺得好像『仲有得做』，這就由社會判斷。我明白市民內心的那種挫折，當大家對時勢判斷變得極壞，亦不想自欺欺人。但如果本身已經負面到不得了，又怎會因為有李立峯和李詠怡做專家證人就覺得仍然有希望，正如不會有人看到有新聞工作者仍然盡做，就會覺得香港新聞自由無問題。」
「法庭有法庭的結論，社會有社會的公論。」李立峯續說：「社會是否真的失去判斷能力呢？是否真的完全無視所有公開資訊和報道，就相信一個審訊過程是合理呢？不是要你相信這個制度，而是要相信這個社會還有判斷能力。」
「我怎會樂觀」 只不過——
「其他人覺得我樂觀，是因為看到我仍然會做很多事，覺得我好像相信還有得做。」但李立峯形容，自己心裏極度悲觀，只不過當仍然留在香港，仍然坐在某個位置，「我就要有某些working assumption。不是說事實一定如此，譬如你是辯方律師，你的working assumption就是要假設官司有得打，你不抱持這個想法你根本什麼都不用做。」
「如果你的判斷已經死到一個程度，你還在做什麼呢？你應該離開，離開崗位，甚至離開香港。」他轉念又說：「但你抱持working assumption去做的時候，是否等於心底裏真的同意這個working assumption，可以是兩回事。所以，我心底裏對很多事情的判斷都比大家更負面悲觀。譬如今日香港很多人覺得要捱5年、捱10年、20年，我覺得是可能要捱200年，當社會進入一個高壓專權狀態，在歷史上，持續一二百年的情况並不罕見。」
再問李立峯，香港還有沒有條件再一次爆發大型社會運動。李立峯幾乎想都不想：「沒有喇。所以我怎會是樂觀。」說得心灰，轉眼間他卻有理性解釋：「回看2014至2019年，常說進入社運低潮。但後來我們會明白，低潮之中許多事情正在醞釀，它是一個休憩狀態，不是完全停擺。用2003七一、2014傘運、2019反修例3個時段來比較就更具體。前兩者在社運完結時，社會能量都會找到自己的逃生位置。2003之後，有公民黨、社民連的成立，有第一波網絡媒體、網台的興起，到2014年傘運之後，有青政、本民前這些本土派崛起。」但在過去兩年，尤其《國安法》成立之後，李立峯黯然發現，連一些相似的休憩狀態都再沒出現：「現在香港的壓力就是大到，社會能量無處可逃，2019、2020年之後，並不是多了政治組織，而是各個組織因為惡劣的政治環境一個接一個結束。」
「唯一仍然難以抹煞的基礎，是不忿不滿仍然存在。但可能要去到很久之後，不知多少年，它才會有某些意義。你很難想像在可見的將來，香港會再有社運大爆發的條件存在。當社會真正進入一個威權時代，絕不會是一段短時間。但我的working assumption就是要覺得有空間，空間可能很窄，不過仍然有。」李立峯淡然說：「但這真的只是working assumption，不等於我骨子裏同樣如此相信。」
學術界權威身段，有時像一個離地的安全距離。但正正是這個身分，讓他在某種假定之下繼續做、盡做，一種近乎虛無的軀力，但又很實在的行動力。樂觀或悲觀都不足以概括李立峯，只見他笑得仍然豪邁。
訪問翌日，唐英傑重判9年，坊間嘩然，但心知肚明，國安法首案，作為新時代的開端是絕對不會判得輕。卻一直想起李立峯說，悲觀估算200年。今世香港人所做的一切，無異於微木填滄海。都不過是在某種假定與憧憬下活着、推石頭上山。
■問：紅眼，中大畢業，作家，《藝文青》總編輯
■答：李立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國際傳播學協會會士。研究範圍包括新聞學、政治傳播和社會運動
